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才女命舛，从一个家境优越的才媛，随着家道中落、夫妻感情生变而成为一名自怨自艾的妇人，且渐渐搁置其所钟爱的文学，凡此种种，实为可叹。若说疾病、贫困、社会的风云变幻等等是外因，那么婚姻生活的不如意，精神支柱的轰然坍塌，则是造成何曦不幸的主要因素。
柴米油盐、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常成为磨灭女性才情与诗心最大的“杀手”，多少才女最终沉沦，历史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民国寿香社十才女之一、女词人何曦便是其中的典型。何曦（1897—1982），又名何敦良，字健怡，福建福州人，著有《晴赏楼词》。晚清至民国福建著名文豪、古诗文学家何振岱（1867—1952）之女，母亲郑元昭（1867—1943）亦能文，著有《天香室词》。良好的家庭环境培育了何曦的文学才情，潜移默化中孕育其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作为名门才媛，何曦才情满腹，所作亦轻灵可喜。如其21岁时所作词《点绛唇·戊午六月十三日》：
翠幄吟风，庭柯坠叶声声数。晚蝉独语。听久浑疑雨。
小梦绕苏，薤簟凉如许。闲延伫，荔香忆侣。滋味翻宜暑。
这一首少女时期的闲愁之作，通过“坠叶”、“晚蝉”等意象来勾勒一幅晚景图，而“忆侣”一词正点出其所愁何事，个中“滋味”唯有自知。然这“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词作却令一个敏感、细腻的少女形象跃然眼前，词作读来淡雅清新。又如其诗作《庚申春日随母大人游螺洲途中作》：
鸣箯初离市，渐入好风光。树密离根短，芜青岸势长。野天倾卵色，细路转羊肠。村暝应炊黍，田春未插秧。几湾桃涨碧，十里菜花黄。总觉乡居好，零星著句忙。
此诗作于1920年，是其19岁时的纪游之作，吟咏乡居美景。词作虽于意境上并无大的突破，然作为一名19岁的少女，在炼字对仗上颇见功力，足可见其深厚的古文化底蕴。良好的家庭氛围，长辈的悉心呵护，文学上的着力培养，给这位才女提供了适宜生长的土壤，也铸就了她的才学兼胜。其作品亦“有精湛之意，无糜慢之音，倏然不着尘滓，佳处足追古人”。因为对文学的爱好，即便出阁之后，何曦也常常挤出时间来学习。《晴赏楼日记稿》之《初日楼日记》（1930年）十一月廿一日载：“上灯后，倦卧，枕上看《近人诗钞》。”此类记载在其日记稿中比比皆是。或许，在操劳的吃穿用度之余，埋头于故纸堆中方能使其寻得精神的慰藉。
然而，即使是才女，作为女性，总离不开结婚生子、柴米油盐的俗世生活，何曦亦不可免俗。我们从其写作于1927年至1944年间所记之《晴赏楼日记稿》和其毕生所留存的诗词来综合观之，何曦的生活可以结婚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结婚前与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北平时的美好时光，王城旧事，雅集清游，天伦之叙，生活悠游快乐。闺中温琴理诗，读书作字，亦才情挥洒。后期为婚后先居北平、后返福州定居时的生活。因时局艰危，乡邦沦陷，生活清苦拮据，个人常有牢愁之怀抱，养儿育女，丈夫又多病，生计维艰，所作渐少。生活的磨砺，让一位曾经悠游于文学的才女逐渐沦为为人妇为人母的煮妇，才情逐渐湮灭，以至其最后绝少创作。“中岁之后，贫病相撄，翰墨几屏，境与志违。”（何曦：《晴赏楼诗词稿》，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境与志违”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何曦婚后尤其是中年以后逐渐远离文学的原因。那么，又是怎样之“境”让这位才女一步步沦为煮妇，心生诸多烦恼呢？
