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可以说是一位虔诚的信件作家，除了小说、诗歌、散文以外，他还在诸多信件当中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痕迹。黑塞也是永远属于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不仅与朋友和家人通信，还与他的读者通信。
相比于寄给父母那些兼存尊敬和叛逆的家书、写给文学友人那些真实的喜乐和抱怨，面对读者，黑塞更多是一个“智慧锦囊”，常常从独特的角度答疑解惑，金句频出、一针见血。当有读者要求他多写点战争时事的时候，他认为作家不应被这种“时效”辖制；有读者问他为什么《玻璃球游戏》中没有女性角色，他没有胡诌高深的理论，而是给出真相“作家本人也不见得想得透彻”。
以下是黑塞写给读者的一些生动有趣的信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本人对于文学、生命和文化的独特思考。
本文摘编自《黑塞书信集》，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01 ✉️
对一项调查的回答
日期不详
年轻人不 论从事什么工作，不论对工作有什么样的理解，有多努力——他总会从少年时各种狂乱的热望进入一个组织严密、僵化的世界里，而且会屡屡失望。这种失望本身不一定有害，清醒也可能意味着胜利。但大部分职业 ，尤其那些“高级”的职业，现在靠的就是人本性中的自私、胆怯、贪图安逸。只要别太认真计较，低下身子，乖乖听上面的话，就能轻松胜任；可如果他要的、追求的是劳作和责任，那就会十分艰难。
其他的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事，与我无关。想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会发现这是一块危险的暗礁。他们不应该逃避工作，尤其是国家组织的工作，而应该去尝试！但他们不能让自己完全依赖工作。在开始从事一种职业之前就订了婚或结了婚的人，习惯了优裕生活的人，职业不会锻炼他，在职业中他不会显得坚强，不会显得足够坚韧，他只会去适应，会生锈。
电影《勒阿弗尔》
美国人爱默生，尽管我对他并不熟悉，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感到心中有崇高的使命召唤，召唤他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引领者，召唤他从事思想工作，负起责任，那他就绝不能把自己与物质世界联系起来。他就不应该订婚、结婚，不能享受美食华屋，不能喜爱奢侈和安逸。爱默生认为，做到这些的人，就能够箪食瓢饮，为自己的使命保持自由之身。
能听进去这种话的，从来都只是少数人。但重要的是，就是这少数人中，会有一些我们的年轻人，为了信仰和人生梦想，愿意坚守那三个古老的誓言 （指《马太福音》中提出的贫穷、不婚的童贞和顺从）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此。
02 ✉️
致一位要求黑塞多写点“时事”的读者
1939年10月
感谢您亲切的来信。对于您所认为的作家的使命，或者说作家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我并不完全认同。作家与常人的区别在于，比起常人，他要自我得多；他只有践行这种自我，不要顾忌是否正常，不去考虑为了这个他得付出多少，才能成为作家；同样，作为作家他也只能依顺自己那套总是与常情不符的温度和气压。所以我——其实也出乎自己的意料——写出那些诗句，写出那些双行押韵诗和即兴诗之后，不认为关于这场战争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不过我还是得顺应自己的要求，也要维持生活。我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没用的人，从九年前起就着手进行一项创作，要写好这个主题就得完全投入，我将把余生都倾注在它上面。八年多了，我一直在这件事上下功夫，为了精心编织我的造物，其他事情我都渐渐地不管了，它最后是件有价值的作品抑或仅仅是异想天开，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几年来，这件作品的部分内容零星地出版，我得一直做下去，不然这些岁月就虚掷了。
电影《波斯语课》
战争，我们俩都憎恶的战争，它注定要变成“全面”的。打仗的时候，士兵会开枪，学校老师会戴上头盔，面包师也会磨快刺刀，不仅他们，每一个男孩都力争能戴上袖章，他们不想再做毛头孩子，他们想成为战争的一分子。作家越是向这种趋势让步，战争就越有理由来支配他，他就更加远离创作，而对于创作来说，原本就不该存在“时效”这个概念。
03 ✉️
致读者
1945年2月
为什么《玻璃球游戏》里没有女性？
这个问题常有人在信中提出，我却没有兴致回答。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没有遵守阅读时的首要规则：书里写什么就是什么，阅读并接受它，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或期待去度量。如果有人看见草地上有一株藏红花，就问为什么这儿长着一株藏红花而不是一棵棕榈树，这人也许不是真的爱花人。
但每条规则也都会遇到让它失灵的情况。我遇到的情况是，有位女性读者时而好奇、时而责备地问《玻璃球游戏》里为什么没有女性人物，可她的信却带着一种非常美妙的精神气质。总之我打算认真对待这封信，这次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我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由于这个问题总是反复被问起，我将自己回信中的相关段落公开于此。如下：
