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传敏 | 文
90岁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走了。中国互联网上，怀念文章扑面而来。
这是相当罕见的，尤其是中日国民感情渐冷的今天。官方、舆论界对这位90岁的老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怀念和赞誉。中国外交部表示哀悼，称他是“全球知名企业家”，“为推动日本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舆论界则总结其一生，怀念其与中国深厚的关联，回顾其思想和金句……
他的一生堪称传奇：与创办松下的松下幸之助、创办本田的本田宗一郎和创办索尼的盛田昭夫等并称为“日本经营四圣”，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晚年用两年时间让一个破产企业重新上市；他也是“四圣”中著述最丰的思想家。
翻看报道，我注意到日本的“四圣”都是伴随日本经济奇迹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日本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四圣”，如果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奇迹做些对照，会有什么发现呢？
日本经济奇迹和中国经济奇迹
日本经济奇迹是从1950年至1989年，共39年。
尽管二战前的日本经济很强，但经过战争的消耗与摧毁，导致经济倒退25年，一片焦土下的国内生产指数跌到冰点。
转折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为美军的军事补给基地，经济经过5年多的恢复开始起飞。70年代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80年代则在人均GDP上连续超越英国、法国和美国。
数据显示：1950～1989年日本GDP年均增长6.7%，经济规模增长近13倍。
1978年，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年其GDP为1495亿美元，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排名全球134位，外汇只有1.67亿美元。
2017年，中国GDP达到12.31万亿美元，相比1978年增长了82倍（用人民币计价则增加了200倍），外汇储备余额达3139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按不变价计算，中国GDP规模在39年间增长了33.5倍，年均增长率为9.5%。
同样是39年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于日本，GDP规模扩大的倍数也高于日本。
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John Ross）还给出了主要大型经济体在20世纪高速发展时期的数字：
美国增速最快的39年是1933～1972年，其GDP增长660%，年均增长5.0%；
德国增速最快的39年是1946～1985年，其GDP增长820%，年均增长5.5%；
英国增速最快的39年是1950～1989年，其GDP增长170%，年均增长2.6%。
中国的增速和亚洲四小龙相比，仍然最为突出：
1950～1989年，中国台湾GDP年均增长8.8%，即经济规模增长近27倍；
1952～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3%，即经济规模增长近23倍；
1958～1997年，中国香港GDP年均增长8.1%，即经济规模增长近21倍；
1951～1990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长8.1%，即经济规模增长近21倍。
罗思义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经济增速。
伴随日本奇迹的“经营四圣”
1950年，松下幸之助56岁。他是在24岁时创办松下的，经历了战争的洗礼。1950年以后的近40年间，他四次问鼎日本首富，1965年2月成为美国《时代》的封面人物。在他去世的1989年，松下电器的销售收入达6万亿日元（比1955年的220亿增长了273倍），近440亿美元。
1950年，本田宗一郎44岁。他在2年前创办了本田公司。他是一位技术狂人。靠着出色的新品研发，1959年本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连松下幸之助都过来参观。本田60年代开始进军汽车，继续走技术路线，先研发发动机。本田汽车大获成功，畅销美国，本田宗一郎也成为第一位进入美国汽车名人堂的日本企业家，他的塑像与“汽车大王”福特并列。
松下幸之助的崇拜者盛田昭夫1946年与好友井深大成立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1958年正式更名为“索尼”（SONY）。在上世纪70年代末，盛田昭夫主导的随身听风靡全球。1989年，索尼以50亿美元天价（其中16亿是承担债务）买下哥伦比亚影业（Columbia Pictures）。那时的索尼是日本技术创新的典范，发展的神话，也是乔布斯的偶像。
1950年，稻盛和夫才18岁。9年之后，他创办了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名京瓷Kyocera），仅用了十年功夫就成为世界500强，在精密陶瓷材料领域做成了世界第一。1984年，52岁的稻盛和夫二次创业，创办电信运营商DDI（现名KDDI），2007年，KDDI也进入了世界500强。他还写了《活法》《干法》《心法》等30多本畅销书，不断在全世界分享他的经营哲学。
如果将“日本经营四圣”做一小结，他们都具有以下特点：
一、投身于制造业，是日本实业界的代表；
二、将创办的企业打造成为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世界500强；
三、经营思想在海内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他们是企业的创始人，有数十年的创业和管理经验。
谁能入选中国“经营四杰”？
既然日本经济奇迹的40年出现了“经营四圣”，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40年，谁能堪称中国“经营四杰”呢？