首先，尘世的纷扰与自觉的学习与创作意识的冲突与无奈。何曦从小在文学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养成了自觉学习和创作的习惯。诚如前所述，从她在操持柴米油盐之余，常常在小憩或劳累一天后的夜里进行阅读可见一斑。然而，此种文学情怀却时常因为生活中的人情往来、日常交际等而受到干扰，也造成了她欲为而不得的苦痛。如《晴赏楼日记稿》之《初日楼日记》（1930年）五月初三日载：“伏案料理自己杂稿，而方寸不乐，盖偶有感触，便觉百趣俱消耳。为两大人料理琐事，连日多人家送节来者，有送与人者，来往人情，殊为可厌，又不得不亦耳。”《晴赏楼日记稿》之《求在我斋日记》（1939年）六月廿四日载：“琐事毕已倦不胜，欲为之事皆不得为，所为者皆极不欲为之事。人生苦恼，于此已极。”而有时，她又常常因时光虚度，一无所作而暗自生恼，情绪不佳。如《晴赏楼日记稿》之《心珠室日记》（1930年）八月卅日载：“秋去六十日矣，一诗未成，怀为之恶。”然而，随着对文学的逐渐疏离，她又常生江郎才尽之悲。如《晴赏楼日记稿》之《初日楼日记》（1930年）三月廿六日载其与夫君懿斋到柏园游赏，时值牡丹盛开，气候清阴，归后所感：“今日之游宜有诗也，如何吟肠枯涩至此乎？”又如《晴赏楼日记稿》之《心珠室日记》（1930年）十一月十二日载：“余此次病中，却多得诗思，但久不作，未免手生之患。”《晴赏楼日记稿》之《迟花室日记》（1938年）五月初九日载：“今夜明灯底玩珍珑香缕，逗千种思量儿时能记，词心依旧，只恨笔端吐不出耳。”一名普通的、未受文学浸染的家庭妇女，也许尘世中之琐屑之事是其全部的生活重心，并安心为之，或许烦闷偶或有之，但不至于造成精神的极度苦痛。但是何曦不同，这位出身文学世家的名门才媛，她的苦痛恰恰因为对文学抱持不灭的追求，当她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怀在尘世的碌碌无为中逐渐湮没，当曾经的才华在柴米油盐中渐渐消失，其灵魂的苦痛可见一斑。所以，她时常生今夕之叹，如1941年四月初五日日记中记载：“寒暖适中，风和日丽，旧京之气候也，使我远忆无穷。眼前身如在樊笼中，毫无佳赏，回首当年，柏园牡丹畦畔之我，直有仙凡之别矣。”
其次，与夫君感情由浓转淡，失其精神之助。伉俪情深自是最圆满的婚姻，怕是每一个怀春少女的梦想，何曦亦如此。客观地说，何曦结婚初期与夫君的感情尚可。何曦夫君为姚懿斋，《晴赏楼日记稿》之《延晶室襍纪》（1929年）五月初八日载：“姚兄遣人来提议求婚，吾父允之。吾生之大事，于是定矣。”《心珠室日记》（1930年）八月初二日载：“记去年今日彩舆来迎，正余辞家之时也。韶光荏苒，不觉又一年矣。”从以上记载可知，何曦与姚懿斋之婚姻大事于1929年五月经其父何振岱首肯而敲定，并于1929年八月初二日结缡，故在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的八月初二日，两人设宴邀请部分亲友以纪念结缡一周年。“夜设小酒席，请父亲母亲暨诸弟、弟妇聚酌，聊志去年此日之景光。去年有喜烛未点者，今夜供之案头，伴以花果，香气迎人，祥光达旦，又是一番景象。”1930年八月十二日，姚懿斋因工作前往天津，自此夫妻有一段时间的别离，从日记所载来看，两人颇受相思离别之苦，书信往来频繁，截至1930年十一月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仅何曦寄给夫君的书信竟达二十九封。之后何曦短暂移居天津与夫君团聚。而至少到1937年为止，两人的关系也还融洽，并会在结婚纪念日小酌庆祝。《晴赏楼日记稿》之《剑宜室日记》（1937年）八月初二日载：“今日为结缡纪念日。自弄肴馔数簋，与懿小酌，儿女合膳，共同欢笑。”虽然从1937年的日记记载可知，懿斋的身体已疾病缠身，但夫妻感情并未变恶。然而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加之儿女成群的养育之重，并随着姚懿斋身体的每况愈下而情绪多变，喜怒无常，动辄恶言相向，两人感情渐渐产生裂隙。