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辞别饥饿感、无力感,沪漂青年分开上海后漂向何方

2022-06-02 19:07:02 来源:网络

| 2022年6月1日0点,上海,大批市民涌向外滩,图为市民畅饮欢庆。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陈小田

主编|苏杉

6月1日的凌晨,李希彤在微信上看到上海的朋友通宵去压马路、喝酒,他们终于等到了“解封”。而此刻,她早已离沪,经过了“7+7”的隔离和居家观察期。在5月底,她还吃了一顿久违的麦当劳,买了一张livehouse的演出票,方才觉得“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回来了。

李希彤今年29岁,去年留学归来找工作,求职意向是传媒公司或者外企。上海这座被称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自然成了她最理想的工作地点。但从今年3月初抵沪后,两个月时间,她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现在,她只想留在老家,找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业余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再好好规划今后的生活。

5月15日,她成为了离沪返乡潮中的一员。离开当日,上海虹桥站发出了12趟列车,有6000余铁路旅客乘离沪,5天以后,这个数字超过了10000人次。

“车上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李希彤告诉风动。

风动记录了三位离沪年轻人从上海封控开始、到离开的经历,试图还原那些本计划在上海定居、发展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去其他城市的心路历程。

被打乱的职业规划日程表

离开上海,本不会出现在这几位年轻人五月的日程表上。

李希彤到达上海那天是3月5日,一个星期六,她拖着行李住进浦东区一个中档小区的短租房,此刻她已经得到了几家上海公司的面试机会。那天,上海通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8例。根据过往处置本土疫情的情况,这座城市似乎总能高效控制住零星的新增本土新冠病例,保证城市正常运作。

短租房住一个月,租金要3300元,李希彤只打算暂住几天,再找一间租金在3000元以内的长租房子。

当她开始找房子的时候,便发现有些小区因密接而整楼封控,看房的计划一再搁置。这时正好有朋友的室友要搬家,李希彤于是打算搬去合租,但还未等到搬家,那座楼也因为疫情封控14天。不久后,她所在的小区也封闭了。

到了3月30日,事情开始脱离她想象中的轨道,上海市实行全域静态管理。

| 2022年3月31日,上海市,疫情防控下街道空旷。图源:视觉中国

同样因为疫情的经历,选择离开上海的,还有22岁的应届毕业生张晔。4月初,张晔在一周里海投了200份简历,为的就是在上海找到一家可靠的公司,先安定下来。

张晔读的是广告传媒专业,海投之后,最终拿到面试机会的公司都不太合她心意。除了一家画廊的可转正的实习岗位,让她心动,哪怕这是一个收入水平偏低的行业。

“整个艺术行业在上海都是一个非常低薪的状态,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张晔告诉风动,她曾经在上海一家美术馆实习,对艺术行业一直有浓厚兴趣,如果没有疫情,这张offer对她而言是进入行业的好机会。

可是,艺术行业正是受疫情重创的行业。她接下实习工作时,画廊的线下业务已经完全停摆,她的工作只剩线上运营,几乎每周一天甚至半天就能完成,业务量让她担心工作的可持续性。张晔问了美术馆工作的朋友,对方直言,发不出工资了。

“本来钱都少,又发不出工资,我不是要喝西北风?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生存保障了。”张晔说,她不敢考虑艺术行业了,打算在画廊实习结束后,便不转正。

今年刚在香港高校研究生毕业的卢婧,则原本计划在春招时赶往上海,没想到因疫情防控被困在了半路。

来上海之前,她已经拿到了几家香港企业的offer,可是她的第一选项还是上海,并且打算今年落户上海。

卢婧在上海度过了4年本科学习生活,主要的交际圈子也在上海。她对上海的印象概况为,开放包容、好玩、有活力、文明程度高。在香港念书时,她时常向香港朋友夸赞上海。在香港时,她时而还会梦见自己回到了上海的街头——在永康路晒着太阳喝咖啡;晚上和朋友去酒吧跳舞;骑单车在淮海路四处逛,看漂亮的梧桐树......

