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双桥像一个江湖，每日来往着各行各业务工的人，其中包括来自江西安义，做门窗生意的老杨。老杨17岁的儿子军军读高中，在题海挣扎之余帮父亲代理门窗品牌，他懂事，也想把书读好。
但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和“寒门学子”，军军依旧在教育选拔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纠结过后，他放弃读大学，继承了和父辈相同的宿命——来北京做工，在奔波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不忙时，军军爱读加缪的《异乡人》，他尤其喜欢书中的一句话：“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像军军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就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附近。他们作为“小镇做题家”长大，作为“打工人”在底层漂泊，他们是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无法返回家乡，也融入不了庞杂的都市生态，就这样“悬浮”在社会上。
水电工人、小区保安、菜场商贩......在一次研究中，清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选择将“附近”作为方法，看见身边具体的、鲜活的人，关注当下社会中断裂与渴望并存的“悬浮”状态，探寻该如何在快速跳动的城市脉搏下保持清醒，找寻自我。
下文选摘自严飞所著《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经出版方授权推送。
#01 地图上的距离
北京是有江湖的。来自安徽做装潢的师傅，大部分聚集在顺义的李桥村、半壁店村，还有朝阳的东窑村、东辛店村、金盏村；来自浙江经销小商品和服装的，大部分住在丰台的大红门、木樨园；来自江西做门窗的，则普遍集中在朝阳双桥的管庄、三间房。
双桥之所以叫双桥，是当初建造的时候，并排修了两座桥，跨于通惠河上。通惠河在花园闸和普济闸之间，河道向北有一段凸起来的弯道，形似龙背，故俗称这段河道为老龙背。双桥正好建在老龙背的最高处，桥南路西是双桥村，路东为老龙背村。清代《日下旧闻考》曾记载：“双桥在柳巷之西，通州、大兴界也。”
老杨的店铺就在双桥东路上，说是店铺，实际是一间小门面房，代理了一个门窗厂的品牌，在北京专门做断桥铝、铝合金、塑钢的门窗型材，建筑工地和家装都做，已经做了快20年。
《 十七岁的单车》
老杨来自江西省安义县，这个在南昌市下面的小县城，是中国的“铝材之乡”“门窗之乡”，当地大部分人都在全国各地从事着铝型材及门窗的产业。令人惊奇的是，这里并没有天然的物料资源，不生产一块铝锭，仅凭材料加工、组装、销售，就占据了全国七成以上的铝合金市场份额。
老杨的父亲也是做门窗生意的，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城市务工者，20世纪80年代就在浙江打工安装门窗，那时主要还是木制窗、铁制窗，90年代才逐渐发展为塑钢门窗，下悬、立转、折叠、滑轮等，各种花型的门窗品类也丰富起来。
2019年的夏天，我请老杨来家里帮忙安装门窗，他的手艺精湛，窗扇与窗框的搭接严丝合缝。完工的那天，老杨询问我，是否可以让他儿子加我微信向我请教一些学习方法上的问题。他的儿子刚升入高三，但是成绩总是提高不上去，老杨心里着急，自己又不懂，所以就想到我，希望可以给他儿子“敲打敲打”。
就这样，他的儿子军军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在微信上，他没有朋友圈，微信名就是他父亲代理的门窗品牌，头像也是他父亲做的门窗样品，第一眼很难相信这个微信头像后面实际上只是一个17岁的少年。在聊天中，他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家父外出创业，我们是爷爷奶奶带的。我是我家第一个孩子，压力可能会有点大。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高中生还只是我一个。我想把书读好，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不让父母辛苦。”
《高考》
这个使用“家父”作为谦词的少年，第一次高考模拟只有350多分，而江西省的高考满分是750分，这意味着如果他不提高成绩，就没有办法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但这却是老杨对儿子的最大期待。
军军认为他需要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但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在老家的学校缺乏合理高效的学习安排，老师们只是用最原始的填鸭式教学，让学生们不断地通过高强度、长时段的做题来掌握知识。在学校里，军军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到校开始上课，中午有短暂的午饭时间，然后直接进入到下午的课程中，一直上到晚上10点半，再回到宿舍继续写当日的作业，每天都是匆匆忙忙，自己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少之又少。用军军的话说：“我高中摸索了3年还是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学习方法。面临高考，我束手无策。”
当军军每日机械重复地在题海战里苦苦找寻方向而不得的时候，也许另一个来自城市里的孩子，正在读着英文的原版教材、上着丰富多彩的课外班、参加着收费不菲的海外交流项目。
2017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衣食无忧，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
《零零后》
我不想看到这位想把书读好的少年就这样被淘汰，但我并不知道在具体科目上该如何给予他学习方法的指导，高考于我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也许，我可以成为他的一扇窗户，让他透过我看到一个没见过的世界，以此获得激励。
我们断断续续联系着。2020年7月末，我收到军军发来的信息，他告诉我他高考后的自我感觉还不错，刚刚填完志愿。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他要帮父亲把门窗生意扩大到国外，应该学习什么？我回答他，不仅要学习好一门外语，也要了解国际贸易进口出口、汇率变动的基本知识。而后，我跟老杨说，你们家就要出第一位大学生了。
