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把调皮顽劣、常招惹麻烦的小孩称为“熊孩子”，关于儿童教育的话题，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与荀子就有过“性善”与“性恶”之辩，即人初生之始，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对立的观点背后，就是古代的“熊孩子”也不少，很多“熊”的情节，足以引发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
《清稗类钞》记叙，清代某地有一顽童，每天随塾师课读，但其生性懒怠，对读书提不起兴趣，经常偷奸耍滑，遭到先生的戒饬责骂。而他又极刁钻狡猾，当面总是装出一副心悦诚服、要彻底改正过错的样子，实则心头暗暗记恨。不久，他递交一篇文章给塾师，称是自己写的，请先生代为修改润饰。塾师以为他转了性，很为他高兴，遂细心代为修改，有些地方还加上了自己的评语。不料这篇文章乃为皇帝的御作，顽童回过头就拿着修改过的文章到官府状告塾师，称先生胆大包天，竟敢修改皇上的御撰。塾师由此身陷囹圄，几乎被处死，家人只得变卖房屋田产，多方奔走打通关节，直至倾家荡产才平息此事。
《虫鸣漫录》也记有一事：清代有乡塾先生教授了几个顽童，某日他有事外出，顽童们从严厉管束下释放出来，便开始放飞自我，为所欲为。其中一人说，我们前天刚看了《铡包勉》的戏，何不照着戏文演一遍？于是，几个顽童到隔壁药铺向伙计借铡刀做道具，被拒绝。但几个顽童的“熊”劲上来，不肯罢休，趁药铺伙计不注意，把铡刀偷到学塾里，由两人扮演刽子手，站在两旁扶着铡刀。另一个顽童扮演包勉，横躺在铡刀下。
几个人玩兴正浓，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先生回来了”，扶铡刀的两人担心先生责罚，赶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坐下。结果又厚又重的铡刀落下来，当场把躺在下面的人斩成了两截。一众顽童见闯下大祸，皆惊慌尖叫，奔逃回家。先生进来看到这一惨状，知道自己必然会受到牵连，不仅要吃官司，还要四处筹钱来赔偿死者家属，先生越想越悲哀，于是自杀身死。官府最后见找不到责任人，只得不了了之。
清代学者俞樾在其著作《右台仙馆笔记》说了一件事：扬州一家店铺养了只猫，毛色非常漂亮，店主全家老少皆宝爱不已。没多久，母猫生下四只小猫，皆传承了母猫的毛色特征，每天在院子里跟着母猫跳踉行走，样子十分娇萌可爱，凡路过的人看到，无不被吸引，停下脚步观望。店主人某天外出，一个半大不小的“熊孩子”见只有女眷守着店面，欺负女眷是小脚，追不上自己，冲进店里抓了两只小猫就跑。女眷大声呼喊，旁边有几个人便帮着去追。
“熊孩子”眼见追赶的人越来越近，慌不择路，就专往人多的地方跑，结果一头撞到一个过路的孕妇。孕妇被巨大的冲力撞倒在地，还来不及起身，又被急于抢路的“熊孩子”重重一脚踏在腹部，踩着她的大肚子而过，孕妇当场就气息奄奄，命悬一线了。市集上的人见状，皆出于义愤高声大喊，围堵住“熊孩子”，不让他逃跑，又派人去通知孕妇的丈夫，将肇事者送官。结果“熊孩子”为了抢两只猫，闯下了一尸两命的巨祸。
古今的“熊孩子”其实都有着相同的共性，皆为父母失教渎职的结果。耶鲁大学的婴儿实验室做过一项研究，表明人天生就有偏执倾向，会因不同的喜好厌憎他人，甚至会乐见他人因此招灾受难，只有经过后天教化才有可能矫正。父母及学校的功能，就是对未接受过思维训练的“熊孩子”进行有效引导，使之建立与世界的共情共理感，具有理性自律的能力。这一过程，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就像阿德勒说的：“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而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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