您的问题很难回答。我当然可以说出一些理由，但它们不过是敷衍。创作并不简单地产生于思索和愿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深层原因，作家本人也不见得看得见、想得透彻。
电影《法兰西特派》
我想建议这么去看这个问题：
《玻璃球游戏》的作者年事渐高，历经多年完成了这部作品后已经是个老人。作者越老，就越是要求精确和真挚，只说他的确了解的东西。作为人生的一段经历，尽管他以前对女性了解颇多，但对于半老的人和已经老了的人来说，她们又离得很远，变得神秘了，他不敢妄言，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此还有真正的了解。而男人的游戏，尤其是精神上的那种，他却了解得十分透彻，那才是他自己的天地。
有想象力的读者会进到我的卡斯塔利亚 （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虚构的地名） ， 创造出、想象出从阿斯帕西娅 （ 雅典社会的活跃人物，她鼓励妇女到公共场所并接受高等教育 ） 到现代的一切智慧的、精神上又很优秀的女性。
04 ✉️
致高桥健二
1955年5月
亲爱的高桥健二教授先生：
（高桥健二(Kenji Takahashi,1902—1998)，日本翻译家，他来信请黑塞为日译版《黑塞全集》撰写前言）
到了我这个年纪，人永远无法知道明天是否还活着。所以我现在就写好了您要的前言。
致我的日本读者：
日本乐意接受我们的科学、艺术与文学，我们欧洲人总是对这种海纳百川的态度感到惊讶。我们看到：最远的东方是愿意了解我们的，愿意接受我们的思想与游戏，向我们学习，与我们做思想上的贸易。可惜的是，我不能说西方的知识界也同样乐于并渴望与东方思想结交并熟悉它。当然，欧洲有吠檀多的追随者，有佛教徒，也有中国与日本艺术的爱好者与收藏家。但这种对东方世界的喜爱仅限于小圈子，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结果的，是一种逃脱，从目前西方的困境中逃进一个美妙的梦幻世界。我相信也希望日本对欧洲文化产品的喜爱没有这种逃脱性质。
我是个年迈的、东方学说与观点的热情膜拜者，年轻时第一次与亚洲精神结交也是为寻找避难所与安慰，结交始于印度，始于阅读《薄伽梵歌》《奥义书》和佛陀的讲道。几年后我了解了中国的大师，也与日本建立起某种程度上的个人关系，是通过我表弟威廉·贡德特和其他一些德国人，他们作为传教士、教师与翻译在日本工作。通过这一途径，我特别对佛教远东的形式——禅宗多了一些了解。我总是以一种全新的喜悦及钦佩之情喜欢画家与木刻版画家的艺术，也喜欢日本抒情诗那美妙的生动性与贞洁。就这样，除了我们西方传统外，印度、中国与日本成了我的老师与生命源泉，我很高兴地听到有回声从你们遥远的岛国逐渐向我传来，看到我的喜爱在那里得到回应。
电影《推手》
东西方彼此认真且富有成果的理解不仅在政治与社会领域是我们时代伟大且尚未得到满足的要求，在思想与生活艺术领域也是一种必须，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今天，问题不再是让日本皈依基督教，欧洲人皈依佛教或道教。我们不应该也不愿意改变他人的信仰或被改变，而是开放与拓展我们自己；我们不再认为东西方的智慧是彼此交战的敌对力量，而是作为极点，繁殖力强大的生命就在极点之间摆动。
05 ✉️
致一位读者
1941年11月，巴登
尊敬的小姐：
我将您的信从蒙塔诺拉带到了巴登，我将在此疗养三四周。
您不期望收到回音，我也觉得复信不容易，确实，我作为作家，工作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常规”和标准面前保卫并加强个人性，最难的莫过于把人们用其他形式——比如在画里、文学作品里——多次表达的东西言简意赅地复述出来了。
我完全理解您信中的不满。不过，您信中表达的那种渴望，渴望让自己去适应，渴望从众、符合常规，我认为是实现不了的。人可以去找同伴，但对那些非常自我、孤独的人来说，只能以一种司空见惯又带有缺憾的方式去与常规生活和平相处。这样还不如去找一些别的圈子，那些您认为有共同语言的圈子，比如诗人们、思想家们、孤独者们。
如果在别处我们找不到同伴，至少还可以有丰富的、永不枯竭的替代品，就是我们知道永远都会有人是我们的同伴，有人与我们相近，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语言里，书籍里、思想里、艺术品里，都有他们在表达。
电影《玻璃玫瑰》
努力想跟其他人一样去过所谓“真实”又健康的生活，肯定不是全无意义。但最后这些努力会一再带我们进入一个世界，它的各种价值和标准，我们打心底里不认同。而我们在这中间所获得的，又会从掌中散落。
除了思想家和诗人，还有向我们敞开的大自然，我们可以与另一个世界共振，它没有成规，只向那些赤诚的人、懂得体察入微的人开放。那些只在周末郊游或企业观光中体会大自然的人，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正巧，我正在分赠小礼物，现随信附上一份。
写得够多了，这么长的信已经超出我所能。
本文摘编自
《黑塞书信集》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译者：谢莹莹/王滨滨/巩婕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2023-4
,不百度盘搜 足够坚韧，只会去适应的人，会生锈黑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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