2021年的春天，我在北京见到了军军，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带着些许羞涩与内敛。他的微信名已经改成“远志”，头像也换成了一个拎着一盏灯的孩子，站在山坡向着远方眺望。
他依旧那么彬彬有礼，和我面对面的时候，会一直使用敬语。他告诉我他已经来北京了，现在主要帮父亲做门窗生意，有时候照顾门店，更多的时候则会去工地帮父亲一起干活，打打下手，学习安装门窗。
我惊讶地问他：“是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才决定来北京和父亲一起打工吗？”
军军回我：“最后我的高考成绩是500多分，一共填了7个志愿。有几个上了，但是想上的学校没有考到。上的学校是江西农业大学，但那里专业太冷门了就没去。”
“那你最想上的是什么学校？”我继续问道。
“想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学校。因为小时候特别想跟父母在一起，所以就想来北京，填北京的学校，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毕业之后在北京找工作，也离父母近一点。所以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传媒大学，离双桥我们那儿好像挺近的，而且学校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打工装窗户）留在了北京。”
在军军的认知里，几乎只知道北京有清华、北大，对于北京的其他学校没有太多的了解。长期留守在老家远离父母的经历，对他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军军小学时就被父母送回了老家，成了一名留守儿童。从小学到高三毕业，这12年里和父母都不在一起，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和父母团聚，平常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越是长时间见不到父母，越发渴望父母的陪伴和关爱。爷爷奶奶年纪又大，中学后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和祖辈交流，心灵上就更加孤单。渴望共同的生活、相聚的温暖，又想去理解父母外出做工的辛酸不易，理解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怨恨和抗拒。每一个像军军一样的留守儿童，都在亲子关系里经历着渴望与埋怨、坚强与脆弱矛盾共生的挣扎时刻。
《矮婆》
除了无法得到父母的帮助以外，军军所在学校的老师，也不太会根据成绩和往年的分数线，对每一位学生进行细致的指导和建议—因为在这所学校里，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落榜而外出打工，或者选择复读；复读可以为学校带来额外的学费，而外出打工也早已是当地一个普遍接受的正常现象。
于是，摆在军军面前的选择就变得很清晰：要和父母在一起，靠近一些，再近一些。他没有选择一所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学校，而是选择了一所在地图上距离父母最近的学校：从中国传媒大学坐地铁到双桥，只有一站的距离；如果走路，最多20多分钟也就可以走到。
军军告诉我，从出成绩、高考填报志愿，到后面想去的学校没有上，那时的自己特别挣扎，感到很难过，心有不甘。想再复读一年，可如果复读就得和父母继续分开，还是觉得放弃读书更好，而真的放弃又会特别伤心。辗转反复，再三思量，最终，军军还是做出了不再读书、来北京和父母团聚的决定：
因为我妈妈也希望我来，我爸也是。我妈她一直觉得，自己有愧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有亏欠，肯定想补回来，她知道我没有上到我想上的学校，她肯定是先安慰我，后面没有说很多。
复读的同学也有，我有个同学今年复读，他家父母也是在北京做门窗的，他去年应该是没有考好，今年复读了。听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他父母全部都回去了，还跟我讲了。我爸妈就不会让我复读。我们那边因为结婚得早，像21、22岁就结婚了，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可能觉得读够高中毕业就很好，可能也是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我觉得我不会再上大学了，因为已经出来很久了。有时候我来到大学看到那些大学生，我感觉他们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都已经打算好了要去干什么，自己把时间全都安排好了，上完课可以去图书馆转转、去外面走走都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自己支配时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如果我一路顺利，跟大多数人一样上个大学，毕业找个工作，觉得会过那种很平淡的生活，朝九晚五那种生活。我有时候会觉得挺充实的。
《念书的孩子》
我问军军：“你还记得2019年你发给我的一条微信，告诉我你特别想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你还记得吗？”
“对，我发过。”军军沉思了片刻，才回复我，“两年以前是这样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好好学习，不让爸爸妈妈辛苦。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把这个（门窗）工作接下来了，那他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了。”
“对于大学，确实向往过。”军军最后补充了一句。
#02 学做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在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里，曾经探讨了这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孩子甘愿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那种薪酬少、社会地位低的体力工作？
在威利斯的分析中，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人阶级的孩子会主动去学习一套工人阶级特有的文化习惯，比如抽烟、酗酒、打零工，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对中产阶级文化的一种挑战。这一选择无形间巩固了既有的结构，让他们乐于把父辈的体力劳动延续下去——“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译林出版社/2022-2
