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明星曾一年送50多个孕妇打胎,如今不愿再谈

2018-08-08 18:31:58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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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为迁善小区办公室对外来务工人员查验《婚育证明》

在历史的各个节点上,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随时代的脉动跌宕浮沉,只是无人自知。

文? 韩茹雪

编辑? 容与

图? 视觉中国

见到季方珍,是在一场骤雨过后。

麦田积了水。76岁的老人,正把一棵棵倒伏的麦苗从泥水里捞出来,认认真真地扶正,顺带一把揪掉杂草。

她穿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暗色外套,带着垫肩,小臂上戴着套袖。虽已头发花白,她在麦田里仍然手脚利落,行动迅捷,好像越做越有力气。

她被街里街坊称为“季主任”。从季方珍1964年就任江苏如东县岔河镇土山村妇女主任起,这个称呼跟了她半个世纪。

“最有权力的女人”

在如东岔河镇乃至整个如东,季方珍声名赫赫。火星试验室寻访她时,一提“季方珍”,镇上居民中好多人都立刻说“知道知道”,热心指路。

季方珍是当地最早一批响应国家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妈妈。

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刚提出“一对夫妇一对孩,三个孩子多一点”的口号,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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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前,国家的号召还是多生孩子。莫言在《蛙》中描述:“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

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想。但江苏如东计划生育政策一出,初中毕业、只生了一个女儿的土山村妇女主任季方珍,不顾家族的反对,带头做了结扎手术。

女儿还没有断奶,季方珍就参加了县市组织的计划生育宣讲团,以切身体会在县内外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宣讲最远到过离家两百多公里的南京六合农村。

据《如东日报》记载,季方珍的宣讲,“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应”。1972年,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栗秀珍到如东来视察工作,亲自接见了季方珍,给了她很大的鼓励。

以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实行严格一孩生育政策,专门的计生队伍建立。到了基层,在现成的组织结构内,妇女主任成了村里的“计生员”,是每个村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实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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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村村民刘福林说,那时的季方珍,是土山村“最有权力的女人”,管理着村里人最看重的传宗接代大事。

和季方珍同时期的计生工作者,声誉不能算好。为完成计划生育指标而出现的执法失范案例,不少见诸媒体报道:把超生家庭的粮食搬空、家什砸烂;强制堕胎、强制节育引发暴力冲突,跨省抓捕“超生游击队”等。

但在季方珍这里,一件都没出现过。几十年之后,村里人还会说,季主任“心肠好”。

把一般人眼里“逼人打胎”的角色做到这个份儿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年,从土山村到岔北医院的八里路,留下了她无数道自行车辙痕。几乎每年,她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带着村里“额外”怀孕的妇女,奔医院去做引产手术。村民们记得,有一年送了50多个怀孕妇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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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2岁的土山村村民李德旺有一个独子,是1977年出生的。他告诉火星试验室,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怀上二胎会被要求终止妊娠。

李德旺夫妇俩怀上二胎后,最初想着,躲过去,就能生下来。但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怀孕4个多月时,村里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发现了情况,报告给了季方珍。

季方珍到了李德旺家里坐下,和颜悦色地帮他算账,“生二胎是要罚钱的,按政策规定得交四五千块钱”。当时的李德旺夫妻都在生产队,一年家里总共也就能挣200块钱,家里积蓄全部加起来也就四五百块。

那是一个春天,衣衫轻薄,李德旺却越听心里越沉重。他的妻子在一边哭,俩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孩子“留不住了”。

又拖了十来天,季方珍又一次来到李德旺家里,用自己的自行车,驮上李德旺的妻子,送到了岔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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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方珍在村民眼里是个讲理的人。干脆利落,但不硬来,总是尝试讲道理说服人。加上江苏如东推行计划生育在全国都是早的,差不多十年时间,当地人的头脑里“计划”“不超生”已经渐渐生根。他们尊重季主任的权力,也适应了只生一胎的政策。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当时,全国只有10地获此称号。如东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计生红旗县。

那是计划生育为国策的时代,也是季方珍的黄金时代。她工作努力,成效显著。接近季方珍的人对火星试验室回忆说,“本人赶巧是独生子女(妈妈),在当时吃香,被地方干部捧起来了”。

1983年至1988年,季方珍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是如东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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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5年,季方珍退休,光环仍在。《如东日报》2010年3月4日刊载的《六十年见证人口变迁》中,她总结自己的职业:“我把一生交给了计生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我没有遗憾!”

