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没有“反对”“支持”将失去意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与“开放”成了最主流的两种社会趋势。大量社会现象就像新物种一样，或野蛮生长或相伴而生。其中有一个物种，虽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但一直生机盎然地生长着，就像生态圈里的维生素，是维持社会生态健康正常发展不可缺少的成分。这个物种就叫“反对者”。
“反对者”出现，彰显民主色彩
每年全国两会上，对于“一府两院”的报告，都有不少人大代表投反对票，尤其是“两高”报告，有时会得到数百张反对票，其背后是对某些工作的不满。各级各地两会上，这样的“反对票”也是司空见惯，这些用民主法治方式表达不同声音和主张的人大代表，都可以算得上彰显民主色彩的“反对者”。
回溯新中国历史，不同意见的表达者早就存在，而且曾经盛极一时。比如被称为人大“最好历史时期”之一的1954年—1957年，代表们的发言多有批评，扮演“反对者”角色的大有人在。195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163位代表发言，其中大多数是提批评意见的。为此，周恩来总理还决定在人大会上“作一个郑重的答复”。
2012年7月13日中午12时01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因癌症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5岁。潘家铮院士生前是中国唯一一位院士科幻作家。潘老仙逝，他的科幻小说还在慰藉后人，尤其是他的那句“反对者对三峡贡献最大”已成为经典，“正是他们的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方案做得更理想、更完整，质量一期比一期好。”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因争取异地高中考而成为“教育权不公反对者”的上海居民占海特、坚决生下第二胎要求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杨支柱、河南“平坟运动”反对者赵克罗、屡屡起诉“铁老大”霸王条款打公益官司的反对者郝劲松……
“反对者”不是“反抗者”、“反动者”
不管承认不承认、重视不重视，“反对者”就在那里，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他们始终不会消失，就像影子，没阳光的地方虽然看不见，却依然隐形存在。
“反对者”不是“反抗者”，也不是“反动者”，它只是对立统一的世界里面“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反对”则“支持”将失去意义，没有“反对”则一元的世界将失去生机。
对于这一点，老祖先早就深谙其中之道。唐朝的柳宗元曾写过一篇《敌戎》，一反常理，对人们习惯思维里的“敌人”进行了新的解读和认识：“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翻译过来就是：大伙儿都知道敌人是我们的仇人，却不知道敌人很多时候会带给我们好处；大伙儿都知道敌人会加害于我们，却不知道敌人常常也会带来很多利益。
这种思想在当下商界可谓最为流行，就像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竞争者”往往就是你的“敌人”，你的“反对者”，比如三星之于苹果、远大空调之于格力空调、百事可乐之于可口可乐，没有反对者哪有创新的巨大动力以及追求卓越的信念。
再往小了说，家庭里的父子关系、婆媳关系，朋友之间的诤友直友，批阅试卷的老师和学生，讨价还价的商家和消费者……“反对者”无处不在，构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充满张力和丰富内容的社会生态系统。所以，大多数时候，“反对者”、“竞争者”、“敌人”和“建设者”、“推动者”存在很大的交集，就仿佛手指，展开来长短不一，握起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拳头。
为“反对者”创建法治轨道
“反对者”对于一个社会正常健康的生态建设来说，其必不可少的意义已是常识，但囿于中国数千年传统集权思想的影响，“反对者”很多时候找不到法治意义上的合法落脚处。一面是利益诉求多元化、诉求表达普遍化，另一面目下的法治框架和平台还不能提供完全的合法便捷通道，两种矛盾的激化就导致很多“反对者”要么剑走偏锋，要么打擦边球，甚至无路可走下只能无所不用其极，各类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等都是这种矛盾爆发的深刻反映。
多年来，我们对“反对者”已十分熟悉，可如何给“反对”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一个通畅的沟通机制，这方面还存在大量短板，假如不尽快补齐，不将这股潮流引入一个合法的轨道上，恐怕未来的社会治理会遭遇各种严峻挑战。这种未雨绸缪和轨道建设，正是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此类建设不外乎以下几个路径：一个是重视民间社会建设，在各类社会组织的营建和发展上做好文章，让大量社会问题和公共话题依靠社会这个空间来消化，比如市场经济里的假冒伪劣、不当竞争、坑蒙拐骗，可以利用高度自治自律的行业组织、舆论监督进行规范。社会建设的最大优点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设立一个矛盾缓冲区，这样既能让政府腾出更多精力去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也能让大量矛盾纠纷依靠民间治理与智慧获得解决，大大降低社会成本。
另一个路径就是司法渠道，桥归桥路归路，社会层面无法解决的纠纷矛盾就应进入这条轨道。因此，必须彻底解决打官司贵、打官司难的技术性问题，彻底解决公权干扰司法独立的根本问题，让仲裁、诉讼、协商、合法博弈成为化解各类矛盾最普遍正常的方式。其次还有丰富舆论表达权利的路径，用可操作易实行的法律来保障公民的表达权、批评权、监督权，莫让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利在现实中屡屡遭遇肠梗阻。当然，公开透明的制度氛围、律师在社会裂缝中的黏合功能也是轨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像出行一样，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利益诉求、权利受损或者意愿表达，成为一个“反对者”，当他们期望到达目的地时，会有很多出行选择，民间机构、司法渠道、舆论监督、律师救济等等就是公交车、地铁、出租车、自行车，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工具。当这样一个绿色通畅的交通系统越发达，“反对者”就越能成为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的积极建设者，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正能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对者”