威利斯《学做工》中所描绘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但是背后所展现出的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在军军的人生轨迹里也可以看到影子。
军军的爷爷在浙江打工做门窗，军军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手艺，来到北京继续做门窗生意，而爷爷则回老家照顾留守的军军。读高中时的军军，尚且期盼着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改变命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实的命运却把他推回到了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着爸爸学做工，在门窗这个行业开始了摸爬滚打。
对于三代都在从事同一个行业，军军告诉我，他的弟弟正在老家上小学，妹妹上初中，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不要都干门窗这一行，可以实现自己曾经无限接近但最终掉落的读书梦想：“如果干这行硬是要有一个人的话，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你们就读书去。在学习方面我也会尽可能帮他们一点，比如题目之类的。考试没有考好，也会适当地跟他们疏解一下。希望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面对未来，军军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得不接受老家传统的婚育观念，也许再过一到两年就会结婚生子。等有了孩子，他希望可以从小就让孩子跟着自己留在北京，因为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好，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像他一样的留守儿童。但这个年龄的军军并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户籍制的壁垒，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诸多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主要面向城市户籍人口，还未有效覆盖到流动人口。尽管当前户籍制度在部分城市中已经得到松绑,但是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根本性制度却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动。
换言之，一个更有可能的未来，是军军的孩子只能待在老家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在亲子分离中默默地忍受孤独；军军的爸爸像军军的爷爷一样，回到老家承担起隔代抚育孙辈的责任，而军军继续在北京打拼和奋斗，并在漂泊中不断消磨他少年时期的理想。向上流动的通道一直都在，只是需要攀爬的梯子越拉越长。与此同时，军军也充满了矛盾，依旧心有不甘。
当我再三追问他，是否真的愿意继续从事门窗这个行业的时候，军军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我不是很想。”他也曾经尝试着自己去打工，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在超市和餐馆里做服务员，但由于每一天都被老板当成最后一天上班那样拼命地派活，完全没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休息时间，就没有继续下去，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门窗这个行业：
干这个确实很累，心也累，你要担心工人会不会因为你给的工资低，到别人更高（工资）的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行业竞争，我们做门窗已经很多人做了，装修公司那边也有人做，所以现在不太好做，我不是很想干这一行。我自己也在想，我不干这行，我可以去干什么？没有想到别的，感觉都不太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打消了那个念头不是打消了想别的想法的念头，还是想的。
因为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点困难。确实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每个人确实不一样，但我可以把握眼前，我不能把眼前这个东西丢掉，我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做别的事情，寻找人生别的方面，结果却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不是那么顺利，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做（门窗）这一行，虽然说有一点不愿意。
对于军军的爸爸老杨来说，虽然内心深处期望儿子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但如果没能如愿，跟在自己身边帮着打理业务，也是一个相对安稳、至少看得到明确未来的选择，毕竟自己在北京做门窗这一行已经快20年，积累了很多客户和工厂资源，如果儿子再走别的路，又得从零开始。特别是在没有学历背景的情况下，道路会更加辛苦。
从这层意义出发，“学做工”，其实不仅仅在于“学”，更要有人手把手地“教”。
《我11》
父亲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军军自己也明白：“我觉得我爸爸他对孩子的期待，就是那种不说出来的。他心里对我们的期待是很大的，但他就是不说。我这么大我肯定都懂，他就是不说，他也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自己能养活自己。他肯定是想我上一个好大学，所以才让我联系您。可能就是我没有考好，他觉得让我来干他那行（做门窗），可能算是安慰我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说得真实一点，他只希望我走他的路。他很怕我累，觉得别的路肯定要从零开始，但走（做门窗）这条路有这么多人帮你。”
