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工程的继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经典作品被翻译到国外，与此同时，国人对中国经典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情况也越来越关注。南京大学德语系钦文老师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的德译情况，广搜相关研究和出版信息，最近他特为本报撰写系列文章，详细梳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被陆续译介到德国的过程。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最早被译介到德国的是《水浒传》（片断），时在1834年；最早以较完整的形式（节译本）译到德国的是《红楼梦》，最早被完整译成德语的也是《红楼梦》（史华慈、吴漠汀译本），而在德语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也是《红楼梦》。2017年，《西游记》《三国演义》的德译本相隔两月，陆续出版，其中《西游记》译者还获得了该年莱比锡书展的最佳翻译奖，《西游记》也成为四大名著德译过程中最为吸睛的一部。——编者
四大名著中，最早被较完整地译介给德国读者的要数《红楼梦》。学界公认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FriedrichAugustGützlaff）是首位将这部作品介绍到西方的人。1842年，他在《中国丛报》（ChinaRepository）上用英语发表了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不过这位仁兄对小说的评价不是很高，也充满了误解，竟然将宝玉当作了女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考证，1943年，俄国人柯万科（А.И.Кованько）用德明这个笔名在《祖国纪事》（第二十六期）上发表自己的《中国纪行》第九篇，作为附录，他节译了《红楼梦》第一回的部分文字。同年，就有人将其转译为德文发表，这是《红楼梦》德译之始。如同其母本俄译一样，这段德译文几乎被人遗忘了。
之后半个多世纪，除了个别学者的零星介绍外，对这部中国伟大小说的翻译陷入停顿。直到1928年，在卫礼贤（RichardWilhelm）主编的刊物《中国学报》（Sinica）上陆续刊载了几篇《红楼梦》的摘译，编译者署名丁文渊（W.Y.Ting），主要涉及原书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回的情节。1932年，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了库恩（FranzKuhn）节译的第十七回元春省亲一段。
说到此，不得不提一提卫礼贤这个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早年来华传教，之后迷恋上了中国古代文化，翻译了《论语》《孟子》《道德经》《列子》《庄子》《易经》《吕氏春秋》等中国经典，其译本至今畅销不衰。回到德国后，他创立了中国学社，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其创办的《中国学报》上除了论文外，还刊载了不少译文，对中国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红楼梦》的翻译，但在其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学》中，卫礼贤对《红楼梦》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当时中国的新学研究是颇为熟稔的。
库恩：欧洲翻译《红楼梦》的第一人
如果说，对于德国读者而言，卫礼贤是进入中国古代智慧的钥匙的话，那么库恩则是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使徒。库恩早年学习法律，其间对中国发生兴趣，便随汉学家佛尔克学习中文。获博士学位后，来华担任外交官。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感情日益深厚。两年后，他奉调回德国，在柏林大学汉学系担任荷兰籍汉学家高延的助手。库恩本当钻研学问，有一天却偶然在师父的书柜里发现了一本明代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迷恋上了明清小说。没过多久，他就从《今古奇观》里选了《卖油郎独占花魁》试笔，译罢兴冲冲地把稿子拿给高延审阅。不想后者竟大发雷霆，认为助手自甘堕落，遂将其逐出山门。库恩本可重操旧业，当个律师或者外交官，可倔强的他却铁了心，一门心思翻译中国文学。自此之后，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小说，影响深远。其间虽也屡经箪食瓢饮的窘境，但终不改其志，而成一代巨匠。除了下文要介绍的几个著名译本外，《金瓶梅》《肉蒲团》《隔帘花影》等颇有争议作品的德译本也出自其笔下，甚至还惹出了官司。也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德国主流汉学界将其视作怪人。此外，他编译的众多明清中短篇小说选本也至今为人称道。
