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与《文汇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2022-07-15 03:56:14 来源:网络

《夏承焘日记全编》,夏承焘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680.00元

《夏承焘日记全编》,夏承焘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680.00元

今年3月,《夏承焘日记全编》新书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皇皇十二巨册记载了夏承焘七十年人生的日记,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漫长、最完整的学人日记,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媒体对此普遍关注,多家记者相继来采访或约稿,其中也有《文汇报》。我总感觉,《日记全编》是一个大大的文化宝藏,可供人多方寻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又像一个万花筒,不同的视角,呈现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景观。于是就想出来一个法子,用“文汇报”三字作检索,看看《日记全编》中会罗列出哪些信息,能从中发现一些什么。这也是这部鸿篇巨制展开的一种有意味的方式。它所展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些日子……

合为时·合为事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夏先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一个高频时段。《文汇报》和《浙江日报》,则是夏先生发表作品最多的两大阵地。这阶段夏先生发表的作品,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诗词欣赏、评论,多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如1958年日记:

《文汇报》载予下乡三诗。(1月17日)

《文汇报》见汤国梨先生和予《下乡》三诗。(1月27日)

原来,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夏先生的《下乡》诗,受到启发。她写给编辑的信中说:“夏先生是个文学家,竟有三事力能胜任;我虽年老力衰,尚有二事(养蚕、采棉花)可为。”于是同题赓和,也写了三首《下乡》诗投给了《文汇报》。

又如同年日记:

发《文汇报》《浣溪沙·下乡访问农村》词四首。(3月5日)

核查《文汇报》实刊发三首,词题是“春节下乡访问农村,笕桥乡七星社模范饲养员陈祖元同志邀作诗,为成小词三首”。其中一首的上片为:“谁为农家注起居?今年新事古来无,家家元旦动犁锄。”

此外,1956年12月13日,夏先生向《文汇报》投了一首《洞仙歌·赠讨饭阿昌》词。1960年11月11日,《文汇报》刊载过夏先生《种菜》诗二首。凡此等等。

总之,五六十年代,夏先生虽然也偶作新体诗,但他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诗词作品,形式上多为旧体格律诗词,但内容多紧随时代,是“旧瓶装新酒”。尤其是用词体来迅速反映时政及现实生活,“为农家注起居”,为乞者作歌词,开历代词体创作题材新境,在当代词史上落下重要的一笔。

新中国后历次运动,在夏先生日记里都有记录。有的当时令他疑惑,比如1957年“反右”:

过天水桥,微昭、云从、操南谈华东师大反右派事,今日见《文汇报》,许杰、戴幼和、施蛰存皆被指为反党人物。(6月28日)

上午古典教研组在予家开反右派讨论会,连日《文汇报》揭发幼和事,此君不知何所为而为此。(7月4日)

戴幼和即戴家祥(1906-1998),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51年受聘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夏先生不解“此君不知何所为而为此”。夏先生的不解,或许也代表着许多人的心头疑惑。“右派”,“反党”,何其重的罪名,一个教授,究竟做了什么就“反党”成“右派”了呢?

有的运动,夏先生一开始就愿意接受,比如“知识分子劳动化”。为了使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之后的三年里,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有部分被打成“右派”的干部,下放成了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不少学校设有本校农场,供师生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劳动。

夏先生二十多岁受到新儒学的感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诫律之一就是“习劳”。解放前夕,他预感到大变革即将到来,五十岁生日那天(1949年2月8日)在日记里写道:“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千年前所未有之新世界。”带着对新世界的憧憬,他跟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真诚愿意“洗心”而“革面”,亲近劳苦大众,关注民生疾苦。他写《下乡》《种菜》《赠讨饭阿昌》等等这些题材的诗词作品,一方面与他一贯的德性内化相吻合,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心理下的思想倾向。

夏承焘1922年、1923年日记稿本

夏承焘1922年、1923年日记稿本

夏承焘1929年日记稿本

夏承焘1929年日记稿本

为大众普及诗词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十余年中,《文汇报》向夏先生约过许多稿。稿子发得多了,影响也大了,就开始约写专栏。如1960年约“为工农兵说唐诗”:

得《文汇报》复函,属写“为工农兵说唐诗”,每期千字左右。(9月29日)

上午写红专规划,与驾吾、宛春、伦清合写决心书,请求下放农业第一线。午后小组阅文件。傍晚与平慧善种菜。得《文汇报》笔会函,属寄“为工农兵说唐诗”。(10月13日)

上午阅文代会文件。午后洗扫教研组及厕所,捉秋菜虫。午后汝杰来,夕为其说宋词。发《文汇报》复,告“为工农兵说唐诗”十一月底可交稿,寄去昨成一诗。(10月15日)

夕宋书记作支援农业第一线报告,下月六日第二批同志下乡。……《文汇报》来催“与工农兵说唐诗”稿,先寄去《古典诗歌小札·说东坡杨花词》一篇。(11月29日)

发《文汇报》函,告撰“与工农兵论杜诗”,寄去《临江仙·和唐弢、郭绍虞、刘大杰、李俊民》一首。(1961年1月3日)

影响大的还有“月轮楼说词”和“唐宋词欣赏”两个专栏。

接《文汇报》函,属写《月轮楼说词》及论宋词文章。(1961年1月21日)

《文汇报·笔会》昨日开始载予《月轮楼说词·说高登好事近》一篇。午后寄去《说陈其年反映阶级矛盾》一篇,与约以后每周或隔周寄一篇,并问应加小注否。(2月6日)

得《文汇报》编辑朱近予复,谓《月轮楼说词》第一篇发表后,反映都甚好。昨日举行古典文学座谈会,刘大杰、陈向平、马茂元皆极称道,认为材料新、观点明确,对读者甚有帮助。(2月11日)

《文汇报》刊登的一组“月轮楼说词”,欣赏的有宋代词人高登的《好事近》、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以及陈亮、辛弃疾的“鹅湖之会”词,还有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南乡子·江南杂咏》《贺新郎·纤夫词》。从中可见夏先生对于豪放派作品的偏好,以及“知识分子劳动化”“人民性”等思想引导下的选词趣味。

“月轮楼说词”反响颇佳,《文汇报》随后又辟出“唐宋词欣赏”专栏。除约稿外,也商量刊登夏先生在浙江广播电台播放过的诗词欣赏稿。

《文汇报》徐开垒来函,欲载予说词广播稿。(1961年12月1日)

发《文汇报》复,允其载广播稿。(12月2日)

得《文汇报》寄来《唐宋词欣赏》小样,即改一过复之。(12月14日)

《文汇报》载予《唐宋词欣赏》广播稿,与怀霜同署名。(12月20日)

《文汇报》刊登的夏先生有关诗词欣赏的文章,1962年最多,有二十多篇。但由于当年4月24日以后日记遗佚,这一年与《文汇报》有关的信息只留三条。

发表在《文汇报》“唐宋词欣赏”专栏下的文章,后来与发表在《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的“湖畔词谈”“西溪词话”专栏文章一起,结集为《唐宋词欣赏》,1980年出版。这本书,散篇发表时即反响很大,结集出版后也成名著,一再重版。

《文汇报》的故事说明,五六十年代,夏先生写大批诗词欣赏文章,很多是由报刊约稿催生出来的。而报刊约稿,反映的正是形势与社会的需求。

诗词普及,为夏先生赢得大批的读者,也与他教书育人、培植后学一般,同为普化众生、沾溉后世的文化事业。

夏承焘1954年日记稿本

夏承焘1954年日记稿本

外事活动·学术活动

五六十年代,夏先生作为一名诗词专家,曾参加过不少外事接待活动。比如1957年2月27日日记载:

昨晚文化局来电,邀予今晨往接苏联专家,予以伤风未往。晚六时半专家来访,乃知是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艾德林教授,即吴闻在《文汇报》所作报导之诗友艾德林。其人风度谈吐甚似中国人。与驾吾、南扬、宛春共座谈至八时辞去,以六年前所译白居易诗一册见示,予以《唐宋词论丛》为赠。谈吴闻、王起皆如亲友,谓在广州惜不及见陈寅恪。(君在广州时与予同时。)其导师某君译司空图《诗品》,且为作分析,成博士论文一厚本。予问学中文几年,云已二十年,说中国话颇流利,写中国字能作草。予问能作中国诗否,云不敢不敢。又云以俄文译中国古诗,比以中国白话译文言较容易,以白话译文言诗乃危险事。(艾君任苏联文学文化部长。)闻予后日往北京,坚约在北京饭店晤谈。

这是夏先生与苏联专家艾德林的第一次见面。这位外国友人不仅汉学造诣不凡,也有着自来熟的高情商,诚如吴闻在《文汇报》上刊文《诗友——艾德林》中所说,“他是那样富有风趣,决不容许初见面时的陌生感觉片刻存在”。

隔日,夏先生动身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师资培养座谈会,在火车上又遇艾君,两人相谈甚欢。夏先生以所著《唐宋词人年谱》赠予。艾德林说在苏联就已拜读过,很喜欢书中的两幅诗人行迹图,可以考虑译制成俄文版。又约夏先生遴选李清照词,由他来译成俄文。

3月5日,夏先生下午翘会,去北京饭店再晤艾君,随后同访北海图书馆左恭副院长:

晴。大组会。三师大发言(钟敬文、孙陶林、智建中)。十二时半散。敬文邀予往北师大作报告,以事忙不敢应。下午谈助教大组会,予未出席。午后二时晤艾德林教授于北京饭店,同车往北海图书馆访左恭副院长,遇杨殿珣,予问苏联送还之《永乐大典》有无李清照集,一女同志检卡片云无此目。四时与艾君别于大栅栏口,约与予他日同游青岛、成都。

别后,夏先生填了一首《醉花阴》、两首《清平乐》词送给艾君,感叹其“诗囊酒袂,得得西来意”,发表在5月10日的《文汇报》上。我查看了报纸,其中一首词的词题是“艾德林教授枉顾谈艺,谓读宋词最爱李清照,嘱予助其译述,因作醉花阴一阕为赠之,并送其归国”。另两首的词题是“重晤艾君于北京,闻其尝登龙门访白香山墓,又冒台风乘江船往栗里寻陶渊明墓,再作清平乐二首题其手册”。从词题中亦可见,艾德林是一个对中华诗词文化有真爱的汉学家。

《文汇报》还曾登过夏先生《西江月》词“寄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君,并邀吉川幸次郎教授同游杭州”,又曾刊登其寄日本学者林谦三、平冈武夫的诗词作品,皆可见夏先生与外国学者交往之一斑。

1961年的日记还载有这样四则消息:

朱近予来,邀下星期三往《文汇报》作文学报告。(6月5日)

《文汇报》来电,催座谈会稿。(8月2日)

《文汇报》送来讲演费十五元,并约再讲一次。(8月14日)

午后二时上海电影局局长瞿白音嘉定人、田念萱夫妇来迓,往电影局作宋词报告。先在庭院请吴蔚云(摄影研究所所长)与瞿君夫妇拍照片四张。约黄宗英同志来谈,谓昨新自杭州归,九月初即往温州拍《高机吴三春》片。宗英是黄述西先生之女,予廿余岁在北京时述西亦在京,宗英尚未出生。二时半报告开始,五时半毕,各厂长、书记、名演员在座甚多,予只识白杨一人。在沪共作报告八次(《文汇报》、上海师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协诗歌组、戏剧学院),此为最后矣。(8月23日)

讲的是夏先生在上海为《文汇报》、各高校及电影局作文学报告的事。

夏先生此时为什么在上海呢?这牵涉到另一场重要的学术活动。

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展教育革命。革什么命?革原有教育秩序的命,革旧教材的命。1960年9、10月间,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写一套好的文科教材,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负责此项工作,分配各高校分头完成。上海复旦大学分配到的任务是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等几种教材。1961年3月29日,夏先生收到复旦大学郭绍虞邀请参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的信,4月赴京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编选计划会议,回来后即到上海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从5月中下旬持续到8月底,历时三个多月。