《晴赏楼日记稿》之《迟花室日记》（1938年）八月廿四日载：“午刻以末事与懿口角，懿之暴戾实大变其情性，可叹可恨。”此后日记中又多次记载姚懿斋的暴戾无常，并心生命运之悲叹。《晴赏楼日记稿》之《求在我垒日记》（1940年）五月廿八日载：“入夏以来，更苦劳悴，长日浑身酸疼，夜睡尤甚。自觉形神皆苦不支，而无计自松。日对病人，有如桎梏，盖以囊涩。长此以往，未知何以度日。嗟嗟我生不料若此之可伤，前生欠彼何债，乃罹此若樊笼，不可自解。”又如《晴赏楼日记稿》之《求在我垒日记》（1940年）腊月廿九日载：“以余前生冤业，遇此病夫，尤属可伤，只得归之命运，逆来顺受。怨尤其无益而反损乎！”而在《敦良襍纪》（1944年）九月初五日，当何曦浏览旧日所记时，百感交集，发出遇人不淑的悲叹：“展玩旧时日记，伤感交集，懿真负我者也。”都说才女命舛，从一个家境优越的才媛，随着家道中落、夫妻感情生变而成为一名自怨自艾的妇人，且渐渐搁置其所钟爱的文学，凡此种种，实为可叹。若说疾病、贫困、社会的风云变幻等等是外因，那么婚姻生活的不如意，精神支柱的轰然坍塌，则是造成何曦不幸的主要因素。
再次，婚后家庭俗务的操持和劳心也是渐渐磨灭其“诗心”的间接因素。除了日常的吃穿用度要操持、数个儿女养育之艰辛外，家计渐渐入不敷出也令何曦颇为烦恼。《剑宜室日记（1931年）十一月初三日载：“今晚，衙苏来告，薪水减去大半，只有四十元之谱。”此消息不仅令姚懿斋心生忧患，何曦亦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竟要靠典当、亲友的周济和借贷度日。然这些还不是最艰辛的，何曦还得面对嫂氏的钻营和刁难。未分家时夫家由其三嫂操持一日三餐，然嫂氏尚要从中克扣口粮。《求在我垒日记》（1940年）腊月十二日载：“晨，喝稀粥，老奸又弄其狡猾伎俩，以
滚水半锅和粥内，遂稀若米汤，自滤黏者以饫其女。世情薄劣如此，可叹。”此处老奸即指其嫂氏。1941年的日记中也有一些记载。二月十三日载其嫂氏的刁难：“自三兄远行，三嫂掌理家政，每日粥皆甚稀，且十顺自校归，午前十一时便开饭，彼母女吃后，便命女仆亦食，食后唤郑郑，吾方盛饭，见饭不多，遂另盛一碗，以备诸儿之添。彼见郑郑不够，便怒而詈，絮絮不休。”而即使在借贷之事上，嫂氏也极力破坏：“懿向某处借款，顷款送至，而老奸极力破坏，款又付还，情形复杂险恶，可鄙可恨。”因生活拮据，须食粥度日，面对儿女的日渐消瘦，为人母者更是忧心忡忡：“匝月以来，日吃三餐稀可数米之粥，兼以无肴。早晚均在饥饿之中，诚有生以来未经之苦境。目睹诸雏渐瘦，背肋之间条骨可数，面色亦甚青黄，手中拮据，无法补垫，真可虑也。”而即使为了摆脱嫂氏的苛刻而分家之后，由于时局之坏，加之每日懿斋医药费的支出，日子依旧没有起色，节衣缩食尚无法温饱。四月卅日记载：“上午回家并访大锦，又自谋得卅元，以廿元借懿买米，自用五元以买儿辈鞋面等。夜雨，迩日米每升叁元二角，吾与懿及诸儿七人每日共食二升之米，须六元四角，又买菜、零用，在十元之内，苦矣哉。”操持家计之苦可谓唯有自知。与此同时，家中佣人的频繁更替，新佣人的调教之类的事宜，也颇费其心神。所有这些皆日日消耗其精力，其才思的磨灭亦在情理之中了。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何曦的诗词作品来看，其最后一首诗词作品作于1960年。相较于刘蘅、王德愔等其他寿香社女词人，其文学生命并不算长。作为一名生长于名宦宿儒之家的女子，她有着良好的文学启蒙，然一旦出阁，相夫教子、家务劳作等挤占了大部分时间，舞文弄墨则变得十分难得。何曦的诗词作品也许未必惊世骇俗或自创新格，然从词人留存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代才女在生活磨砺中的零落和无尽烦恼，殊为可叹。或许，这正是古往今来无数才女千古同一的境遇。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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