这是个颇具挑战性和敏感性的话题，因为我们的国情、体制和文化，不可能称企业家为“圣”，但是称他们为“杰出者”，是应该的。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必然需要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必须依靠一批有雄心、有思想、有杰出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要走向世界，也需要形成中国的商业哲学并借助企业家群体进行全球传播。
如果参照日本“经营四圣”的三个标准——制造业、全球化程度、海内外影响力，加上是企业创始人，笔者首先从2021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中筛选出前100强作为基础，然后剔除其中的能源、钢铁、重化等生产资料领域，得出如下名单（根据企业规模排序）：
华为任正非、联想柳传志、吉利李书福、海尔张瑞敏、美的何享健、小米雷军、新希望刘永好、双汇万隆、格力朱江洪、天能张天任、比亚迪王传福、TCL李东生、海信周厚健、雅戈尔李如成、长城汽车魏建军。
这些企业家中，能在某一产品领域做到世界水平（世界前三，且有相当比例收入来自国际市场）的有：
华为任正非、联想柳传志、海尔张瑞敏、美的何享健、小米雷军、双汇万隆、比亚迪王传福、TCL李东生。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营四杰”，可以在他们中间产生。如果以改革开放40年为尺度，再考虑到他们的管理思想、观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笔者认为，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雷军、王传福、李东生可以称为“经营六杰”。如果再继续筛选，那就见仁见智了。笔者可能会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这四位企业家。
中日企业家的比较
乍将中国企业家和日本比较，许多人会觉得很不适应。在不少人意识深处，我们一直是西方的徒弟，徒弟怎么能和师傅相提并论呢？
长江后浪推前浪。当年盛田昭夫是松下幸之助的迷弟，却与后者并肩并成为乔布斯的偶像。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也与企业家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也可圈可点，尽管当年他们也曾是松下、盛田和稻盛的粉丝。
有人会说，中国这些企业，除了华为之外，在技术路线上与“日本四圣”比差远了，其全球化经营水平也赶不上“四圣”。的确，日本的本田宗一郎一生拥有470项发明和150多项专利；盛田照夫依托合伙人井深大卓越的研发，用不少创新产品征服了美国；而京瓷61年维持盈利的原因固然是稻盛和夫独特的经营思想，但其对划时代技术的创造和应用也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鉴于中国市场的庞大，以及处于经济后发阶段的事实，中国企业一开始更偏向于国内市场耕耘，而且在技术路线上没有日本当初进入世界市场的迫切性，但中国市场也是跨国公司群雄逐鹿的市场，竞争是相当充分的。中国企业家能在国内市场将跨国公司一步步逼退，并勇敢进军全球市场取得佳绩，值得赞赏与推崇。
近几年来，联想在个人PC领域几无对手，2021年出货量占据了全球24.1%的市场份额，超出排名第二的惠普2.4个百分点。虽然它没有布局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和CPU，但要说其没有技术能力肯定是在侮辱全球消费者的判断。海尔则在权威机构的统计中连续13年位居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公司创始人张瑞敏还在商业管理思想上有重要贡献——提出“人单合一”管理哲学。TCL在李东生的率领下不断变革创新，不断向上游和核心领域进击，总能以耀眼的方式在新领域新行业站上潮头。至于华为任正非就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成为众多中外学者研究的对象。
总有人以各种理由忽视中国企业家的成就：他们的成功主要是时代赋予的机遇；他们一直靠跟随和学习，鲜有重大创新和技术成果；他们更多是靠营销经营的商人，在商业思想的世界贡献上乏善可陈……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然而，每个国家的企业家都有其所处的特殊时代，每个企业家都有其面对的幸运与困难，一批中国企业家能脱颖而出，纵横时代三四十年，绝非幸运论、机遇论可以一言蔽之，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独特思想与创见。如同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本田宗一郎的“三个喜悦”、盛田昭夫的“以人为本”一样，任正非的“两本”（消费者为本，奋斗者为本）“分钱”“灰度”“冬天”等思想，柳传志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张瑞敏的“人单合一”模式，李东生的“持续变革”追求，也有着长远的意义。
鉴于长期的文化和商业环境影响，中国企业家将低调、审慎作为自己的处世理念，大多不愿意社会和媒体的目光对准自己，也不愿过多分享商业思想。尽管赢得消费者主要靠产品和团队，但跨国经营的核心是文化的驾驭，品牌走向世界更需精神情感的表达。
企业归根结底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经营哲学和思想则是组织与管理的核心与灵魂，亦是品牌得以吸引消费者的底层基因。因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弘扬企业家精神，同时，每一个有志于全球经营的中国企业必须重视核心价值观与经营思想的总结、升华，并在更多国家积极分享——就像稻盛和夫先生晚年所做的那样。这也是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财经作家，高端品牌实验室发起人，著有企业史、经管类书籍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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