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城镇化：理想照进现实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按照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时代周报记者费丽婷发自北京
58幢五层小楼规则地排列着，外围一圈门脸房的新玻璃门闪着光，学校、卫生院、村民活动中心配套健全。气派的中心广场上，一块四五米长、一人多高的巨石上题着大字—“六和新村”。
这里是涿州市义和庄乡著名的“六村联建”项目，是河北省农村新民居项目省级示范点。按照当年的设想，里渠、邓渠、东大兴庄、四柳树、古城和刘家园6个村的1165户、4100名村民将于2012年入住这个“看上去很美”的社区。然而，如今已是2014年8月，村民们仍未迎来上楼之日。
资金，成为困扰六和新村建设的最大问题。原本计划投资9.76亿元的项目，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亿元，但工程完工仍遥遥无期。
六和新村遇到的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政府大包大揽、大拆大建，完全靠土地融资来完成城镇建设的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新城镇化是否应交由市场来主导完成？
遥遥无期的搬迁
“五年了，当年按人头分的房，现在村里人都死了好几个了，新房还没搬……”邓渠村村民王大爷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
2009年，义和庄乡传出消息，说要拆迁盖别墅。为了提高村民的积极性，乡政府还组织了几个村的村民代表坐着大巴去外地参观。“当时大家去看的那个地方，社区里都是几层的小别墅，特别的好。”有村民回忆。“乡里还拿出模型来给我们瞧，都是两层的小别墅。当时跟大伙儿说的是，一家一个院。”王大爷一看，这政策不赖啊。
根据2011年涿州市出台的《涿州市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规划》，未来的涿州将有一个中心、5个组团、49个特色风情小镇。由义和庄乡的里渠、邓渠、东大兴庄、四柳树、古城和刘家园六村联建的六和新村即是规划的首批项目。
当时的拆迁补偿方案是“30+10+20”：30是每人无偿分得30平方米住房，10是每人可再以成本价购10平方米住房，20是免交20年物业费、取暖费。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签的。”村民李大叔回忆，当时为了鼓励村民配合政策实施，政府想出了奖励措施：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村民可以优先选房。在2011年10月19日前签协议的，还可获得补偿款总额5%的奖励。
时代周报记者在这份协议上看到，除了新房面积、补偿款数额等信息，并未说明安置房是别墅还是板楼，入住时间也没有明确承诺。
没过多久，村里忽然传出消息，说由于别墅占地面积太多，新社区全部改建为五六层高、一梯两户的小板楼。不少村民感觉被忽悠了。
即便如此，王大爷仍乐观地想，虽然与“一家一个别墅”相去甚远，但老两口可以住上60平米的楼房，旧宅拆迁还能获得4万多元补偿款，至少比现在条件好，也就接受了。
然而，村民们的让步却没能让搬新家的日子早点到来。“去年就说能搬，‘七一’搬不了‘八一’搬，又说‘十一’搬，年底搬。结果到现在也没搬成。”村民赵大姐心热了又凉了。
当然，也并非所有村民都期待上楼。
“愿意迁的都是困难户，比如我有三个儿子，二十多岁该娶媳妇了，盖不起房，这种愿意。但条件好的，自个儿本来有个小院，盖点小房，住着多舒服。再有钱的就去城里买房了，也不愿意住那新村。”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自己也不愿意搬，无奈要给老百姓起带头作用，不得不搬。
遇到不愿意搬的村民，他还要“负责拿下”,“这工作可不好做。比如那会儿让签字，村民提条件说三年搬得了吗？这都第五年了还实施不了，怎么让人相信啊！”
资金困局
不仅对何时搬迁缺乏信心，对于上楼之后的生活，很多村民同样心里没底。
“我们村离新楼近，有的村离这5里地呢，他能上楼住，再大老远种地去吗？把六个村弄一块，我感觉有点‘大跃进’了。”王大爷当了一辈子农民，他想不明白，离开了土地，这农民还怎么当。
事实上，在六和新村规划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各种需求：回迁楼设计成了五层半结构，最下面半层是每户的车库和地下室，用来存放农机具和各种杂物；平房都带一个小院，搬上新楼后，为了给村民提供活动的空间，小区里建设了大型中央广场；为了存放收获的粮食、圈养的牛羊，社区设置了仓房和养殖场……
在涿州关于城镇化的规划中，对于农民上楼后的“四个收入”也有明确规定：除了拆迁补偿款，还有经营性收入（农民土地反租倒包所得地租收益）、工资性收入（旧村拆迁后土地和旧宅基地复垦发展农场经济，农民到农场、企业打工所得工资）、政策性收入（免交20年物业费和取暖费），以及养老保障。
“农村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缺钱，但农村有丰富的宅基地资源。”义和庄乡党委书记付伟辉此前表示，六村联建之所以能推动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拆旧建新腾出了大量土地，既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节约利用，又利用国家“占补平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把节约出来的土地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再通过“招拍挂”，置换出资金用于六村联建。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种种规划并未顺利实现。原先许诺的养殖场和晒粮场等配套设施，如今“连地方都没选好，更甭说建了”。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在村民之间也早就流传开了。
“现在按说都弄差不多了，回迁的都能搬了。但里面上水下水都不行，哪儿哪儿都冒水，工程质量不达标。”赵大姐说。
更有村民称，由于被拖欠工资，自去年起，工程施工队的民工中已有两人跳塔，一人跳楼。时代周报记者在河北省网络问政综合服务平台上看到，有工程队投诉六村联建工程承包人钟某某拖欠千名民工工程款共计8200余万元。
作为河北省农村新民居项目省级示范点，六村联建项目最初的投资是9.76亿元。据悉，如今投入已追加至14亿元，但完工仍是遥遥无期。从村民到政府工作人员都心中有数：工程一直没有完工，正是资金链出了问题。
政府包办之弊
资金问题的背后，正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进程容易引发的弊端。过去最常见的城镇化模式是“政府大拆大建，搞房地产，搞造城运动，然后大投资，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指出，政府投资正是这么多年来诸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由于政府主导城镇化，靠征地、融资搞城市建设，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粗略计算，2007-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征地和拆迁的比重已经达到4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刘守英在2013年的“中国改革论坛”上指出，中国当前城市化模式是靠征地推动的，好处之一是成本比较低，二是推动的速度快，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一是政府跟农民之间利益冲突严重，二是土地的出让出租、土地的抵押、融资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政府完全靠土地的融资来完成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尽快改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压缩“公权”领域，扩大“私权”领域，让市场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推进要素的市场化：一是给城乡居民以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形成劳动要素市场，使各类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二是改善资本市场，减少政府用行政力量扭曲资本市场；三是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
除了政府政策层面的偏差，执行过程中的低效，是更容易受到老百姓诟病的问题。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表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低透明度、监管不力、个人权力过大等诸多管理弊病，还给与政府投资关系密切的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这也导致某些政府官员热衷于政府投资。
回到六和新村项目上，“那会儿说我们这是第一批，弄好了还有别的村接着弄第二批。第一批就这么费劲，好多事儿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在前述那位村干部看来，这就是城镇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政策是真好，下面具体实施是真不行。”
“（六和新村）这问题，你能给反映到李克强总理那吗？”采访最后，村民王大爷和时代周报记者开了一个心酸的玩笑。
（实习生白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河北某村民：5银行贷款利率 年前按人头分房 现在人死了几个还没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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