言归正传，说到《红楼梦》在德国的传播，库恩堪称最大的功臣。在《金瓶梅》译本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趁热打铁，向出版社提出翻译《红楼梦》的构想。岛屿出版社的主事者基朋贝格（也是大诗人里尔克的出版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必须压缩原文，每月交出100页译文，做不到则合同作废。译者、编辑、印厂，几乎是流水作业，译本于1932年问世。借助这部最终压缩到788页的节译本，德国读者终于领略了这部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虽然库恩在译者序中提到，他以新旧两个版本的《红楼梦》为底本，但研究者对此莫衷一是，此处不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删节本，为了“尽力便于西方读者接受”，为了达到“努力还原故事主要情节和展现故事发展的高峰”，库恩对原文进行了大胆的剪辑、改写和重组，主要围绕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物的故事线索，将全书节译为50回，约为原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强。（下转第二版）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把握此书，他撰写了长达12页的序，并编了“大观园中的最重要的住所”“最重要的女仆”“贾氏宗族一览表”作为附录。
该译本因其对原著主要精神的准确把握，加之出色的语言、恰当的剪裁和译述（例如对《好了歌》《葬花辞》的简化处理），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自问世以来，不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印行已超过10万册，就纯文学作品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了。
不仅如此，库恩也是欧洲在真正意义上翻译《红楼梦》的第一人。虽然不是全本翻译，但就此结束了欧洲人对这部伟大作品整体忽视的局面。这个经典的译本屡经转译，变作英、法、意、荷、匈、希等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影响深远。
当然这个译本也并非完美无瑕，译文中也能找到一些误译之处，盖由认错字、对原书人物情节理解的偏差、对常识典故的隔膜等因素造成。虽然不乏苛评，但总体而言，该译本还是受到高度肯定的。未成完璧，这一直也是库恩本人的遗憾。
《红楼梦》第一个德语全译本，引出笔墨官司
进入新世纪，终于出现了德语世界的第一个《红楼梦》全译本。2007年问世的译本是由两代汉学家接力完成，前80回出自史华慈（RainerSchwarz）之手，后40回（高鹗续）由吴漠汀（MartinWoesler）完成。说起出版过程，还真是曲折。
与库恩一样，史华慈并非学院派汉学家，与同行也少有往来，在一般人眼中多少有点怪的。上中学时,他接触到了库恩的《红楼梦》节译本,觉得某些地方颇为费解。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学院学习汉学和历史期间，他选修了有关《红楼梦》的课程，这才发现儿时读过的节译本与原文差距如此之大。上世纪70年代，他担任东德驻华使馆的翻译，在此期间开始研读中文全本《红楼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回国后，他与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签订了协议，着手翻译这部作品。历经十年寒暑，完成了前80回的翻译。在他看来，前80回是曹雪芹的创作，而高鹗续写的后40回则背离了原作者的本意，因此放弃翻译这部分内容。
1990年春，史华慈将终稿寄给出版社。然而这时恰逢两德统一，东德的国有企业面临私有化，前途未卜，出版受阻。改制后，新老板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不大，便将版权退还给译者。之后，瑞士的天枰出版社（曾出过多种明清言情小说德译本）主动上门，联系出版事宜。出版商要求译者补译后40回，而且稿费条件颇不合理，史华慈便未与之合作。2003年，初出茅庐的汉学家吴漠汀提出乐意出版该译本，在瓦拉文斯（HartmutWalravens）博士的斡旋下，史华慈将前80回的译本交给了吴漠汀。后者将高鹗续补的部分译出，于2007年推出了120回全译本。
束之高阁的译本终获出版，本是件皆大欢喜的事。不想，两位译者竟因译本闹得颇不愉快，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吴漠汀读了史华慈的译稿后，提出了不少修订意见，而后者则坚持不做改动，要求按原样付印。然而史华慈却发现最终版本仍然做了不少修改，并未征得其本人的许可。其中有一处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即书名的翻译。他认为德译本的标题应当是DieGeschichtevomStein（石头记），DerTraumderRotenKammer（红楼梦）只能以副标题的形式出现。而吴漠汀却执意采用通行的《红楼梦》作为书名，却将正常的形容词roten（红）以大写开头Roten。在史华慈看来这又是一个硬伤，因为按照德语的语法规则，大写则意味着“专名”，即成为某个具体房间的称谓。此外，他还认为约定俗成的德文译名本身也有问题。此外，吴漠汀声称新译本的工作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整理），其本身是“以120回庚辰本为底本……是目前最通用的一部版本”。而史华慈却郑重声明，他主要依据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部分章节采用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翻译家和出版家（兼合作者）之间公开“抬杠”，此种状况实不多见。不过吴漠汀本人却对自己出版的全译本自信满满，对把后40回“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地译成了德语”颇为自得。