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过年，不少电影都纷纷定档。最近，一部勾起我兴趣的体育题材影片放出了最新预告，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评论，它就是《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其实这部电影，很多国人已经期待很久了，但因为疫情等等原因，它始终没能定档。什么时候定档，会不会上春节档？可以说，这是目前影迷最迫切想要知道的一件事。
总觉得中国人都有一种乒乓情结，对乒乓球有特殊的情感，这不仅仅因为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更因为乒乓球承载着一种精神，而这种乒乓精神，只有中国人、中国乒乓人体会得最为深刻。
然而，对于国球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这件事，网上的评论中总掺杂着一些异样的声音。
有人觉得“电影不可能比球赛更好看”；也有人说，国球的辉煌，根本用不着电影来科普……
从这些评论就能看得出，虽然乒乓球在我国普及很广，但大多数觉得自己很“懂球”的观众，未必真正知道中国乒乓球的历史，更未必真正懂得乒乓球。
而这，恰恰是《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电影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即使是强大如中国乒乓，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惨痛历史。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经历过辛酸而无助的时刻。
铭记这段国球历史，才能永远记住失败，才能永续辉煌！
其实，中国乒乓球并不是一直都强的，1988年奥运会开始，乒乓球被列为比赛项目，当年踌躇满志的中国队，却接连被瑞典和匈牙利选手挑落马下，遗憾败北。
1989年的多特蒙德世乒赛，瑞典队彻底爆发，面对老瓦，林德、佩尔森组成的阵容，中国队以0:5的大比分输掉比赛，斯韦思林杯也被生生夺走。
这届世乒赛，中国男队没有一枚金牌入账。
1991年千叶世乒赛，中国队再次折戟，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输给捷克，最终排名第七，创造了历史最差的战绩。
这也让中国乒乓落入低谷，一时间质疑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压力下，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在家门口，蔡振华带领自己的“五虎将”，帮助中国队时隔8年再夺世乒赛男团冠军，也开启了中国乒乓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这里的五虎将，就是马文革、王涛、丁松、刘国梁、孔令辉。而带领他们绝地反击的，叫做蔡振华。
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讲的就是这些人，这段历史。
1995年，蔡振华带领“五虎将”，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决赛中与瑞典队鏖战到第五盘，最终老将王涛爆发，拼下最后一分，这才帮助中国队再次问鼎世界冠军。
王涛扔掉球拍重重地躺到地板上的场景，也成了那届比赛的经典时刻，整个比赛过程既充满激情，又充满戏剧性，是最适合搬上大银幕的经典赛事。
也正是这样一场球赛，选择电影这个载体，除了它的娱乐功能，更重要的是，电影的传播功能。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中国的总银幕数超过了8万块，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可以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也能迅速被大众认同和接受。
在这方面，电影有着其它载体无法比拟的效果。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样的影片，是拍给大众看的，也是拍给每一个中国人看的。不是献给体育迷的自嗨，而是献给全体中国人的触底反弹。
电影里的那段历史，中国乒乓“失败”太久了，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来告诉世人：新的比赛，我们能行！
电影外的每一个人，也同样需要这样一部电影，来告诉我们自己：新的一年，我们能行！
（1995年第43届世乒赛）
抛开精神层面，单从电影层面，我们也急需《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样一部电影。
体育电影天生就具备着其它故事片没有的热血，它自带的荷尔蒙气息，也让电影有着冲出银幕的血脉贲张。
所以，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体育电影一直是励志电影中的重要分支，国外有《飞鹰艾迪》，有《极速车王》，有《绝杀慕尼黑》也有《4号传奇》这样的经典影片，而国内也有《夺冠》这样的优秀电影。
而当下的中国银幕，最需要的，恰恰正是这种猛，这种燃。过去的2022年，电影院并不热闹，全年几乎没有什么能真正让大盘热起来的影片。马上到来的春节档，既是2023年的开端，也是中国电影市场再次崛起的完美契机，春节档需要这样热血电影鼓舞士气，更需要这种只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激发大家内心深处的燥与励志！
所以，不是《中国乒乓》需要影院，而是中国影院需要《中国乒乓》！
看过电影的几款物料之后，我坚信，《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能比其他影片完成得更好！只有记录，才能记住！
,中国乒乓的历史不需要曾晖 电影来科普？错，只有记录，才能记住！相关：
美国个人主义起源的新阐释：杰克逊时代的政治神话文｜ 李海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的国度。关于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过往学界一般会追溯到清教传统、洛克政治学说或启蒙时代思想的影响等源头，但最近一部新出著作，却将美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定位在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时代，或者更广义地说，定位在了1820到1850年代。这部新出著作，就是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Alex Zakaras 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早上八点关门的咖啡店每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人，或许都曾经历过“蜗居”的日子。在东京，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就住过“八平米”的屋子，即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租金便宜。然而，对吉井忍来说，尽管八平米的房间里放不下厨房、冰箱，也没有洗澡间和洗衣机，但生活依然可以兴致勃勃。“身居八平米，坐拥全世界。”在最新散文集《东京八平米》中，她写下了亲历的日本庶民生活日常。原本“狭窄”的生活在她的笔下，从“八平米”延伸出去，延伸进城市..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无法定义的“良质”，在《莱拉》中有了答案本文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为《莱拉：一场对道德的探究》所写的导读，原题为《溯流而上的“良质”探究传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莱拉》的作者罗伯特·M.波西格曾创作了《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一畅销书，成为美国大学的必读参考书之一，并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莱拉》是《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续篇。罗伯特·波西格本书的作者美国作家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M. Pirsig，1928-2..