2月中旬,卢婧折腾了整整三周,才从香港通关进内地,为的就是赶在春招时回到上海,此前,她甚至连在上海的租房都安排妥当了。因为没买到直接到上海的机票,她先到深圳隔离21天,隔离结束时,上海出现了疫情。

朋友劝她先别回去,她取消了机票,直到现在,卢婧还滞留在深圳。过去的两个月,她一直关注着上海新闻,朋友们也会说起在上海的经历,期间她几次唏嘘,“我待了四年的城市,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卢婧和深圳的朋友出去玩,看着对方刷朋友圈都是笑哈哈的,而她的朋友圈全是上海疫情消息,甚至连朋友圈都不想刷了,“有些滤镜被打碎了”。

六月一日后,上海看起来恢复了往日的热点,但卢婧已经不打算回上海了。上海企业的HR给她发消息,她没再理会。

年轻人如何衡量去留

李希彤居住的房子,在浦东新区,那是上海最早实行全区严格封控管理的区。她所住的小区从3月19日起,便实行封闭管理。

这是一套三房合租的短租房,李希彤住在面积最小的房间,床铺和置物架之外,只够摆一张比笔记本电脑稍大一些的桌子。

封控期间,她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这个空间内渡过,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渐受到影响。

4月以来,李希彤都只能通过社区团购来购买日常用品,物资紧张时,居委一度设定了团购白名单,居民不能购买名单以外的物资。李希彤时常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饥饿感,几乎吃完每一顿饭后,还是会觉得饿。

饥饿感之外,还有无力感。李希彤感叹,在封控期间,生活变得只能依赖别人才能持续,从应急用品到饭菜,都依赖各个团购团长。这种无法自我掌握的生活,令她长期处在不安之中。在封控持续了一个月后,她开始频繁失眠,加上每天在网络看着各种坏消息,几乎每隔一两天,沮丧、焦虑的情绪便会爆发一次,她对着电脑,却什么都干不了。即使睡着了,很轻微的动静便会惊醒,早上也醒得特别早,最多睡六个小时便再也睡不着,而且起床后,时时伴随着耳鸣。

李希彤原本在面试的工作,虽然得到了offer,但薪酬和待遇并不如意,她的预期薪酬在1万2千元左右,以上海的生活成本来看,这一预期并不算高。如果她留在广东佛山的老家工作,也能拿到8千左右的月薪,还不用租房。但她更看重职业发展前景,在上海有机会进入大公司、外企,她认为在开拓眼界和积累经验的层面,上海更有吸引力。

这些分析都是基于这轮疫情之前,困在出租房两个月后,她开始担心企业恢复的速度,以及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使她想要决定离开的,还有精神状态持续变差——到5月中旬,上海预备分阶段复商复市,而李希彤的小区已经被允许居民到楼下散步,但她反而变得连门都不想出。

除了特殊时期在上海的经历以外,无力感让不少年轻人失去在这座城市奋斗的动力。

张晔老家在福建的一个三线城市,她记得,刚到上海上大学时,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就是繁华和有格调。有一年,她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上海做了好几份实习,大概是从那年开始,她便打算毕业后留在上海。

上海的文化和生活吸引住张晔,行人都打扮得很精致漂亮,她还喜欢到外滩一带走走,看大广告牌。隔了一年再回家,她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土”。在张晔眼中,上海总是光鲜的,从建筑到大家的穿着,从广告牌到商品,都很亮丽。但是,她心里也有矛盾的地方,她知道这些亮丽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的阶层,“我想留下来,想变成跟大家一样,可以享受这些东西,虽然我不是这阶层的人,但是我想加入他们。”

| 在上海街头走猫步的女孩。图源:东方IC

最近两个月,她看着各种上海的新闻,听朋友讲封控在校的经历,到后来她自己也被困在宿舍里,感觉到在上海的生活充斥着不稳定感,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又会出现什么新状况。

4月下旬,张晔所住的宿舍楼实施了7天足不出寝的规定,她的寝室没有饮水机和卫浴,最严格的时候,上厕所和洗澡也要根据学校安排排队。规定放宽后,学生每隔三天才能到宿舍楼相连的空地走一走,平时也是不能离开所住的楼层。

张晔想象过,如果自己已经在上海工作,遇到这种规模的疫情的话,她是否经受得住上涨的物价——大学刚毕业,拿着8千到1万的工资,交完房租后,还有没有钱吃菜,一个月光吃泡面能活下来吗?

