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亲密关系上，人们害怕付出，一旦有失败的风险就迅速抽离；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之间透露着不信任，互相工具化；面对公共事件时，先从指责开始。
这便是自恋打开的‘黑暗之门’。可怕的从来不是‘爱自己’，而是以‘自己’为名的对他人与社会的漠视，反思能力的萎缩，以及共情能力的丧失。
”
“你自恋吗？”
看到这个问题时，你也许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现在，把问题换成“你爱自己吗？”，你是否还会给出同样的回复？
“爱自己，做自己”似乎是这个时代最正确、最安全的口号，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太多限制与压迫。
每个人都有诉不完的苦难，我们时常感到内心被压抑，行动被强迫，每天被一种无形的压力裹挟着前行。于是，“爱自己，做自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灵丹妙药，是你逼仄的格子间和卧室里的一点生机。
然而，今天你所听到的“爱自己，做自己”并不意味着对压迫的逃离，它更像是一句心理安慰，让你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碌碌无为。
当然，“自恋”与“爱自己，做自己”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只是在当今社会中，很多“做自己”，仅仅是个幌子，它的内核是自恋和自私。
它不鼓励改变现状，只怂恿放大自我；它对施加压迫的权威点到为止，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向个人主义。而越来越多信奉“做自己”是人生真谛的人，实则陷入了一种名为逃避的自洽。
“爱自己，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迫切？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边鼓吹自我、边传播自恋的？
正如《自恋时代》一书所言：“在急于创造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或许已经向一些更黑暗、更邪恶的事物开启了大门。”
当自怨自艾变成常态，个人主义变成护身符，或许是时候正视日渐膨胀的自我，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戳破气泡，迈向真正的改变。
01.
“做自己”从何时开始变得迫切？
首先，何为自恋？
自恋（Narcissism）最早源自古希腊神话。一名叫纳西斯（Narcissus）的少年因在湖面看见了自己的倒影而爱上自己，认为自己是唯一配得上自己的人，在意识到无法拥有自己后郁郁而终。纳西斯大概不会想到，21世纪的湖中倒影不仅有滤镜，还能直接改变五官和脸型。
诚然，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恋，而适度的自恋能带来自尊、自爱等积极的心理状态。在现代医学范畴内，严重的自恋也是一种病。
BBC在一篇关于自恋盛行的报道中指出，根据《诊断与统计指南》，患者会出现夸大自我的幻想或行为，对自我的重要性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深信自己超凡脱俗，缺乏同理心，对外界批评反应激烈，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特权感。
今天要讨论的“自恋”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的一种泛自恋倾向。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让我们过度迷恋自己的形象和意见，久而久之，我们将失去对他人的同理心与共情能力。
就好像近日确认新冠的成都女子，仅仅因其行动轨迹覆盖几家酒吧，网络讨伐便立即上升到女德和私生活。这种无视他人真实处境，完全从自我的视角出发的审判行为，正是“自恋病”盛行的证据。
没有什么比社交媒体更能代表这个时代了，似乎当代人的一切好与不好，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在于它给所有人提供了被观看、被认可的渠道。再小的个体都能找到观众，都能加入某个群体，获取前互联网时代无法想象的存在感。
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认为，现代都市“将人均等化，也激发对个性的追求”。社交媒体同样具备了这种属性。
技术给了所有人均等的表达自我与观看他人的机会，于是造就了一种矛盾的状态：人们一方面想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又害怕因过于不同而失去观众和同类。
在刚接触海量信息，看见新奇的人事物时，效仿他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人，是顺理成章的想法。但逐渐地，当人们被更多信息包裹直至淹没，他们便会意识到“把他人作为方法”没有尽头，而“成为自己”就变成了新命题。
成为他人的焦虑被破除后，他人从效仿对象转变为比较对象。“我”的外貌、“我”的想法、“我”的喜怒哀乐开始加速放大，好在其中找到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逐渐，在自恋的框架下，社交媒体衍生出一个特征——情绪泛滥。
前不久，“网抑云”成为一个网络迷因。它特指每天午夜之后，网易云音乐就会出现大量抒发负面情绪的评论，包括但不限于感情失败、学业不顺、得了抑郁症等等。
“网抑云”现象只是情绪泛滥的病症之一，在日常的对话中，我们表达情绪的词也越来越大了。用“我抑郁”取代“我伤心”，“我自闭”取代“我不想交流”，已经成为流行的话语模式。
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的情绪真的糟糕到需要病理性词汇来表达了吗？大多数情况下不然，人们只是需要一个看起来独特又易懂的词去抒发自我，引起同类关注。
往积极的方面想，你当然可以说抑郁症患者和自闭症患者可以更自如地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了，毕竟“抑郁”和“自闭”不再是奇观。
公共空间的社会意义在于表达自我的同时去倾听他人。假如那些“借用”抑郁和自闭来表达情绪的人，除了表达自我，也更多地去了解抑郁症患者或自闭症患者的处境，那么这的确有利于拓宽他们的话语空间。但现实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做。
过度放大情绪的结果是词汇“通货膨胀”，而在迷恋自我的情绪、不倾听他人的情况下，词汇滥用的下一阶段就是对词汇本身的免疫。
正如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所指，如今的互联网早已“瓦解为一个个人们主要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今日的互联网无异于一个属于孤立之自我的共振空间。”
02.
