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知识领域的分化日趋精细，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愈发艰难。为免定义顾此失彼，将小说家理解为靠小说“说话”的人，或许不失为朴素而有效的方式。但要细究起来，说话还有不同的层面。就中国小说重视“说”和“讲”的传统而言，说话简直就是小说家的天职。小说家时常在不同场合发言，无疑直接表露着他们的文学观。说话方式及意味的不同，不仅关联着小说家身份功能的变化，也折射出文学生活的变迁。
当余华将一本随笔和演讲集命名为“说话”时，当徐则臣以“别用假嗓子说话”为题探讨70后作家的境遇时，他们显然共同展现了当代小说家的身份自觉：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但他们所采取的不论是随笔、演讲还是自述、对话等方式，都不是以作品说话，而是现身说法。相比曹雪芹只能隐身于小说中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后世的小说家显然要幸福得多。得益于日渐完备的出版体例和日渐发达的现代传媒，他们可以在长短不一的前言、后记或序、跋中自陈甘苦，也可以在形式多样的访谈、座谈会和读者见面会中谈笑风生。
小说家时常在小说之外抛头露面，这若让主张作者应从作品背后消失的福楼拜来评判，简直是犯了大忌。昆德拉曾对福楼拜深表赞同并加以发挥：小说家一旦自居为公众人物，就会使其作品陷入危险境地。昆德拉的观点，与本雅明所说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可谓殊途同归，均意在强调小说乃是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产物。不过，也不必过于忧虑。首先，小说家如能秉持真正的专业情怀，即便偶尔抛头露面，也不至于变成通常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优秀的小说家自有其智慧与策略，与人群和聚光灯保持必要的距离，使自己得以独立观察和思考。其次，小说家并非一抛头露面，就必然会变成公众人物。从文学史看，生前以小说家身份成为公众人物者，可谓少之又少。最后，小说家不再隐身于作品之中或消失于作品背后，而是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不是小说家玩忽职守的表现，而是当前屡见不鲜的文学事实。因此，面对走出书斋的小说家，听到他们或谈自己或论他人、或阐释或拆解、或对话或反驳，我们与其加以情绪化评判，还不如将这类现象置于更宽广的视野，思考它与时代文学面貌之间的关系，探究它对文学生活的具体影响。
依我之见，当今与以往时代的文学生活之所以不同，并非由于小说家天职的改变，而是源于小说家说话方式的特殊化。20世纪以来，小说家最为特殊的说话方式是，以教师身份向以学生为主的听众讲授小说。借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讲稿题名，我们可将那些由课堂讲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统称为“小说课”。小说课当然不是今日才有。就国外而言，俄裔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三种》执着于对小说主题、结构和风格的探究，意大利小说家安贝托·艾科的《悠游小说林》以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引领读者勘察小说丛林，英国小说家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以人物为中心重访似乎过时的现实主义，可谓各有千秋。他们的共性在于，以经典名篇为对象，阐发小说创作的奥秘和阅读的乐趣。在现代中国，鲁迅和沈从文都曾以小说家身份在大学课堂讲授小说。不过，鲁迅的重心在于小说史的梳理，沈从文的兴趣则是对同时代作家的批评，故而与本文所说的“小说课”稍有不同，但鲁迅所讲授的小说史与沈从文所从事的当代评论，无疑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小说课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小说家相继进入高校执教的产物。比如，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出版讲稿结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马原进入同济大学，出版《阅读大师》等；格非进入清华大学，出版《卡夫卡的钟摆》等；阎连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发现小说》等；毕飞宇进入南京大学，出版《小说课》。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和白先勇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也分别是他们在台湾辅仁大学和台湾大学授课的结晶。可以说，小说课的规模化和持续化发展，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
小说课的兴起，应归功于大学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创新。在以往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虽不至于分疆而治，但很难做到亲密无间。小说课却几乎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三者间的交叉融合。讲授者的初衷虽不是讲成小说史，但在选讲经典篇目时，已无形中完成了类似文学史的筛选工作。课堂上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时刻要求讲授者兼具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文学理论的修养。也就是说，讲授者实际上身兼小说家、批评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当小说课从口头讲授到整理出版，它的接受对象也就从学生听众而扩展至读者大众。在后续的传播中，小说课所彰显的文学趣味、观念和立场，对大众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课的兴起，密切关联着文学生活的变迁。
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小说课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彰显独到眼光，丰富批评类型。小说课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乃是作家对作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文字未必都能达到“大师的批评”的理想境界，但至少都是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比如，王安忆偏好从名家处女作入手，马原流连于海明威和奥康纳的人格心理，毕飞宇从鲁迅的基础体温感知《故乡》，无不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强劲的感悟力。在学院派批评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些情感饱满、文采灵动的文字，距离所谓的学理和逻辑相对较远，但也因此减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风险。在当前批评园地中，富于真知灼见的小说课，有理由被视为珍稀品种。
其次，解析经典奥秘，点拨创作技法。小说家解读经典作品，不是从辨析经典的内涵、梳理经典的接受史入手，而是以创作经验直面经典本身。一部经典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用王安忆的说法，是由特殊的材料、思想和感情筑就的“心灵世界”；按李浩的看法，则是由幻觉、玄思以及省略、回旋感等打造的“魔法世界”。从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小说课未必能直接造就优秀的小说家，但听者如有足够的天赋，必能从中领会创作技法，进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格局。同时，小说课也是讲授者的自我教育。若以小说课为镜，我们能从中看到哪些前辈小说家深刻影响了当下的小说家。而当下的小说家，都将成为未来更年轻小说家的镜像。正是这些镜像，丰富了生生不息的文学生活。
最后，倡导阅读风尚，重塑文学生活。毕飞宇的小说课出版之后，很快获得了他没有料想到的销量。但小说课影响公众阅读的方式，既不是为经典祛魅，也不是戏说经典，而是精深阅读。纳博科夫曾说，成熟的、思路活泼的读者只能是“反复读者”。毕飞宇也反复表示，只有重读经典，才会时有发现。事实上，反复阅读不只需要付诸行动，更有赖于具有赏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态。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文学教育所无法教会的内容，但在我看来，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真正阻碍精深阅读的，其实是读者的心态。在阅读载体日益多样化的当下，纯粹文字阅读的吸引力日渐流失，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已经成为突出病象。在此情境中，小说课所标举的专、精、深的趣味，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扭转文学阅读的局面，但确有可能引领读者重新亲近经典。小说课若能坚守特色、持之以恒，必将为倡导阅读风尚作出更大贡献，有望重塑我们的文学生活。
（作者：徐阿兵，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小说课”的兴起与文学生活的帕帕拉恰 变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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