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振满，厦大历史学系教授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史哲传统 (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历史文献如何使用经史传统，二是经史传统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 三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我们读民间历史文献，不管是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还是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大概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人、事、理。通常第一层是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给自己一个立足点；第二层是讲事情，交代事情的经过、做法等等；第三层是讲人，交代相关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每一类文献都会涉及这三个层次，这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文本传统。我们读每一类文献，都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层次打通，搞清楚人、事、理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很多民间文献中，人、事、理之间是矛盾的，是脱节的，是说不通的，但那些编纂民间文献的高手，总是有办法自圆其说，把这几层关系说清楚。比如说拜一个神，可能根本就是荒诞不经、来历不明，他也可以引用祭法、引用道经、引用佛经，说出一通应该拜的道理。刘志伟经常说人家的祖先是假的，他们的谱系是伪造的，可是人家就是信以为真，当地人也都能够接受，这背后是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文献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造假?如何去造假?这里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我们需要搞清楚。有些道理古人是很清楚的，耳熟能详，随手拈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读懂民间文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提出要做“乡族”的研究。“乡族”是中国本土的概念，很多民间文献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乡族”理论，用“乡族集团”“乡族势力”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我原来以为只要读了傅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研究“乡族”。可是傅先生告诉我，如果你要研究“乡族”，应该先去读“三礼”。“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先秦的儒家经典。我当时学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可是傅先生要我去读“三礼”，实在是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后来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乡族”，其实源头就在“三礼”之中。
“三礼”记载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家、国、天下，无所不包，实际上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国传统的礼仪每年都有那么多仪式，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先、祭鬼神，怎么忙得过来?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么多仪式，每个人要做的仪式是不一样的。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谁应该拜什么，在哪里拜，怎么拜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背后是一套社会秩序。通过礼仪系统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礼仪系统也会不断变革和重组。
中国古代文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引经据典，所以经典的影响特别深远。先秦时代的礼仪系统，在后世大多是行不通的，但很少受到质疑。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可以重新解释经典，却不可以否定经典。所谓“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试图搞清楚从“三礼”到“乡族”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三礼”的礼仪系统完全不适合“乡族” 的发展，“乡族”的礼仪系统是在“三礼”之外重建的。例如，依据“三礼”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拜祖先的，当然也就不能做宗族。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礼仪改革，让老百姓都可以拜祖先、做宗族。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礼记·大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原来是一套贵族社会的宗法理论，但程朱却把它移植到民间社会，我称之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经典可以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我们的经典没人读了，我们的经史传统是否还存在呢?前几年，我们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名称就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原有的传统已经断了，但在民间社会中仍有传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但是成果还没出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还要补充、修改。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种民间文献的编造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究竟是谁在编造民间文献?编造了哪些民间文献?为什么编造这些文献?它们承载了哪些传统文化?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我们考察经史传统进入民间文献的过程，首先应该关注科举制度的教化功能。早期民间文献的作者大多受过科举教育，他们从小熟读经史，自然会把儒家经典运用到民间文献中去。他们的作品后来成为范本，不断地被传抄和模仿，逐渐形成一些流行的套路。我们研究民间文献，经常很头疼，觉得套话太多，似曾相识，有时就跳过去了。但是，这些套话实际上就是约定俗成的话语系统，对民间社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套话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可以明白民间如何理解、使用经典，就可以了解经史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明清时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如《酬世锦囊》《家礼集成》之类，为民间文献的制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活套”。由于这些“活套”的广泛流行，即使是识字不多的普通人，也可以阅读、使用、制作民间文献。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民间文献中的常用字并不多，大约只有几百字至一千字左右，读过私塾、社学的普通人大多能够掌握。《酬世锦囊》之类的日用类书，主要是为识字不多的普通人编纂的礼仪文本，这就为“礼仪下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此外还有一个历史背景，明清时期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书籍的成本，扩大了普通人的阅读范围，推进了经史传统的普及过程。
我们以前有个误解，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识字率很低，文字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不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有文字的世界，一个是没有文字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互相隔离的，各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可见普通民众早就进入了文字世界，而且他们很会利用文字，不断为自己制作各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文字资料。我们在乡村做田野调查时经常发现，有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历史文献资料，有时一家人就可以拿出几箱、几袋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大多是世代相传的，乡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文字传统的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乡村社会中，即使只有少数读书人，文字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小时候在乡下，经常听老人家讲故事、唱歌词，他们的知识系统主要来自于唱本、剧本、话本小说。乡下人吵架、骂人、教育小孩，经常引用历史典故和戏剧故事。以前有很多民间艺人、仪式专家、乡村文化人，他们可能读书不多，但很会利用文字资源，创作了大量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作品。这些民间文艺作品大多注重道德教化，同样是经史传统的重要载体。
最后，我想讨论如何从经史传统来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前面已经说过，民间文献通常要讲大道理，这些大道理主要来自于经史传统。换句话说，经史传统为民间文献提供了话语系统，或者说是民间文献的基本“语法”。我把民间历史文献的这种论述方式归纳为“对口型”。那么，究竟如何“对口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大概有三种基本的套路。第一种套路是和现行制度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法性依据；第二种是和儒家经典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合理性依据；第三种是和人情世故相对应，尽可能找到实用性依据。因此，我们只有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特定的国家制度、儒家经典和历史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
这里提出的民间历史文献的三种论述方式，类似于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情、理、法”。不过，从各种民间文献呈现的优先顺序看，似乎应该是“法、理、情”。例如，为地方神写碑记，最好是要找到其纳入祀典的依据，或者是发现其曾经受到国家的敕封；其次是依据《礼记·祭法》，在“法施于民”“以死勤事” “以劳定国” “能御大灾” “能捍大患”之类的条款中找到合适的理由；再次是依据民情习俗，列举其灵验事迹，指出其香火兴旺、广受信仰等等。实际上，大多数地方神从未纳入祀典、受过敕封，因此很容易被列为“淫祀”，遭到禁毁。那么，能否从儒家经典和人情世故出发，找到立庙奉祀的依据，就是考验碑记作者的时候了。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多种论述方式。比如编族谱、拜祖先，如果传承谱系很清楚，那就按宗法制度来讲，谁是高祖，谁是曾祖，谁是大房，谁是二房，等等；如果传承世系不清楚，那就找历史名人，挂靠郡望、堂号，或者是借用别人的谱系，联宗通谱；如果这些都行不通，那就借助地方习俗，编造收养、招赘、过继之类的故事，尽可能自圆其说。有时在同一部族谱中，可以同时看到这几种论述方式并行而不悖。这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几种套路都是建构宗族的有效做法，都可以得到社会认可。
在台湾的台南地区有三种庙宇，第一种是“祀典”某某庙，第二种是“开台”某某庙，第三种是“玉封” 某某庙。这些庙宇一般都有碑记，介绍庙宇的来历和灵验故事。所谓祀典庙，原来是官方庙宇，曾经纳入祀典；所谓开台庙，据说是最早在台湾建立的民间庙宇，一般都是为特定地方神而建的；所谓玉封庙，据说是由玉皇大帝敕封的，一般是通过战童降神获得封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种话语系统的并存，也可以看到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我们力求从经史传统解读民间文献，主要是为了厘清民间文献的话语系统，探讨民间文献的论述方式。当然，民间文献在“对口型”的同时，已经表达了作者、编者们对经史传统的理解和解释，这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史哲传统是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民间历史文献中对于人、事、理关系的阐述，反映了普通民众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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