一键转发的代价
知名记者兼媒体人周轶君在谈论互联网时代的真相时说过，在各方信息交汇的社交平台上，情绪越鲜明、越偏激的观点其实跑得越远。
不难发现，自我的惯性使得人们喜欢从内容市场中寻找共鸣。
“这不就是我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逐渐，分享一份内容不再仅仅是因为这份内容质量好，而是因为这份内容里有“我”的影子，有“我”的情绪；分享的意义不在内容本身，而在于“我”分享了内容。
也正因为人们有“被代表”的需求，越来越多内容试图变成纳西斯的湖面。顺应大众情绪、让大众找到自己的影子的节目和文章越来越多，帮助人们看见自我之外的反思性内容则越来越少。
此外，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中，人人似乎都在等待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公共事件是表达自我和寻找群体的最佳载体，又由于发声过于便利，每起事件凝聚的情绪和舆论都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
梁文道在《一日谈》中聊到，从前的文人也经常就公共事件进行辩论，但由于刊登的出版过程悠长又缓慢，辩论双方有时还能早上写完稿，晚上一起吃顿饭。
今天，互联网式的快速让认真思考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即参与到讨论当中，而发言和表态的责任也随之轻浮了起来。
这里无意贬低任何为弱势群体、为不公发声的行为，无论那是一条转发，还是一条评论，它们当然具有舆论价值。值得思考的是，在义愤填膺的情绪过后，我们是否还能持续地关注相应议题？按下转发键的那一瞬间，我们转发的究竟是事件本身，还是“关注这件事的我自己”？
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例，《人物》发布的这篇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让更多媒体和读者去关注外卖员的生存困境，还促进了最大的两家外卖平台出台相关政策。
可是，之后呢？微信里的“在看”记录还在，我们似乎又渐渐回到了每天叫外卖的日子，顶多在订单未及时送达时多了几分忍耐。
有人可能会说，我也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不是规则制定者，扩大文章的影响力已经是能做的全部了。对此，看理想专栏作者李厚辰曾提出一个方案：每次点外卖都给骑手额外打赏十元。
转发和点赞过那篇文章的读者不计其数，假如所有人都能坚持这么做，相信很多外卖骑手的境遇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但现实是，极少人能做到这点，因为“每回都打赏十元”的代价大到侵占了自己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福利。而这，恰恰是一次次激情转发后，情绪冷却后，应当沉淀下来的社会责任。责任，从来都不轻松。
一键转发没什么代价，它还能让人感觉“今天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真切地关照他人有代价，它需要长期的关注，需要从线上转入现实的实际行动。
我们当然可以为各种事情发声，作为平凡人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为关注的所有事件长期付出精力。但起码在一两个议题上，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持续地关注。
03.
逃避式的自洽
除了“情绪先行，责任后置”，当代人的自恋倾向还体现在对自怨自艾的着迷。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一书中写到，“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与之相连的是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对所有的这些感受已经以当代文化所独有的形式回潮了。”
无论是早前引起热议的豆瓣“985废物”小组，还是从日本蔓延到中国的社畜文化，二者都透露出一种逃避式的自洽。
其中的逻辑都是大环境的不可撼动，迫使人们停止思考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反而沉溺在自己的苦难中。
“985废物”们质疑学制，质疑努力，质疑阶层；“996社畜”们吐槽领导，吐槽加班，吐槽工作没意义。
久而久之，因为“认清了现实”，所以任何反思都是徒劳无功，改变更无从谈起；因为无路可逃，所以只能回到“自我”的这亩地；当自尊碰上体制机器，自怨自艾便是唯一的出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工具人”、“打工人”、“尾款人”等名号乐此不彼，而“996”则从一场运动，变成一个如今可以出现在广告文案的名词。
经济学家盛洪在两年前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说过，“任何时代都有问题......人生来就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那么他的一生可能做得最有意思、最愉快的事，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社会改变那么一点点儿。”
的确，每一代人都面临着自己的难题，一代人担心温饱，一代人担心战争，一代人担心成为螺丝钉。在社交媒体空前发达的今天，问题可能还是那些问题，但诉苦的人变多了，就让我们对自身的处境极度敏感。
问题总会出现，问题不会凭空解决。只有克服自恋，才能在认清现实后继续前行，沉浸在情绪中只会故步自封，坠入狭隘的自我世界，使生活除了诉苦外别无意义。
尾声.
“他人即地狱”
萨特曾说过“他人即地狱”。这句来自《禁闭》的名言，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其沉重。
人们越来越相信，痛苦来自他人，因此为了守住幸福，信奉“个人即自由”。在“爱自己，做自己”的 路上，现代人拒绝与他者共情，否定所有不确定性。
正如汪民安在《现代性》中所写，“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的造型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上演。”
在亲密关系上，人们害怕付出，一旦有失败的风险就迅速抽离；在社会关系上，人与人之间透露着不信任，互相工具化；面对公共事件时，先从指责开始。
这便是自恋打开的“黑暗之门”。可怕的从来不是“爱自己”，而是以“自己”为名的对他人与社会的漠视，反思能力的萎缩，以及共情能力的丧失。
所以，有解决的办法吗？
梁文道在《一日谈》中谈到一件饶有趣味的小事，他很少主动过生日，这两年都是因为同事准备了才过。“我跟自己的距离比较大”，他说，“所以有时感觉到，别人跟我更亲近于我跟我自己”。
与自己产生距离，或许是克服自恋的第一步。这并非在倡导大家贬低自我，而是鼓励大家将自我与他人置于一个平等的关系。要相信，人类的悲欢本可以相通。
| 李厚辰
撰文：林蓝
配图：《海边的曼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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