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女人不止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生活在古越文化和楚文化交汇处的湖南省江永县的她们，还是自己的仓颉——当地女人们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女书”，并使用至今。
“传女不传男”是女书身上的标签，也让它长久以来隐没在史书、方志之外，这些只由撇、捺、点、弧、圈组成的女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学界发现。即便对女书的历史成因学者们还没有定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江永女性在那个年代挣扎求生时，通过女书相互扶持，这里承载了沉甸甸的女性生命。
在这个国际妇女节，潮新闻记者在湘南山区的江永古城里，看到了让世界惊叹的女书和它背后的文化脉络。
隐蔽的女书
每天，只有两班T字头火车从永州市开到县城。几千年来，这里都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不到30万的人口中，六成是瑶族。
走在江永县城，能在咖啡杯上看到女书，也能在门店标志上看到它。这些字很漂亮，字体倾斜修长，娟秀清癯，像柳叶、也像月亮，有一些，还能隐隐看到汉字的影子。
用女书写着“江永”的咖啡杯套
在这个偏僻的县城，女书一直以不起眼的方式生长。
“女书是表音文字，一共800多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个当地方言的读音，不同的汉字如果在方言里读一个音，那就用同一个女书字代表。”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庆福说，女书的传承有多隐蔽？出生在江永县隔壁县城的李庆福，在童年时期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就有熟悉的女性亲戚会女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江永女书被中南民族大学专家学者首先发现挖掘之后，我再回头看了看我的家乡，发现了有的刺绣、被褥上，都有女书字。”
女书为什么诞生在这里？多民族聚居的江永，早前曾深受瑶族社会普遍存在的两性平等观念影响，“即便是现在，多数江永家庭里，依然是母亲的地位最高。”
在不同民族文化风格迥异的影响下，边缘感、性别冲突、认同危机让江永女人们更留恋亲密无间的女性团体。
于是，同年出生、长相脾气相近的女孩结成了“老同”，这是相伴一生推心置腹的结交姐妹。
2011年，李冰冰、全智贤主演的《雪花秘扇》，就讲述了当地这样的故事。
江永女性早早就有了自己的“妇女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被称为“斗牛节”，名为“斗牛”，实为姑娘会友，参加的都是未出嫁的成年姑娘，每人凑出着钱和食物，一整个村子的姑娘们开心地度过一天。
而当男孩子们有条件上私塾，女孩子们被固定在女红刺绣、相夫教子的路径上之后，缺少教育条件的女人间用女书交流的土壤便诞生了。
“我不会写女书，但我会唱。”在何渊村，吴龙玉面对潮新闻记者的采访，很自然地唱出了自己编的关于儿子去世、生活困苦的歌。
对于农村妇女而言，女书、女书歌不能分开，女书既是文字，也是她们平时哼唱的歌谣。
女书歌还发展出了坐歌堂哭嫁的习俗，有姑娘出嫁时，共同生活多年的老同、姐妹们回想在一起度过的岁月，都有很多心里话要说，或是往事的回忆，或是离别的叮咛，或是对今后的祝福，姑娘们用哭嫁的形式，唱出自己的心声。
把女书写给世界看的人
女书是怎么被传承下来的？在何渊村，见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的84岁何艳新时，潮新闻记者没有从瘦瘦小小的她身上看出和同村的农妇没有什么不同。
这位年纪最大的女书自然传承人，和国内外多位学者合作，出版了女书词典，翻译了多篇现存女书作品，在国外的讲座、展览上将女书文化带给不同观众。
在祠堂前的何艳新
而她的前半生，就是底色悲情的女书的具象化。
何艳新1岁半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何艳新和外婆相依为命。
“外婆是君子女。”这是江永对那些能写会读女书，并且品行端庄女红优秀的女子的尊称。
何艳新还不到5岁时，外婆就用毛笔沾着墨水，在何艳新的小手上写下几个女书字，“你出去玩时，要记得看。”何艳新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了女书。
