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厕所看书才是正经事啊

2023-08-04 03:23:48 来源:网络

爱书之人,从来可以是任何人。爱读书的人,也不只在书桌前读书。比如,厕所阅读的流行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如厕时读书,不只是我们密而不宣的习惯,也是古今中外都有人严肃讨论的事。原来小偷也读书,甚至读书“雅”贼还能和被偷书的文人成为朋友......

下文摘选自《担头看花》,从钱锺书《容安馆札记》谈出恭看书,雅贼窃书又回访,到“不必读”书单、康德散步考辨等学人掌故,作者陆灏的这几篇读书札记透出外松内敛的寓言般感悟。他还引用叶圣陶与俞平伯书札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这段话是叶公对俞老言及书法的高下:“弟以最低浅之观点言之,佳书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在你看来,好文章、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否也跟本文作者意见相通,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

01

出 恭 看 书

《纸还有未来吗?——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论文集,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印刷文化史中诸多关键概念,如手稿、纸张、广告、装帧、索引、选集等展开讨论,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结论部分引了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对他儿子的建议:

一个绅士应该是一个善于安排时间的人,不会浪费生命。即使能召唤他去饭堂进食,他也可以在此间隙读一读拉丁诗人的作品。比如,他买了一本《贺拉斯诗选》,撕下几页,随身带着读。他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作为祭品送给克罗阿西娜。 (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160页)

最后这个词“克罗阿西娜”,译者加了一个脚注:“Cloacina,古罗马神话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卫生的神职。此处意为,撕下的几页读完后便丢弃掉。”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是读《切斯菲尔德勋爵书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记,正好抄录了上面这封信的原文,相应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对照译文,便发现译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为“召唤他去饭堂进食”,所以后面的妙处也无法译出。

钱先生在抄录这段话后加了一句简短的总结:“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大致意思就是:撕下的几页《贺拉斯诗选》,既当了阅读材料,又当了手纸。因此,上文显然不是去饭堂进食,而是去厕所出恭时带了几页贺拉斯诗选来读,读完就拿它们擦屁股,也就成了“献给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书,钱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乔伊斯、包斯威尔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说到中文典籍,《归田录》中的那段。

钱思公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朗然,闻于远近。“

接着引《北东园笔录初编》,作者梁恭辰为清代学者梁章钜之子,卷一中说:

家大人公车诣京时,及见余秋室学士,尝因问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

学士笑曰:“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大病,梦入阴司,阎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签“出恭看书”,余减寿二纪,君削状元为进士。’”

这里涉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状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八则论余集的作品说:秋室多才艺,所撰《燕兰小谱》,笔舌轻隽,余剧赏之。今见其正经文字,虽颇雅饬,却拘窘无足观者。 又引《秋室学古录》卷六《秋室居士自题墓志铭》,谓余集生之日,其父“梦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荣,而余之名位不振,岂有遗行而帝夺之耶”云云。

大概当年余集颇有文名,未得状元,大家都很惋惜,纷纷猜测原因。

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余秋室三绝”说:

先生画山水、禽鱼、兰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风神静朗,无画史气。然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得之者比诸仇、唐遗迹。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请。……曩闻之玉壶外史云:“先生捷南宫后,殿试当大魁,以善画美人,故抑之。”此事虽无确证,然传播艺苑,著为美谈久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页)

余集因为善画美人丢了状元,陈寅恪听信蒋宝龄的解释,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顾云美所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时说:

“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册,446页)

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而钱锺书所引梁恭辰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因为余集有出恭看书的习惯,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原本可以得状元,现在只是进士。

孤证不立,《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又引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云: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 (见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466页)

《丛话》中接着一句“可见尧垣之言非妄”,《札记》跳过未录。这样看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证明此事。而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广东吴某人的梦话。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显然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上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那段话后还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 可惜陈寅恪没有注意到这 个传闻,否则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状元,与画柳如是像并无关系。

周作人也写过一篇“入厕读书”,原载《宇宙风》一九三五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杂记》。开头引清代学者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入厕读书”条: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

这段文字《容安馆札记》也抄录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欢的学者,他引了这段文字后说:“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98页)

当然前提必须是厕所像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述的那样,知堂老人说:“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 (同上,101页)

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还引了不少有关出恭看书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亮出自己的态度。

杨绛的《我们仨》后附了几张他们的女儿钱瑗画的钱锺书速写像,其中有一张“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的正是钱锺书在“necessary place”的场景,手臂搁在暖气片上,紧握双拳,手上并没有拿书本 (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附页) 。

02

康德散步轶事:

误点 其实是因为阅读卢梭?