她想起在外滩一家美术馆做志愿者时,每天骑车会经过一条路,路的右边是高楼大厦,左边是老旧简陋的平房,这两种影像同时出现在一条街的两侧。

她作了一个比喻:在一座城市歌舞升平的时候,哪怕富人有100块钱,穷人有1块钱,穷人虽然只有1块钱,但靠着1块钱还是可以生活的。然而到了非正常的状态,富人也受损,也许只有50块了,但是穷人可能1块钱都没有,就活不下去。她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没有多少积蓄的毕业生,就像是比喻中的“穷人”,当不可控的意外事件来临时,毫无风险抵御能力。

5月离沪:50%信息收集能力、30%的财力、20%的运气

在全域静态管理后,上海各区的公共交通逐步停运,马路也设置有对应的关卡,长距离的出行只能依靠出租车和持通行证的司机,与此同时,离沪航班班次和火车车次也大幅减少。

这些离开上海的年轻人,告别的时刻也是困难重重。

“我每天买三、四班飞机的票,到后来,我已经不在意能不能中转回广东,能走就够了。”青岛、大连、重庆、南宁,这些都是李希彤买过的目的地,买票如同押宝,她想着,只要其中一班飞机能顺利起飞,哪怕到达后无法中转,只能集中隔离,也可以在隔离后回家。

可是,她每次收到的都是航班取消的通知。于是,她干脆把行李全打包好,只买隔天起飞的航班,一买到能飞的就立刻走。有一次,她买到隔天中午12点起飞的票,已经到居委办好离开证明,到了下午3点,航班还是取消了。这时距离起飞不足24小时。

| 李希彤被取消的航班记录。受访者供图

买票和航班取消的反复循环持续了大约两周,李希彤用疯狂来形容当时的状态,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机票。到后期,她连自己买了去哪的机票都记不清了,也没有去核实退费,“取消,退票,退完之后再买。”当时还是5月上旬,每天从上海出发的高铁只有少数几班,车票也早已售罄,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买票攻略,大多是依靠黄牛购票。航班持续取消,李希彤也考虑搭高铁,她开了三个抢票软件,同样是每个目的地都抢,各种候补选项、VIP全部加满。

5月12日,李希彤抢到了一张开往合肥的高铁票,这是一趟加开列车。正在规划合肥中转时,李希彤的朋友突然来告知,将要放出直达广州南的列车,她转而盯着这趟车放票,最后成功买到了5月15日的车票。

5月中旬以来,随着上海的恢复,上海发出列车的车次在增多,但是,加开列车的消息没有专门的通知,只能通过购票系统查询,没有朋友提醒的话,李希彤甚至不知道还有这趟车。据央广网报道,每天的列车车次、方向是动态变化的,上海铁路部门会每天根据上级的调度命令,办理当天在虹桥站的上下客业务。

李希彤回忆,当时火车上看到的乘客,大多数是年轻人,她觉得这也和信息收集能力有关,懂得使用互联网、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更有机会在那段时间买到火车票。

事后她想到,如果消息不够灵通,最令人担忧的后果是“流落街头”,因为离沪人员在离开社区时,往往需要承诺在疫情结束前不回社区,这意味着一旦离开小区,便无法回到原住处,可是离沪航班或列车取消、错过时间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她记得在虹桥火车站外,看到有人只买到候补车票,就已经跑到车站了,万一无法兑现的话,便可能陷入两难,还有人错以为48小时核酸是从报告时间起算,导致核酸报告超期,无法进站乘车。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回想起离沪的经过,李希彤如此比喻。在临行的前一天,她的焦虑到达顶峰。那个上午,她一直在打保障专线出租车的预约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下午时终于预约成功,一小时后又被告知无法派车;而可以接客的私家车司机则要价高达2000元。

她做好了拖着行李步行六公里到公交枢纽站的打算。最后,经过不断交涉后,李希彤说服居委给她的邻居开证明,允许邻居用车送她到了公交枢纽站。

张晔也在5月中旬买到了加开列车的车票,不过紧接着的“一道关卡”就是,“要怎样到达火车站,路上已经没有交通了。”