然而该译本出版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响，期间虽曾再版过一次，仍不及库恩译本销量的零头。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指出，“阻止史华慈漂亮的《红楼梦》新译本成功的主要障碍”是“这家出版社多少有些小……对普通的德国读书界而言，出版社的名字，出版家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出版家太不同凡响，你可以放心地闭着眼睛买他们出的书。但是，大多数小出版社在性质上就大不相同了。大家踌躇于买他们的产品，即便东西是真好！”顾彬在夸赞史华慈译本之“漂亮”“真好”的时候，却故意忽略了吴漠汀的译文，这点颇耐人寻味。
这家小出版社的主人其实就是吴漠汀本人。笔者曾在波鸿工作一年半，下班后总爱去大学中心（Uni-Center）逛逛。街上有一家Bl覿tterwald书店，我常去淘书。店里常能见到一位中国女士，后来得知此人是老板娘，她先生就是吴漠汀博士。书店里有一专柜，专门陈列汉学书籍，其中有一套“汉学丛书”（BuchreiheSinica），吴博士编著的书占了半壁江山。当时颇为奇怪，后来才知道，他本人有自己的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的同时，顺便夹带“私货”。2004年，他就在自家出版社推出小册子《文学鉴定标准：红楼梦作为最重要的小说》。而他写信给史华慈商谈合作，正是一年之前的事情，其攻关能力和执行力可见一斑。
从史华慈本人几篇有关新译本的文章和访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译本还是颇为自信的，认为自己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这本书。他曾说：“我的《红楼梦》德文译本是给德国的普通读者看的,不是给汉学家看的。”但他也谦虚地表示，“我的这个翻译只是初步的翻译,起到的只是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以后能出现比我的翻译更好的德文译本。”
顾彬一方面盛赞“翻译堪称上乘”，另一方面则毫不客气地认为该译本“在德语国家中它不会成功，甚至连汉学家也不会去读”。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德国学界鲜有文章论及这个译本。倒是在《红楼梦》的故乡，中国的学者们乐于精研这个译本，上海交大的王金波先生曾就此撰写博士论文。有趣的是，前两年史华慈还写了篇文章与王金波商榷。就此看来，史先生虽自命槛外之人，其实还是颇为关注“学术动态”的。
史华慈：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德语译者
史华慈早年还翻译过中国的童话和民间故事，由于销量不俗，出版社才相信他的眼光，约请他翻译《红楼梦》。他偏爱明清的短篇作品，先后选译了《子不语》（袁枚）、《耳食录》（乐钧）等故事集，其中不乏在当今中国鲜有人知的“小众”作品，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独特的情趣。除了《红楼梦》这个足以使其“不朽”的译本外，《浮生六记》也是他颇为看重的译作。恰好我也有这个译本，是两德统一前一年出版的插图本，非常精美，可以推断，是当年东德典型的“创汇”出版物。大概正是借了《红楼梦》译本，史先生开始为国内出版界关注。近几年，他的译本也在中国陆续出版，《影梅庵忆语》（冒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即是一例。要知道他此前翻译的《谐铎》（沈起凤）、《夜谈随录》（和邦额）在德国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还是在友人瓦拉文斯（为《红楼梦》德译本撰写后记者）的帮助下,作为资料复印本入藏柏林国立图书馆。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可以想见，史先生大有可为。
而“冤家”吴漠汀走的则是“学术路线”，在翻译《红楼梦》前后，他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其中不少都发表在中国的“核心期刊”上。如今他在德国的私立威登大学担任教授，频繁往来于中德之间。当然他也没有荒废译笔，先后翻译了鲁迅、朱自清、巴金、钱锺书、王蒙等现当代名家的作品，甚至也包括曾流行一时的棉棉等人。无论从学术还是翻译选题来看，他是典型的“杂食动物”。因其饕餮作风，吴漠汀在学界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其译作甚至被人讥为“糟蹋”原作。
无论如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红楼梦》终于有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我初见《红楼梦》全译本，就是在吴博士自家的书店里。这套书装订成了普通平装学术书的样貌，名列“汉学丛书”第十四卷，没有半点文学书的气质。过了半年，放在门口的尾货篮里打折销售，旬月无人问津，着实令人叹息。此后再版，换成了精装本，外观依旧毫无吸引力可言。三年前，这个译本被收入国内的《大中华文库》（外文出版社2015年版）。因未曾寓目，不知这个版本是否做了修订。此外，作为汉德对照本，底本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待得闲暇，当仔细比对，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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