“就是想把我写坏”

然而现在,季方珍拒绝谈及“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事业”。面对火星试验室的采访,她亲自下厨做饭菜招待,热情闲聊,但一提计生,就立刻翻脸。

她如今的日子,在和街坊打牌、侍弄麦田中消磨。她的生活,曾经和外面宏大的世界息息相关,现在好像毫无关联。和普通农妇唯一的不同,是她自费订阅了一份《工人日报》,每天仔仔细细从头读到尾。

看似平顺的生活里,有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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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就是想把我写坏。”季方珍这样判断媒体对她的关注。

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全面二孩时代来临,季方珍生命里,最有意义也给她带来最多尊敬最大荣耀的事情,好像突然变成了徒劳无功。对于国家,这是历史的转折和选择;对于个人,那个世界倒塌了。没有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由于她计生明星的身份,四世同堂三代单传的家庭结构,和如东“国家计生红旗县”老龄化严重的背景,季方珍成为躲都躲不过去的报道对象。

她提到,此前有媒体写自己“一家六口,至今挤在两间平房里”,特别愤怒。她家明明是一幢二层小楼,有七八个房间可以住人,季方珍说“这是抹黑我们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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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方珍居住的岔河镇土山村图/韩茹雪

季家的客厅有个一人多高的白色玻璃柜,正对门口,里面摆放着绿植、红酒、飞机模型。季方珍职业生涯中“数不过来”的荣誉证书、奖状,没有一样在这里示人。

曾经奋力书写的辉煌被时代揉皱,消耗,甚至霉变了。季方珍不想再提往事,“那些和我都没关系了。”

但当记者提出,如东档案局有一份对她的个人介绍,季方珍表示想看看。她两只手托着手机,遇到看不清或需要滑动页面时,她会微微示意请求帮忙。她把这份对自己的介绍,从头到尾、原原本本看完。

季方珍告诉火星试验室,她并不是专门的计生干部。她的工作单位是妇联,后来到了人事部分,最后是从纪检部门退休的。退休工资每个月5000多元,足够安度晚年。

她介绍说,基层计生队伍多的是像她一样的“计生员”——事实上,她们并不计生系统的编制里,却分管计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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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试验室问她:“当年受表彰带大红花吗?”季方珍眼睛里有微微的笑意散开,却没有答话。

“让生也不生了”

季方珍家的独特意义在于,这个当年的计生标兵,她的独生女张季红,如今也负责计生工作,但工作内容已截然不同。

张季红现在是如东县岔河镇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站长。相较于季方珍那一代以“不让生”为主要工作内容,计生工作到了张季红这一代,变成了“劝生”:向育龄妇女普及现行的生育政策和各种优惠,劝大家生二胎。

“但你让人家生,人家也不一定生,我们都是以宣传服务为主,生孩子自主性强,跟以前计划生育指标不一样了。”如东县计生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火星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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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白方路,不同年代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岔河镇计生站的工作人员配置是3人。一连三天,站长张季红都去执行治理污染任务,她的办公室大门紧闭。

相比过去的“不让生”,如今“劝人生”难度更大,怀孕、生产、生下来得照看,还要考虑上学等一系列事情,而且无法像禁止多生一样去“监督”。所以,这一代计生员多只能张贴宣传海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进行普遍式的宣传。

“计生红旗县”在这方面也走在前列。2014年3月28日,江苏正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如东在此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单独二孩”的审批工作,计划将再生育一孩的审批时限由45天压缩至20天。

56岁的李桂兰和季方珍住在一条街上。1990年李桂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来得早了4个月。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生育二胎至少间隔5年,在电子器材工厂上班的她去做了引产,因为“不打胎会被开除”。

她1992年才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儿子还没结婚,女儿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也不打算再要二胎了,“让生也不生了,多养个孩子压力太大。”李桂兰说。

年轻一代中,少子化的生育文化已经形成。放开“单独二孩”的2014年,如东县卫计委对全县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逾2.8万对夫妻进行统计,有生育意愿的仅有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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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2014年3月单独二孩实施到2015年10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如东全县共审批单独二孩申请193件,选择生二孩的夫妇不到0.69%。