毛姆随笔集《随性而至》中有一篇《对于某本书的思考》,把哲学家康德的日常生活写得绘声绘色。

其中说到一段轶事,后来流传甚广: 康德每天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要散步,而且不多不少一个钟头;每天离家的时间也是分毫不差,镇上的人都能根据他出门的时间来对钟;而且他散步一成不变走着相同的路线,只有一七八九年七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他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哥尼斯堡的居民惊讶万分,纷纷议论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原来这一天康德得到消息,巴黎的暴民攻陷了巴士底狱 (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版,118—119 页) 。

但毛姆在小说《寻欢作乐》中借评论家牛顿之口说的这段轶事,却略有不同:

康德不是改变了散步的方向,而是提早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邻居们照样脸色大变,他们明白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果然他们猜对了:康德刚刚得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 (叶尊译,译林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206 页) 。

两种说法,哪个更为准确呢?我翻阅了手边三本康德的传记:〔德〕卡尔·福尔伦德的《康德生平》 (商务,1986) 、〔苏〕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 (商务,1981) 和〔美〕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 (世纪文景,2008) ,结果,都不是这么说的。

康德每天午饭后要散步,这都有记载,但出门时间分毫不差,却不是指散步,而是有几年,康德每天下午要去拜访因痛风不能出门的老朋友格林,这位英国老朋友过着严守规律的生活,被称为“像时钟一样的人”,康德和他“相聚时间的规律性,起初是因为英国人的准时性格,不是因为康德。据说,邻居可以根据康德傍晚离开格林家的时间来对表:访问的时间在七点结束” (库恩《康德传》191 页) 。有个当事人还回忆说:“有时我会听见路上的邻人说:现在不可能已经七点,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经过。” (同上,314 页)

而康德听到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改变了散步习惯,三本书都只字未提。

库恩《康德传》在 523 页有一个注释:“曾经有一段常被传颂的轶事,内容大约是康德如此投入卢梭的作品,以至于忘记了他固定的散步时间。由于他在 1764 年还没有过他晚年那种规律的生活,这段轶事可能不是真的。”

无论是攻占巴士底狱,还是阅读卢梭,康德散步改变规律这段轶事,我小时候就读到过,后来又多次读到,也不管是不是毛姆发明的,肯定还会流传下去,知道这个轶事的人也肯定比读康德著作的人多。

03

雅贼“读”书记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诗人张问陶在北京的寓所遭小偷光顾,《船山诗草》卷十一有“五月初二夜贼入飞鸿延年之室尽卷壁上书画去作诗纪事”一首,诗云:

“平生有大幸,遇贼亦不俗。留我杖头钱,舍我瓶中粟。翛然如采东篱菊,篆隶丹青三五幅。虽取不伤廉,虽多不为虐。是为盗之圣,高风羞跖蹻……”

不仅对这个偷书画的雅贼颇为赞赏,最后还邀请他再来饮酒论文

“我有一斛酒,可以销长夏。酌以鸬鹚勺,覆以秦汉瓦,一樽黑夜堪同把。倘肯重来悄语细论文,不妨大家痛饮西窗下。”(《船山诗草》,中华书局,1986 年 1 月版,272 页)

张船山应该是没有等到这位雅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逯耀东刚到台湾大学教书,某天晚饭时,听得有人敲门,开门见一面目清秀的陌生人站在门口,自称是小偷,有事请教。于是请进屋,奉茶,又炒了一盘鸡蛋,留他晚饭。边吃边聊,来人说他曾来拜访过,不过上次是在夜里,而且是从窗子进来的,发现逯耀东“家徒四壁”,无甚可取,也不忍有所取。

其实逯耀东说他家墙上挂着一幅溥心畬“鸟影寒塘静,山光野境澈”的书法立轴,这位小偷是不识货,还是不忍偷,没说。

小偷说,他在报上读过逯的文章,又见他家里这么穷,就决定来拜访,这次不从窗户走,从门里进来。“这些年到人家,从没有走过大门,更没有敲过人家的门,”小偷说,“刚刚敲门时,的确有点胆战心惊。”