全国人大的第一张反对票
1988年3月28日，七届人大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生于台湾、具有传奇色彩的政协委员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讲了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发言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虽然周谷城还是当选了，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现反对票。
1988年，黄顺兴还提议设立代表秘密投票处。因为投票的代表座位挨得很近，投票结果邻座都能看到，侵犯了代表的权利。他的建议立即被采纳。黄顺兴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剥夺。这一条也写进了人大议事规则。黄顺兴还提议，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他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类似现代国家的国会，国会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记者是少不了的。”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接受了他的意见。
“反对者”参会前上网看民意
2006年12月15日上午，长沙市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召开，24名正式代表及3名旁听代表参会，结果，12人“同意”，14人“原则同意”，1人“反对”。唯一的反对票来自长沙第三机床电器厂的一名女代表——张正。“最近，我在红网看到一些民意机构对本次水价调整的调查率，其中反对率为64%，另外36%的市民也不完全赞成。”她手拿话筒，略显紧张。“开会前，很多工人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我提提意见，希望维持水平或涨幅小点，现在我代表他们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她说。
苦于轮不到发言，代表扔瓶子传递态度
2009年12月8日的哈尔滨市水价听证会上，一瓶矿泉水划过一道弧线，飞向主持听证会的哈尔滨物价局副局长杨慧。虽然没有言语，但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像一个肢体动作，表达了强烈的态度。那是现场唯一反对涨价的消费者代表刘天晓苦于轮不到发言，情急之下扔的瓶子。谁料那一扔，竟然扔得天下闻名，舆论称其为“2009中国百姓维权第一扔”。
南京的三次“保树”运动
1999年秋天，南京市瞻园路上一排有着50多年树龄的梧桐树面临被砍伐的厄运——理由是扩路。某媒体记者打电话给一位有号召力的老学者，老学者立刻联络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的8位教授。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已有一棵大树被锯。8位教授联名向市政府上书，此事被《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知晓，于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华东版上，以《这些大树不该砍》为标题的报道赫然刊登在第14版的头条上。树最终保了下来。
2001年，沪宁高速公路通车后不久，为了让下了高速即进南京城的汽车有个快速通道，中山东路中山门段的六排梧桐树被命砍掉四排。结果二十几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国家建设部，要求“手下留情”。建设部部长亲下南京了解情况，同意专家们的建议，“砍二排保四排”，否则取消南京绿化城市的资格。
2011年，南京地铁三号线将迁移超过600棵行道树的消息，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名人黄健翔积极行动，吁请一批微博名人关注，同时呼吁孟非、乐嘉以及在南京读过书的导演陆川，关注南京地铁移树。不久，时任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强调说，南京市将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树木的移植、审批、方案的公示,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程序和机制也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加强，“相信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首次立法听证，超七成代表反对
2005年9月27日举行的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立法听证会。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举行的首次立法听证会。参加听证会有28名陈述人、18名旁听人、13名听证人。按照听证程序，28名陈述人作陈述发言。其中，2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公众陈述人吸引了众多目光。最后，只有8位对1500元扣除额表示赞同，超过70％的代表提出应提高至1600元、2000元甚至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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