文/斯坦利
核心提示：
1、2月16日，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人再一次和世界电影站在了一起，15部华语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结果也确实符合现下华语电影的现状——中国电影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2、柏林电影节就一直是三大电影节中最特别的——它是最晚向中国电影伸出橄榄枝的一个，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台。上一次有超过10部来自中国的作品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集体亮相，还是2019年的柏林。这种缺位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柏林电影节才展开了一段“双赢”的蜜月期。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主竞赛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段“蜜月”并非因为柏林电影节的毫无缘由的“青睐”，而是来源于双方的需求正好契合。
4、当中国的作者导演们时隔3年再度集体回到世界电影的大家庭当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寻找创新方向的柏林电影节，是否可以当作一个新起点还未可知，这些入围电影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创作氛围和创作方向，也还是未知数。
十天前，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人再一次和世界电影站在了一起，15部华语影片亮相柏林本足以令人期待，结果也确实符合现下华语电影的现状——“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是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差，我自己看电影的世界好像渐渐消失了，不再是我以前看电影的世界，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这样说好像很大胆，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是本届评委香港导演杜琪峰的一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直面惨淡事实。
入围的15部华语影片也走完了在柏林的征程，其声量和影响力还远未到值得庆贺的时候。
其中，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有田晓鹏导演在春节档上映的《深海》，春节前在爱奇艺播出的张大磊执导的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以及他拍摄的短片《我的朋友》，这三部作品分别入围了新生代单元、剧集单元和短片单元。
另外，还有《亲密》《小晖和他的牛》《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一时一刻》《火箭发射史》《明天比昨天长久》等片，在短片单元、新生代青年单元中亮相。
而在所有华语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影片，当属入围主竞赛单元的电影《艺术学院》《白塔之光》，以及入围全景单元的电影《绿夜》和“遇见”单元的《雪云》。
电影《艺术学院》已经是动画导演刘健第二次征战柏林电影节主竞赛，他的前作《大世界》以独具风格的视听与强烈的讽刺风格，在全世界动画领域都是独特的存在，代表华语动画电影首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电影《白塔之光》同样是张律导演第二次进入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在《漫长的告白》于2022年上映之前，他主要都是在韩国进行作者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可能只被影迷群体所熟知。
随着这部讲述发生在北京的宿命般的故事的亮相，意味着张律导演将创作重心再度放回到中国。
有走进来，也有走出去。
电影《绿夜》是曾执导过《汉南夏日》的导演韩帅的最新作品，主演亦是中国影星范冰冰，不过这个项目却是由中国香港资本投资，另两位主演也是韩国影星李珠英和金英浩，是一部中国、韩国班底联合打造的国际合拍片。
在电影《绿夜》的发布会，阔别许久的范冰冰久违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问及这几年的变化，范冰冰称自己当中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性，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现在很好。
谈及表演，她也表示对自己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五年没有演戏，所以要用自己120%的能力全身心地去完成这个角色，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导演的信任，对得起所有期待我的人，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但电影《绿夜》本身的关注度，还远没有范冰冰自己的高。
实际上，“遇见”单元本是柏林电影节最新成立的一个全新的竞赛单元。
与韩国知名导演洪常秀的新片《在水中》一同入围的，是中国导演邬浪执导的处女作《雪云》。
作为首部入围该单元的中国影片，能看出其在视听探索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新意与突破。
票房复苏，也得让世界看到中国电影
在疫情三年中，中国电影由一个把“影视寒冬”挂在口头讨论的行业，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特困行业。全年票房从2021年的470亿下跌至2022年的299亿，连历史最高的2019年的一半都比不上。
随着疫情的过去，触底反弹、强势复苏，成为许多行业在2023年的关键词。刚刚过去的春节档，似乎也在用史上第二好的67.66亿票房，去证明观众都回到了影院，电影并没有被抛弃。
如果国内票房成绩的提升主要是商业大片的胜利，那多部影片入围欧洲三大影展，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作者电影在全球艺术影响力上的提升。
但上一次有超过10部来自中国的作品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集体亮相，还是2019年的柏林。
那一年共有12部中国电影入围，但遗憾的是，也出现了令世界影坛震惊的“技术原因”退出的问题，主竞赛单元中的华语电影只有《地久天长》在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上有所斩获。
而由于《少年的你》和《一秒钟》因“技术原因”选择退出，在海外电影节圈层，引发了许多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担忧的讨论。
此后三年里，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除了《隐入尘烟》之外，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中国电影的身影，华语电影长片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严重缺席。
这种缺位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表面上，这可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作者电影行业受到疫情影响确实严重，不仅整个商业院线市场的活力严重降低，更让难以直接带来投资回报率的作者电影失去生存空间。重要的作者电影在考虑发行市场以及进行合作时，容易直接忽视华语市场与中国主创。
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最近几年的中国电影人失去了与世界电影体系进行连接的重要桥梁。