在这次正式拜访前,小偷还曾给逯耀东写过一封信,署名“偷儿”,逯耀东记得有这么一封信,洋洋洒洒好几页,字迹娟秀,文也流畅,原以为是某个读者的戏言。这次他又带来一叠稿子和一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说稿子是他写的,请逯有空时看看,书是他上次来时“借”的,现在看好了归还。随后说打扰半天,要告辞了。

逯耀东送他到车站,他说没钱买车票,逯替他买了票。公车来了,他伸出手握了逯一把,说以后不要再见了,就跳上车走了。逯耀东写了这篇《君子在梁上》,收在《那年初一》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 年 4 月版) 一书中。

04

“不必读”书单

前一阵子,《复旦中文系教授写了“不必读”书单》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传播,文章作者严锋也是我的朋友。“读书并非开卷有益,有些书无益,有些书无聊,有些书有害。” 严锋说,“人生有涯,千万不要不加选择地读书,这里提供一份我心目中不必读的书的清单。 ”

这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八八六年,英国一张报纸开设了一个系列专栏,由“一百位最佳评判者”举荐“一百本最佳图书”,也向奥斯卡·王尔德征求推荐书目。

王尔德回了一封信,以“读,还是不读”(To Read, Or Not To Read)为题刊发在二月八日的《蓓尔美尔街公报》上,编者按语说:“虽然我们刊登了如此多的劝人应阅读什么书的信件,像奥斯卡·王尔德先生这样的权威提出的下述‘不应阅读什么’的建议可能更具有帮助。” (《王尔德全集》第五册书信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版)

王尔德把书分成三类,一类是值得一读的书,一类是值得再读的书,一类是根本不值一读的书。

“这第三类尤其重要。告诉人们‘该读什么书’这既无害也无益,因为文学欣赏是人的气质问题,不是由别人指导而得。诗人不必再读启蒙读本,学不到的东西是值得你永远去学的。

但是,要告诉人们‘不该读什么书’就截然不同了。它是我们这一时代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读,几乎是一种生吞活剥式的阅读,根本来不及去仔细揣摩,而作家也在大量地创作,无暇作进一步深刻的思考。倘若谁能整理出现代课程‘百本坏书’,并开列出书单,这无疑将是现代青少年真正而永久的福音。” (这里引的是《王尔德全集》第四册评论随笔卷里杨东霞的译文)

“不值一读的书”,王尔德也列了几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穆勒作品中除了散文《论自由》之外,其他都可弃之一边;还有伏尔泰的全部戏剧、休谟的《英格兰》、刘易斯的《哲学史》;以及所有值得争议的书和所有想要证明什么东西的书。

05

不必“三思”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并举了一个例子,某人三改其诗,愈改愈谬,最后改得不成文理,袁枚感叹道:“岂非朱子所谓‘三则私意起而反惑’哉?”

《论语·公冶长篇》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平时我们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似乎是肯定这样的做法,其实孔夫子当年并不赞同“三思”,而是说:“想两次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论语》不做解释。

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的话说:

“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

袁枚引的那句话并不是朱子说的,而是朱子引用了程子的话。朱子只是在后面分析了季文子的行为,接着说:“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程子解释《论语》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想得太多,过于谨慎,其实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有问题

最欣赏《论语》这句话和程子解释的是废名。

废名写过一篇短文《读朱注》,说他常读朱子的《四书集注》,给他带来甚大的喜悦:“……‘再,斯可矣’,你看这个神气多可爱,然而不是程子给我们一讲,我们恐怕不懂得了……”

程子的这段话,几乎成为废名做事的标准。他说:“我阅历了许多大人物,我觉得他们都不及我,因为他们都是‘私意起而反惑矣’,我则像勇士,又像小孩,作起事来快得很,毫不犹豫,因之常能心安理得了,都是程子教给我的,也是我读《论语》的心得了。”

而且废名常常以此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抗战时期他在家乡避难,有个穷亲戚的小孩到他家来,他想筹点钱送给这个小孩,但转念一想,这可能会让那个小孩养成倚赖性。废名马上又用程子的话检讨了自己的这个念头:“我第一个想头是对的,应该筹点钱给穷孩子,第二个想头,其实就是‘三思’,是自己舍不得了。

本文摘编自

《担头看花》

作者:陆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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