我幼时过年，悲喜交集、苦乐参半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年的春节似乎来的格外早。这个年，无需居家，团圆可期，但同时也少了鞭炮和烟花的喝彩，少了那些藏在儿歌中的仪式感与热闹，我们该去何处寻找记忆中的年味？对作家陶亢德来说，过年最美好的意义在于让人想起童年。尽管儿童时代家境平平，却总是能在丰富多彩的春节习俗里寻得一个崭新的、充满趣味的世界。送灶司、做除夜、裹粽子、放纸鸢、供月亮、赏“灯头戏”、吃年夜饭......那时候的年对孩子们来说..
史铁生：永存梦想的人间，比全是现实的世界，更能让我坦然对死1951年1月4日，史铁生生于北京。二十余年后，他在北京治疗腰腿疾，一年有半，治疗结束之时即轮椅生涯开始之日，也即他的写作事业的起点。坐在轮椅上，史铁生写出了一系列足以点亮中国文坛的名篇佳作。命运以双腿为限，关闭了他的大半尘世世界，也自然递给他一支写进灵魂的笔为偿。苦难从来没有让他变得阴郁，迷恋诉苦，反而助他从中沉淀出明亮的思想。或许可以说，理解史铁生笔下的文字，就是理解一条生命，如何在最为疑难之处觅..
加缪：人们所说的光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在加缪有生之年，世界的动荡从未止息，这动荡锤炼着加缪的韧性与思想，竟使他短短的一生有了“丰盈”之感。他就像上天的玩偶，仿佛用以测试在怎样动荡的条件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出最杰出的人。——凌越《加缪：为人道主义立下里程碑文》加缪：为人道主义立下里程碑文 | 凌越1957年10月16日，加缪和友人在巴黎福赛圣贝尔纳街的一家饭店吃饭，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跑来，告诉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缪顿时脸色苍白，显得非常..
罗伯特·瓦尔泽：“让我们为自己保留一些心愿吧”1956年12月25日，一个农夫模样的老人独自离开久居的精神病院外出散步，途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躺倒在厚厚的积雪上。不久被人发现，警察到来，核查了身份：这人名叫罗伯特·瓦尔泽，一位早已被遗忘的瑞士德语诗人。罗伯特·瓦尔泽（ Robert Walser，1878-1956），瑞士作家，20世纪德语文学大师，在欧洲和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齐名。在世时默默无闻，后被《洛杉矶时报》认为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作家。照片摄于1899年。作为写作..
无所事事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也许工作对世界的危害更大“你幸福吗？”——这样的提问让人回想起一些幸福的时刻，哪怕是苦中作乐，在幸福的引导下也会格外香甜。“你痛苦吗？”——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大部分人一时都无法给出答案。德国作家韩秉哲在《妥协社会》一书提出，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
与我的预想不同，很多离异的人想要聊浪漫的爱情理想的亲密关系是人们永恒的讨论话题。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影响，在两性关系中也有所折射。如何建立并保持“好”的关系？怎样的亲密模式对于个体、婚姻和家庭，甚至社会最为有利？在无法忍受之时，人们又如何下定决心结束一段关系？《亲密的分离：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一书聚焦于个人生活和家庭变迁中的一个阶段——离婚，它涉及如何建立并保持“好”的关系，也涉及分离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而在这些讨论中，每个词都值得..
我们对新诗依旧一无所知互联网上，从余秀华到贾浅浅，关于新诗的“骂战”屡屡登上热搜。反对派认为新诗“糟得很”，脱胎于西方诗歌，过于自由散漫，创作不出”艺术的美“和”美的艺术“。支持派则认为新诗“好得很”，不拘格律语言，从内容到形式打破一切窠臼，充沛着个体生命盎然蓬勃的自由精神。两派始终争论不休。实际上，从新诗诞生之初到现在，关于新诗的争议已横亘百年。某种意义上，新诗的争议背后，凝缩着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发展与抉择的集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