上海市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市内各区的公交逐步停摆,到了5月10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均停止运营。市民出行主要依靠疫情保障的出租车和有通行证的司机,再者就是共享单车。

当时,张晔手机上全是关注离沪消息的微信群,群组已经多到分不清,里面不时会有出租车和接送司机的消息。还有两个同学和张晔一起离校到火车站,他们最初联系到一个有通行证的司机,开价800元,虽然平日同样路程只需要100多元,但他们觉得还在可承受范围,便交了定金和离校申请。

但事情却没那么顺利。离校申请要求司机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司机并不同意,后来张晔才发现,大多数的司机担心被冒用,都不愿意提供。两天后,张晔才通过介绍联系到愿意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的司机,这次费用涨到了1000元。

很快他们又从辅导员处听到新的状况,这个司机通行证上的发证单位电话是一个传真号码,无法打通,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离校申请不通过。

“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各自分头重新找司机,在各种渠道找,然后每个人都找了几个司机,到最后我们自己都乱了,到底要跟哪一个走,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张晔回忆说。

紧接着他们再次听到新的规定,还需要在校外找到一个住处,规定缘于学校担心学生离校后,无法按计划离沪,继而“流落街头”。距离出发日期只剩两天,辅导员给了他们一个通融的办法,通行证电话无法拨通的话,提供司机在系统中把通行证调出过程的录屏也可以。

即便买到车票,离沪的路途仍充满未知,包括:离校申请能否通过、司机是否能顺利接送,等等。

在出发的前天晚上11点,张晔同学坐的车在路上被拦下,通行证也可能无法通过。而她自己将要在隔天清晨6点出发。这一整晚,张晔都没有睡觉,一方面是害怕早上起不来,另一方面是实在睡不着。张晔一直盯着群里的消息,当晚凌晨4点,会有一批同学坐大巴离开,她想知道这批同学能不能顺利离开;等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她看到直接骑单车去火车站的朋友说,因为没有社区接收证明而被拦下。张晔更紧张了,因为老家的政策比较宽松,不需要特地办接收证明,所以她也没有办这一证明。

最终,当晚要离开的同学都顺利走了,她也在第二天如期回到老家。

在他处开启新生活

从隔离酒店离开后,李希彤还需要7天居家观察。她一个人住进了家人找的空房子里,但失眠的问题仍然在持续,虽然已经离开了封控区,独居在家的感觉,仍然像是此前两个月封控生活的延续。

有一天晚上,她煮了一个面做晚餐,因为风扇很久没用,一打开,灰尘便吹到碗里。她看着这碗面,突然感觉到,它和在上海时煮的晚饭简直是一模一样。她马上把面倒了,点了一份麦当劳,在吃着汉堡、喝着可乐时,才有种“缓过来”的感觉,“好像每个人在解封后想吃的清单上,都有麦当劳”。

居家监测最后一次核酸结果出来后,李希彤立刻买了一张livehouse的演出票,在演出现场,看到观众们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听到激动时,会跟着跳舞。眼前的一幕,李希彤只觉得奇妙,是久违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 livehouse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她开始在老家投递一些国企岗位。当她还在纠结是否离沪时,曾经咨询生活在上海的表哥,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上海找工作,她想的是现实问题,解封之后,经济、就业机会能多久恢复。表哥给她的回答是,在国内疫情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可能更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生活,以及过怎样的生活。如今,她也首先选择生活,而不是事业。

四月时,张晔通过了一家广州的文化公司的第一轮面试,但是因为她一直无法确定到岗时间,对方无法开始第二轮面试,后来这岗位也已经招到人了。离开上海的第二周,这家公司突然又联系上她,另一个部门还有空缺,在面试后,她幸运地拿到了offer,准备在六月到广州工作。

卢婧此前还没有拒绝香港公司的offer,五月中旬,她决定不再回上海后,便准备入职香港的公司。她觉得,可能再过一年,她仍然还会想念上海,还想回去见一见,不过那个时候,她只是一个游客了。

本文系凤凰网风动工作室原创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李希彤、张晔、卢婧均为化名,部分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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