每当村子里有姑娘出嫁时，那些新娘子的女性亲戚们就回围到何艳新外婆家，请求会写女书的外婆替她们写下“三朝书”。当姐妹出嫁时，她们用“三朝书”作婚嫁贺礼，写下祝福、叮咛为妇之道，也抒发婚后天涯相隔再难聚首的伤感。
三朝书
每到这时，就是外婆最伤心难过的时候，她总在拿起笔的时候就落泪。
“外婆，你为什么哭啊？”年纪尚小的何艳新很好奇。
“你还不懂事，等你懂事的时候你也会哭的。”
19岁时，妈妈给何艳新许了一个同村人家，没人问过她本人，没人和她商量，她只是被告知。
何艳新看见山上的白色小羊，被主人抱着，送给邻居家。她就是那只小羊，她用女书歌轻轻地唱出自己的心绪，唱给飘过的云听，唱给阳光听，阳光温暖，黑夜来临，阳光不见了。
老的、少的，一家十多号人，生活的压力，一年比一年重地压在她身上。“从出生，到那时，没有多少快乐的事情。”何艳新也知道任何快乐的事情与坏事情一样，都不会长久，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来到，她轻轻地唱起外婆最喜欢的那首女书歌《花山庙》，那么长，一句句，一声声，每一个节奏，每一个字，她竟然全没忘记，她唱着，眼泪哗哗地流，她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每次外婆在写“三朝书”时都会哭。
1997年，何艳新在日本做了一场女书讲座，回国后当晚，丈夫去世了。没有男人的日子，她继续种了四亩田，五个孩子要养，“你们说，我能不老吗？”老人总是感叹自己比同龄人显老。她见过世面，见过生命初始的流光溢彩，见过缤纷落叶的生命。
“我最喜欢女书的一个字是‘花’。”何艳新说，因为每年的“斗牛节”，都能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看到春天里盛开的花，那是她最怀念和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光。
没有了土壤的传承
“女书真的像一条纽带。”35岁的江永女书非遗传承人胡欣每个月都会到何艳新家里探望她，接近50岁的年龄差在她们的交流当中不存在障碍，“我们说一样的方言，写一样的女书，唱一样的女书歌，何艳新不像我的长辈，她在我面前总是笑嘻嘻的，我们的交流就像姐妹。”
胡欣的工作，是让通过女书而结成的姐妹越来越多。
这位年轻的女书生态博物馆馆长每天要为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讲解女书，空闲的时候，会拍下自己书写女书的视频，发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中，“一帆风顺”、“春暖花开”、“静水流深”这些吉祥话很受人欢迎。
“现在的女书传承，已经没有何艳新老师当年学女书时的环境了。”胡欣很清楚，女书歌的旋律，以及“三朝书”中让人落泪的经历与相思情，是女书在女人们吐槽般交流中的纽带，更重要的是，会读女书首先得学会当地方言，对于人口仅30万，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工作的小县城来说，女书学习的基本盘太小了。
女书生态博物馆里开有免费的女书学习班，每年暑假是最忙碌的时候，来自全国的游客都能在这里学习写女书，“当然没法教会他们完全掌握女书，但是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知道一些祝福的字词怎么写，总能让人对女书充满兴趣。”
女书生态博物馆
为同样的目标在付出努力的还有63岁的何跃娟，曾是当地小学副校长的她，退休后在江永创办了“女书”意象艺术馆，何跃娟把女书带进更多的课堂，另外，和女书相关的扇子、手帕、布袋等文创产品，也是她把“女书”和文旅融合尝试。
何跃娟参与编撰了《君子女》，书中收录了各种“女书”文化作品，“传递‘女书’文化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简单的‘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去传播。”何跃娟说，“更要把女书的影响继续传递给其他接触‘女书’的人。”
年轻人们怎么看待女书？
武汉传媒学院大四的黄同学将女书作为自己毕业设计的选题，在江永呆了三天，录下了6个小时的采访素材，“之前在纪录片里看到过女书，我也专门买了相关的书，但实地了解后，发现它和我之前概念中的女书仍有不同。”原本定下的毕设主题方向修改了几版，而女书的意义在她心里更丰满了。
在女书生态博物馆的门口，潮新闻记者看到了几拨打扮精致、带着专业相机的短视频团队，美女主播在镜头下和大大小小的女书元素互动，即便这是并不涉及女书历史脉络的“风光速写”，可这又何尝不是用传播最广的方式，书写专属于中国女性的女书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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