由《文汇报》领起的八场巡回演讲,正发生于此际。这八场巡回演讲,从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夏先生声名日隆的讯息。

文字改革·任心叔

1950年8月13日日记:

云从夫妇来,借《新文字拼法》去,想其有意向新学矣。昨夕心叔示钟山来函,在《文汇报》见心叔《学习斯大林言语学》一文,诋心叔主废汉字为断人慧命,瞎人眼目。谓方块字有何难学,谓方块字难学乃欧美人之见。心叔谓此饱人不知饿人饥。

这则记录,有关汉字改革。

早在二十世纪初,一部分新文化思想的启蒙者即认为,要想拯救腐败、落后的中国,必须扫除旧文化;而要扫除旧文化,就必须先废除汉字。于是,掀起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废除汉字的狂潮。拉丁化新文字就是其中一种替代汉字的改革方案。

中国汉字历史如此悠久,改革必会引起多方争论。日记中的钟山即钟泰(1888-1979),曾经是夏先生之江大学的同事,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等。钟泰认为废除汉字如同“断人慧命,瞎人眼目”。他的意见代表了很多反对派的心声。

心叔即任铭善,夏先生最喜爱的学生之一,语言学家。对于汉字拉丁化,他也不是没有疑虑,见夏先生1943年7月2日日记:

夕听声越、心叔谈拉丁化文字。心谓有拉丁化,将无历史。声谓世界上文字,亘久不变,今日读八九百年前书无困难者,惟有中国;用拉丁化,则百年必变。

但当时,推行文字改革,是既定的国策,是时代的潮流。任铭善是一位语言学家,推行新文字,似乎是他当仁不让的职责。没想到后来“反右”,任先生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0年,任先生忙于新文字运动工作。夏先生从旁看见,“自视闲散过日,惟有惭愧”,便也努力学起了拉丁化文字。这年2月12日,他还用新学的文字给心叔写过一封信。

拉丁化文字试行了几年之后,证明行不通,便在1955年停止了使用。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不知道有这样一段历史。但是繁体字与简化字之争,现在也依然在延续。

雁荡女儿慨以慷

《文汇报》与夏先生的特殊缘分,还与一个人有关。

夏先生1959年3月23日日记:

《文汇报》记者钟锡知来,约杭大中文系讨论北大《文学史》,知无闻调来上海已半年。

无闻,即吴无闻,早名吴闻。夏先生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的学生,四十年的莫逆之交,也是浙江乐清名耆、夏先生挚交吴鹭山之妹。曾任《文汇报》驻京记者,此时调往上海本部已半年。有文才、有胆识。

1960年7月,夏先生赴京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与吴无闻相逢,说距上次见面已三年。8月8日下午在会场又相遇,无闻“告《文汇报》昨日登予赠文代会百龄老人诗,是用电报发往上海者”。此次一为别,音讯十年后。

1972年初,因夏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各种冲击,本就体弱多病的游夫人饱受惊吓,患脑血栓而百药无救,在夏先生护送其回温州后不久,即抛下陪伴了四十七年的丈夫离世了。4月12日,寂寞无助的夏先生给上海的吴无闻发了一信,“问珍、古诸同学消息”。5月3日,收到吴无闻回信,夏先生心绪不禁破防:

得吴闻四月廿九北京函,谓近以常云病传染性肝炎回京,五月初返上海《文汇报》,嘱予失耦后一人在外,须多加保重。阅后不禁呜咽,与吴闻将十年不通信矣。

次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踩着兰亭岁序,身着一袭白袷的吴无闻专程赴杭探望夏先生。此时夫子虽已从“牛棚”解禁,但年老体衰,门前冷落,孤苦无依。