2017年末,如东县常住人口出生率6.83‰,人口死亡率8.72‰,人口自然增长率-1.89‰。

与岔河镇相邻的掘港镇计生站,大门紧闭,玻璃门上贴了告知“计生站已撤销”,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日。

门口两侧分别挂着醒目的黑字长牌,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另一侧是“如东县掘港镇世代服务中心”,一把锁,锁在中间。

这里原本有1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为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做B超和引产手术,同时负责独生子女补贴落实、生育宣传登记等。在倡导独生子女时期,这里人流如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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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掘港镇的计生工作已转交给镇卫计办的4名工作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生育登记、惠民政策(如独生子女补贴)办理以及宣传。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的卫计办顾主任告诉火星试验室,掘港镇计生站原来“做b超什么的,人可多了”,政策变化后,原来的计生人员分散到了镇一级事业单位的其他部分。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

同样冷清的,还有如东县卫计委办公室。“计生办(现改名为“卫计办”)没人了。”县卫计委一名工作人员说。目前,县一级真正做计生工作的只有两个科室,总共4个人,“事情没有那么多了”。

卫计委位于如东行政中心12层,是最高层。往外看去,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行人不多,街上最常见的是三三两两的老者。而在季方珍劳作的更广阔的如东乡村,田间地头也多是蹒跚老者。

如东谋求发展。“掘港新城活力高新创业福地”的宣传条幅遍布县城环道。而在计划生育年代,公路边上高高矗立的是“全国计生红旗单位”宣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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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县城原来立有“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牌子的道路,如今被新的标语取代图/韩茹雪

对如东来说,过往的辉煌,是不愿提及却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2014年,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在“计生红旗县”的殊荣之后,再次高频走进大众视野的如东,成为一个过去时代的标本,并在之后的几年间,被一次次地解剖和分析,成为对计生政策反思的典型。

“我的内心是抗拒的,(如东)不需要再有这方面的宣传了。”如东县计生委的工作人员不希望采访计生话题。

他告诉火星试验室,打开网络搜索“如东”,排在前列的都是“计划生育”、“老龄化”等标签,他认为,如东有更多值得报道的内容,“别抹黑如东”。

但现实又无法辨白。如东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早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17年。如东,则是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县。

据如东统计年鉴,2017年末,如东60岁以上人口有32.9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3%。国际通例,一个国家或地区,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7%时,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东的村落静悄悄,道路上鲜少见到行人,田间多是沉默的老人在劳作。纺织、健身器械制造、成衣加工等工厂散落在如东,工人们大多在4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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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通,探访中国人口老龄化比重最高的如东县,曹埠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图/视觉中国

计划生育30多年来,据当地官方保守统计,全县少生近50万人。

“来一个政策我执行,执行得好我有错吗?”如东县计生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达了他的困惑。

不过,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知名人口学家周长洪告诉火星试验室,老龄化的第一个原因,不是计划生育,而是寿命延长。

联合国人口司曾在《年度人口发展报告》中提出,老龄化是值得拥抱和欢呼的。长命百岁本就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随之而来的巨大社会挑战不容轻忽。

同时,生育率降低,使老年人比例相对上升,间接推动、加速了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是两者并存的作用结果,所以压力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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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养老中国》视频截图

季方珍一家六口,上有90多岁的老母亲,季方珍和丈夫都已年过70,和独生女儿、上门女婿以及独生外孙一起生活。

家里唯一的年轻人是大学毕业两年的外孙。他在南通念完大学后留在那里工作,但不久后就回到了老家土山村,在离家一里地左右的工厂做财务工作。

他提到,本科毕业前曾想过去国外念书,但最终作罢。讲这话时,他正站在家门口,院子里三位老人在忙碌,他们的年纪加起来有250岁了。

这个男孩并不畏惧自己面临的养老压力,他说,“身边大家都这样,没什么特别的压力”。

2018年3月27日,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挂牌,正式取代了卫计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此退出历史舞台。从计生委到卫计委再到卫健部,全国的计生系统自上而下调整适应着社会发展。

如东县这次没能紧跟时代步伐。岔河镇计生机构门外挂的仍然是“人口与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计生站)”的牌子,掘港镇计生办事处的门口挂着“计生办”的标识。“听说上面已经改名叫卫健部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牌子)。”工作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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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如东县掘港镇计生站大门图/韩茹雪

2018年7月中旬,辽宁传来生育政策新的探索:生育二孩由家庭自主安排,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福林、李德旺、李桂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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