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截至1月27日约有半数中超俱乐部没有向中国足协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而1月29日下午5点就是中国足协规定的最后期限。俱乐部没能按时提交确认表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发不出钱了。
可以说，中国足协推出的限薪令和投资帽政策虽然合理性有待商榷，但中超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超联赛几年时间内靠烧钱烧出来的短暂繁荣之花凋谢后，其背后的苦果又该由谁来买单呢？
豪门草根都已弹尽粮绝
这一次中超俱乐部的经济危机与过往每一次都不同，因为波及面之广史无前例。不仅是一些保级球队已经支撑不住，就是一些争冠行列的豪门球队也已弹尽粮绝。
上赛季最先曝出欠薪危机的是重庆当代俱乐部，重庆队一度欠薪达到半年之久，不仅球员的薪水发不出来，就连俱乐部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一拖再拖。随后出现问题的是天津泰达，目前中超各队都已进入冬训状态，然而泰达俱乐部因为资金无法解决，迟迟没有召集球员归队，甚至队内外援已经开始搜集欠薪材料准备上诉。
草根球队生存不易，豪门球队同样变数丛生。某东部豪门，希望在欠薪的情况下让球员在工资确认表上签字，遭到了球员集体拒绝。其他已经解决了工资问题的豪门球队，也开始收缩投资。
广州恒大方面高层下令，球队只出不进。因此球队主力门将刘殿座合同到期后迟迟没有续约，主力轮换球员徐新也成为了自由身。不少媒体人也表示，新赛季恒大两大外援保利尼奥、塔利斯卡离队不可避免。上海上港方面，球队主力中后卫石柯合同到期后也将转投山东鲁能。北京中赫国安相对稳定，但相比前几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的大手笔投入，这个转会期国安显得十分安静。
中超5年最少烧掉500亿
突如其来的疫情，只是压垮中超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没有疫情，也许中超俱乐部还能再多烧几年钱，但也绝不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疫情一方面严重影响了俱乐部正常收入，另一方面更影响了俱乐部背后母公司的投入，从而加速了中超俱乐部财务危机问题的暴露。
根据广州恒大俱乐部近五年的财报显示，他们在五年内投入了113.92亿元（2020年下半年财报未公布，为估算值)。最近始终与恒大争冠的上海上港，投资额度略逊恒大，近五年他们投入了103.1亿元（2020年财报未公布，为估算值）。
北京中赫国安在中赫入主之后，也加大了投资力度。据接近国安俱乐部人士透露，国安近四个赛季的投入在90亿元左右。不过国安相比其他俱乐部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俱乐部拥有两个股东，按比例为俱乐部注资。大股东中赫集团以增资扩股形式入主国安时，为俱乐部带来了35.5亿元，在这笔费用花完后，按照两家股东持股比例估算中赫又为国安注资34.9亿元，而持股36%的二股东中信集团则按比例注资19.6亿元。
在中超持续烧钱的大背景下，那些中国顶级职业足球领域的新玩家，一度都很舍得花钱。大连人俱乐部近3年投入超过60亿元，2016年江苏苏宁仅引援就花费7亿人民币，2017年的冬季转会期河北华夏幸福则成为了最抢眼的俱乐部，引入张呈栋、赵明剑、埃尔纳内斯等球员花费超过6亿元。
豪门和新贵球队在烧钱，保级球队也无法置身其外，因为球员工资和转会费整体水涨船高，谁不增加投入就会率先成为掉队者。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透露，2019年集团为河南建业俱乐部的投资为9.5亿元。而这个投入，只能让河南建业在那个赛季打到中超第八名。前一个赛季河南建业则只是勉强保级成功。
第一集团几支争冠球队近五年支出均在100亿左右，仅这几支争冠豪门球队近五年来的投资总数就已接近400亿元，而中下游球队每年投资也基本以5亿元起步。五年来中超俱乐部整体烧钱额度早已超过500亿元，只多不少。
烧出了虚假繁荣但烧不出产业生态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弯道超车，似乎只要够努力、敢烧钱，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能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中国的足球产业刚进弯道，却发现已经没油了。
烧钱当然不会一无是处，如果没有不计成本的投入，中超联赛不可能在21世纪初就见到里皮、埃里克森这样的国际名帅，更见不到奥斯卡、胡尔克、孔卡、保利尼奥这样的一流球星。烧钱也帮助中国俱乐部烧出了亚冠冠军，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超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让中国足球从业者有了喊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底气。