上午无闻自上海来,云昨日《文汇报》开欢送会。午后与闻同过玉泉,谈别后多年情况。(1973年4月29日)

两人这次会晤,无闻做了陪伴夏老余生的决定。

于是,半月之后,杭州火车站,白髯飘飘的夏老夫子,在潇潇春雨中迎来了迟暮之年与他休戚与共的又一位人生伴侣:

下午雨。昨得无闻电,今日上午九时半乘沪车到杭。上午八时,与静聪往杭站迎迓。雇得轻快三轮候半小时,果翩然戾止。十时抵道古桥寓。银钗煮汤团。……听闻谈钦、顾夫妇事,承钦、顾赠银耳等。闻以予《减兰》词示顾等,顾谓予得闻亦不易矣。(5月17日)

前一晚夏先生为无闻所作的五首绝句《无冕王》也记在这天的日记里,起首第一句是“雁宕女儿慨以慷”。诚然,没有“慨以慷”的侠义肝胆和爽利性格,怎能在那样的时局做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生决断。

这则日记,是一本新的塑料皮笔记本的开篇。笔记本扉页题:“爱晚亭记事(小岚以此册赠无闻,首页有爱晚亭画页,即以为名。)”首页钤有朱文印“无闻”“瞿髯”“瞿禅七十以后所作”,白文印“吴闻”“月轮楼藏”“夏承焘印”“能邑公年少”“携手西湖圆绿中”“声家一老”。这么多印记,昭示着这本日记的特殊性。它果然不同于夏先生以往的诸多日记本。自这本日记起,夏先生晚年的日记,就多由吴无闻代笔(夏先生亦有落笔,如一些诗词作品的改动等。越往后,夏先生落笔越少)。

夏承焘1984年日记稿本(吴无闻代记)

夏承焘1984年日记稿本(吴无闻代记)

我第一次读这则日记,看到“翩然戾止”四字,不觉移神。《日记全编》出版前夕,曾有人好奇:吴蓓与吴无闻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吴先生非亲非故,且缘悭一面。为整理《夏承焘全集》,从他的遗箧中,触摸到了她留下的诸多文案旧迹;梳理夏著出版轨迹,从时间节点知其为夏先生晚年名山事业的第一大功臣。总之,了解愈多,感慨愈深,敬佩愈切。

1973年5月底,两位先生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隔日领取了结婚证:

晨王惠春医生送我二人体检证明信来。九时偕闻至西溪居委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下星期一可取。(5月31日)

上午写纪念簿诗词。下午闻往西溪区革委会取得西字〇四九号结婚证二纸,买糖数斤归。(6月2日)

此后的十六年,无闻夫人想来是异常忙碌的。一要照料夫子的身体、饮食起居、就医;二要负责其往来酬答、信件回复(夏先生患阿尔兹海默症后,许多信件、墨迹都出自她之手);三每天坚持为夏先生代写日记,直到其去世前一年;四以助成夏先生名山事业为己任,担负起整理全集并联系出版的一干事宜。虽然计划中的《月轮楼词学丛书》的出版经多番努力而未果,但整比旧稿、抄录残帙、为诗词作注等工作一直未曾间断。从结果来看,1979年至1985年,夏承焘著作的出版达到了一个井喷期,《瞿髯论词绝句》(1979)、《月轮山词论集》(1979)、《唐宋词人年谱》再版(1979)、《域外词》(1981)、《夏承焘词集》(1981)、《天风阁诗集》(1982)、《姜白石词校注》(1983)、《天风阁词集》(1984)、《天风阁学词日记》初编(1985)等一批著作密集出版、再版。夏先生去世后,无闻夫人又编辑出版了《夏承焘教授纪念集》(1988)。

夕阳无限好,为霞红满天。夏先生的暮年,可谓圆满。

1989年,为夏先生辛劳了十七年的吴无闻夫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不及见她亲手摘录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二编的出版。

而夏承焘著作的整理,还在继续。

夏承焘与吴无闻

夏承焘与吴无闻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夏承焘与《文汇人心难测 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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