军军又比父亲有想法，想在门窗行业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仔细想过，家里代理了一个门窗品牌，每年都要付出数额不菲的代理费用，但门窗这个行业大品牌实在是太多，如果自己创立一个新的品牌，因为品牌很小，就很难在市场上被客户认可，所以只能继续走代理路线。
为了推广、宣传父亲的门店，他准备做短视频，拍摄如何安装门窗之类的短片，以及展示各种门窗型材的样品，并在大众点评上开个网店，通过互联网进行口碑传播。与此同时，军军还准备通过互联网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他目前正在网上自学日语，觉得日本会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可以和父亲做出不太一样的东西来：
我们门窗方面，花点时间去搞懂它，或者说创造一些商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提供更好的服务、更高质量的门窗、断桥铝，这样别人可能就会相信我们。
自己也在慢慢地做规划，学一些别的语言或者学一点电脑，稍微懂一点，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做到国外），所以说自己学一点。用电脑可以帮我们家生意引进来，我觉得在电脑上做那些可以赚钱的工作，时间特别的自由，自己安排，不用每天安排那么紧，或者因为某些事情感到特别焦虑、担忧之类。
《做工的人》
同样是学做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打工者对于职业发展的定位、追求人生目标的手段呈现出异质化的发展趋向。以军军为例，他对专业技能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才会自己主动去学习日语；同时他又对新技术有着足够的敏感，渴望借助网络平台拓宽新的销售渠道。
无独有偶的是，一份《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就发现，在“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达69.1%的被调查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只是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供给端，却鲜有能做到精准定位打工者的职业技能需求，提供出多样化、个性化的优质课程的机构。一直到现在，军军还在独自摸索，就如同高三时一样，努力寻找着一套可以提高学习成绩的技能与方法。
#03 异乡人
军军喜欢读书，尽管最终放弃了上大学，他还是会经常去问那些正在读大学的同学，他们学校会推荐什么书，买什么教材。问到之后，他都会去看一下适不适合自己。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军军告诉我，来了北京以后，最近在读《我在北大当教授》，学习到一些思维方式上的培养方法；还有一本《策略思维》，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对他很有启发，以及加缪的《异乡人》。他最喜欢的，就是加缪的《异乡人》，虽然读得不是很懂，但已经读了两三遍了，这是他的日常文学课。当军军说出加缪的时候，我更加相信，他在内心最深最柔软的地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念想，就如同《异乡人》中文版的封面上所写的：“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加缪《异乡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我好奇地问军军：“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一本书？这么吸引你是因为《异乡人》这个书名吗？”
军军很诚实地回答：“对，书名会有一点，毕竟是外地人来到北京，会觉得自己就是异乡人，把自己代入了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出来之后会觉得身边的同龄人有些幼稚，在性格方面感觉自己跟那些人不太一样，像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异乡人》展示的就是另类的生活，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生活，所以会吸引我去读那本书，后来才发现是一本关于法律、审判的书。主人公（默尔索）跟他父亲的矛盾，感觉从童年起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后面他在法庭上对神父还有对那些法官说的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来到北京的军军，和父母挤在一起住，日常都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商业中心和那些有特色的小胡同里看一看，也几乎没有去过什么公园；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各个小区，跟着爸爸一起去做跟门窗工程相关的事情。
北京对于军军来说，并不是一座五光十色的都市，而是无数个等待装修的楼宇和工地，凌乱、混浊，有漫天的尘土。在那里，有些人来了，有些人又走了。我请军军在书里找一段自己最喜欢的话，读给我。到了傍晚，“远志”的微信头像跳动起，是军军发来的一段音频。他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仿佛蕴含着某种超越了他年龄的力量，让他纷乱的意念得以收束：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示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重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个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那么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仿佛那场暴怒净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满预兆与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
上文摘选自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作者: 严飞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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