然而任何行业，烧钱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培育出用户习惯、完善了产业链生态的烧钱，才能帮助行业走上正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车。足球产业想要通过烧钱完成这样的目的也并不是不可能，但绝不是以5年、10年为时间单位，而是需要更长更久。
因为体育产业的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想要让一个国家的民众将足球变为生活方式，绝不只是将他们拉回看台和电视机前观看两场中超焦点战，而是要让他们亲身参与到足球中来。不能将观众变为“踢球者”，足球产业就无法完成自身的逻辑自洽和产业链自洽，赚球迷的钱永远是职业俱乐部最底层的生存逻辑。然而中国职业足球在烧钱的大背景下，使用的却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逻辑，因此危机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据《南方都市报》2020年做的专题报道，中超联赛中商业化最成功的两家俱乐部是北京中赫国安与上海绿地申花。这从侧面说明，这两家俱乐部的球迷基数和球迷黏性都是冠绝中超的，然而这两家俱乐部并不是烧钱大背景下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如果以更宽泛的统计口径计算，广州恒大的球迷数一定是中超首位，毕竟两夺亚冠冠军让恒大在全国吸粉无数。然而恒大俱乐部在商业化方面一直落后于两家传统豪门，这恰恰说明，足球产业无法依靠烧钱得到完善，足球文化更不可能靠烧钱得到普及。
谁埋下的恶之花？
中国职业足球烧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逼得所有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都不得不跟着加码，逼得中国足协在大厦将倾之际不得不推出限薪令。然而，中国职业足球其实并不需要限薪，因为在17年之前，他们就推出过比限薪令更好的方案。
据《足球报》、《重庆晨报》等媒体报道，早在2004年中超委员会就提出了球员薪资总额不得超过俱乐部整体营收55%的方案，并获得了与会各家俱乐部老总的认可。当时的中超决策层认为限薪并不符合市场规律，想要让俱乐部财政健康只要控制总支出即可。实际上这样的方案，欧洲俱乐部也在执行。特许会计师出身的前曼联CEO大卫-吉尔就为红魔设下了50%的生死线，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也不允许球员薪资总额超过俱乐部收入的50%。想必中国职业足球领域，不会有人比大卫-吉尔更懂足球，更懂俱乐部财政建设了。
然而，这样一条当时被广泛认可的政策，是何时被打破的？为何没有执行下去呢？虽然具体情况已不可靠，但从这条准则被打破那天起，中国职业足球就已经被埋下了恶之花。
一方面，俱乐部为了追求成绩稳定，也必须或主动或被动加入烧钱行列。虽然中国足协出台了6亿元的投资帽，但诸如广州恒大、上海上港、北京中赫国安这样希望保持竞争力的豪门球队，一定会选择顶格投入。投资人的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青训方面的投入并不计入俱乐部整体投资，诸如山东鲁能、浙江绿城、北京中赫国安这些在青训上较为重视的俱乐部，又会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另一方面由奢入俭难，习惯了高工资的职业球员很难接受被外界强行限薪。烧钱虽然烧出了短暂的繁荣，但也犹如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列强打断般，彻底烧毁了中国足球文化的根基。虽然全球的职业球员都有向钱看的趋势，但欧洲足坛总会有一些基于足球文化而让人倍感温暖的故事发生。意甲豪门AC米兰自家培养的青训球员卡拉布里亚，近一年表现出色，入选了意大利国家队。但由于他自认为没有达到球迷预期，外加俱乐部财政困难，他主动喊话希望不涨薪与俱乐部续约。成名已久的荷兰前锋亨特拉尔，为了拯救濒临降级的老东家沙尔克04，自愿与荷甲豪门阿贾克斯解约，以自由身与老东家沙尔克签下半年短约。
然而中超的球员们还在烧出来的美好生活中无法自拔，向记者感叹降薪后生活品质下降，每个月几十万的房贷无所着落。丝毫看不出他们与俱乐部投资人，与中国足球产业有任何同命相连之感。当然欧洲球员也不都是活雷锋，但烧钱的恶之花正在结出让中国产业所有从业者都无法咽下的苦果，让我们看不到这个联赛中有诞生卡拉布里亚、亨特拉尔这样故事的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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