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晚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其中，“手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记》”。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
1909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文正公家训》，没想读了就放不下。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外书店买书。当时的书店大门是一块一块的长木板拼接的，店家刚开门，木板还没卸完，钱穆从门缝中侧身窜入，急问有没有《曾文正公家训》，连家书一起付款购买。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书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1914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将几年教学的《论语》讲稿成书《论语文解》，寄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得版权费和稿费100元。不过不是现金，而是商务印书馆的百元书券，只能买书（不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钱穆用这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他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钱穆自1930年起分别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北平共生活八年。教书做学问之余就是到旧书市场淘书，常常有意外惊喜。其中念念不忘的善本有：
其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前八卷，清朝嘉庆年间刻本。钱穆得到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禹贡》半月刊上。
其二，《章实斋遗书》家传本。一天下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地到历史系休息室找钱穆，市面上送来了一部《章实斋遗书》手抄本，不知道是否有价值,想请钱穆鉴定一下。钱穆仔细勘查后发现，这部书确是章氏的家传本。这个本子几乎可以说是孤本，极为珍贵。如果回答说没价值，这个孤本必然回到旧书店，钱穆就可以收为己有。但想到公藏可以给大众阅览，于是钱穆告诉毛馆长可以收购珍藏。
同时，钱穆让助教连夜录出刻本中未见的内容，共20余篇。抗战南迁时，钱穆将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上面加一木板，以避开检查（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故纸堆”，钱穆没有解释，现在不甚了了），辗转香港、长沙、昆明、成都。后托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蒙文通印刷200册，此书得以流传。
而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并没有为图书馆购买《章实斋遗书》，此书竟转归于胡适家藏，最后不知所踪。
其三，《竹书纪年义证》，北通州雷学淇著，共40卷。钱穆曾遍访北平旧书市场而未得，后在北平图书馆得到家传稿。该书由雷氏家人捐献，蔡元培校长请北大付印，印刷本流入北平图书馆。钱穆看到后，晒蓝本（复制）一部，并将有关内容补入自己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1937年，钱穆将晒蓝本交书店印刷，此书得以流传。
钱穆淘书藏书，其目的还是为了研究。他有一部朱石曾的《竹书纪年存真》，以此纠正了王国维校对本的很多错误。傅斯年曾嘱咐北平各书店为他寻访此书，几年无果。最后只好将钱穆的书借去晒蓝复制，收藏在中央研究院的书库中。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等学校南渡。钱穆藏书量大，难以运输，更难找到藏书的地方，况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思虑再三，钱穆临时赶制了20个大箱子，将20万卷藏书装入箱中，并与房主约定，房子不再租给他人，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没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房主通过钱穆好友汤用彤，催促其将书运走。汤用彤找到钱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书估愿意出价百石米价。而此时钱穆已在广州，他嘱咐汤用彤让书估妥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然以百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得《资治通鉴》一部。钱穆看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大哥钱挚（钱伟长父亲）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大哥的手迹。此书现身香港，其他20万卷藏书可以想见。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钱穆北平藏书的下落自此无从查询。
收自人间，散在人间。书香不尽，唯有缘者得之。
（本文参考书目：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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