欧洲三大电影节除了评奖、展映，也是重要的全球性电影交流盛会，入围主竞赛自然是巨大的荣耀，也能令全球电影市场中的玩家看到来自全球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作品的魅力。
华语片的缺位、中国电影市场的萎缩，令中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对电影这样需要合作的创意产业来说，世界级的电影节可以带来的资源与合作机会难以估量。
大量的经典影片的合作，是在电影节的酒会、餐厅、咖啡店里、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创意思想碰撞而产生的。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说，也错失了许多展示的机会。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大师们在这两年欧洲三大主竞赛单元上的错失，反倒让在短片单元崭露头角的中国更年轻一代的创作者获得了更多关注。
陈剑莹执导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和黄树立执导的《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分别获得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和戛纳酷儿金棕榈最佳短片，也让大家对他们的首部长片备受期待。
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最佳舞台
从2019年第69届柏林电影节的12部华语作品入围，到2023年第73届柏林电影节的15部入围，为什么给华语电影搭建与世界电影沟通桥梁的总是柏林电影节？
柏林电影节与华语电影的关系紧密由来已久，标志性事件，就是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主竞赛最佳影片金熊奖。
作为中国第一个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奖项，柏林电影节好不吝啬地给出了最高的荣光。
但在此之前，柏林电影节就一直是三大电影节中最特别的——它是最晚向中国电影伸出橄榄枝的一个，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佳舞台。
早在1965年和1971年，戛纳和威尼斯就已经在不同单元放映过中国电影，但直到1975年，中国电影才第一次登陆柏林，《沂蒙颂》和《草原儿女》在展映单元亮相。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柏林电影节才展开了一段“双赢”的蜜月期。
这段“蜜月”并非因为柏林电影节的毫无缘由的“青睐”，而是来源于双方的需求正好契合。
对中国电影创作者来说，如何伴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让当下的中国文化、中国电影被世界电影体系看到，这股需求极为迫切。
对柏林电影节来说，作为“欧洲三大”中最年轻的一个，此前因为美苏“冷战”上的政治需求，不得不与另一阵缩减营的合作范围。
这一政治导向，令其在1980年代左右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若不找到新的增长点难以为继。与刚刚开始与全球电影接轨的中国电影优先建立友好联系，有利于其在世界电影节权力体系中重新建立权威。
毕竟，电影节的价值，正是“发现”与“定义”。而赶上这一波“蜜月”的，这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
从中国第一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的《燕归来》，到中国第一部获得金熊奖的《红高粱》，8年时间里，共有5部中国电影入围。
也正是从1988年起，柏林电影节成为“第五代”导演成功登陆国际舞台的重要桥梁，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等著名导演的作品，都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过提名或荣誉。再加上在1989年首位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的中国导演陈凯歌，他们几乎构成了那些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全部形象。
正是以柏林电影节为主阵地，加上戛纳、威尼斯的助力，“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的声望远超以《芙蓉镇》导演谢晋、《香魂女》导演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
柏林电影节与中国电影之间的“蜜月”，确实让当时的西方电影世界对尚有些神秘且封闭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第五代”导演在柏林电影节之外，继而收获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的青睐。
虽然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出现时，这样的“蜜月”已经进入尾声，欧洲三大电影节之间的派系、风格的划分也远没有过去那么泾渭分明，但柏林电影节依然是华语电影入围、获奖最多的一个。
它不仅为《小武》《十七岁的单车》提供了机会，也陪伴着华语电影人一步步的成长。20来年里，还有更多华语导演的作品，比如，《孔雀》《图雅的婚事》《苹果》等，都在此获得嘉奖甚至大奖。
进入新世纪，东方文明与东方美学对世界电影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作者电影也已经探索出了多条完全不同的艺术道路。他们根植于本土，利用国际电影节，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播出去，融入并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世界电影的美学体系。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华语电影人与柏林电影节的关系并没有减弱，反倒在波动中逐步稳定。哪怕到了最近的十年，柏林电影节也将多个大奖给予《白日焰火》《推拿》《长江图》《地久天长》等华语影片。
另外，柏林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人的青睐，并没有因为其本身政治影响退潮、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而分道扬镳，一直在予以重点关注，而中国电影人也一直将柏林电影节作为影片在全球跑影展体系的重要的起点，持续为选片人送上优质的影片。
2022年因为制作原因遗憾错过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艺术学院》，导演刘健与制片人杨城也在2023年选择去到柏林电影节，再续《大世界》的前缘。或许《艺术学院》将有机会在奖项上有所收获，再度彼此成就。
对全球电影市场来说，疫情带来的冲击依然无法忽视，而作为老牌电影节，欧洲三大电影节也必须寻找着新时代电影的未来。
戛纳已经选择过《寄生虫》这样的类型片，威尼斯也将荣誉授予过《无依之地》《美人与流血事件》这样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具有纪实性的影片。对柏林来说，华语电影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在近三年，贾樟柯、娄烨、刁亦男等具有极高国际知名度的导演暂时没有新作问世，刘健、张律、韩帅都是目前可圈可点的具有极强风格的作者导演，再加上十几位拍摄短片的新生代导演，将其作为新一代“柏林系”华语作者电影群体看待也未必不妥。
虽然，在中国内地的疫情封控政策结束和这15部影片的主创涌入柏林电影节后，这场世界电影人的盛会让我们看到希望。
但中国的作者导演们时隔3年再度集体回到世界电影的大家庭当中，彼此陪伴30多年且仍在寻找创新方向的柏林电影节，是否可以当作一个新起点还未可知。
这些入围电影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创作氛围和创作方向，也还是未知数。
中国作者电影的复苏，“路漫漫而其修远兮”，柏林，或许是开始，但远远不是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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