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铮铮名字，一个为新生的共和国创作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家，一个以描写新时代农民命运为使命的思考者，一个为深入生活不惜摘去官帽深扎农村几十年的“愚人”，今天，成为话剧的主角。
为何要演作家柳青？因为他的价值选择给人启迪，他的创作成功让人景仰，他的生命轨迹令人感喟，他的灵魂升华使人震撼，尤其是，他的执着精神成为今天时代的稀缺资源。然而，这个沉重的话剧题材不好写，因为它面对的是习惯了在娱乐中髙蹈翱翔的观众，它要把他们拖回到思考的地面。这似乎难以讨巧，然而，观众在剧场被调动起来的热烈激情回馈了它的成功。
此剧似乎不见技巧，全篇以生活与情感胜。当柳青住进破庙搜集写作素材的时候，贫穷的皇甫村民们正走在互助组、合作化的道路上，他们自私、胆小、生活困窘、眼界不开，然而又淳朴、厚道、知恩图报、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柳青与他们由陌生到熟识，与他们一道为生活奔波、被时代捉弄，成为命运沉浮中的莫逆之交。他们于是成了柳青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柳青的写作成果则成了他们带着特殊欣喜首先欣赏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柳青获得了写作的精神支撑，获得了在逆境中活下去的勇气，获得了超越现实的人生价值。观众于是被人物的命运触动，被剧作的精神感化，被柳青的灵魂震撼。
编剧唐栋通过深入探究作者生平和细读《创业史》，准确捕捉到了柳青的心灵轨迹，别出心裁地构设了《柳青》的结构，让柳青笔下的人物回到他们的生活原型，让他们和柳青一起生活、一起为命运奋争、一起喜怒哀乐。事实上此剧的技巧即深隐其中。我们首先是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农村人物形象：淳朴正直的王家斌和善良可人的彩霞、泼辣耿直的雪娥和胆小视窄的刘远福、固执认死理的王三老汉、滑头怯懦的富裕中农郭安成……柳青生活在他们中间，就回到了他当年主动回归的皇甫村环境，回到了农民中、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创业史》的创作过程里。于是，我们就贴近了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也就贴近了柳青和他的精神寄托。
然而，上述人物既是《创业史》的原型，又是唐栋创造的话剧形象，他们是唐栋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创业史》人物还原为生活原型，再重新塑造在舞台上的形象，他们因而超越了原型，完成了新的形象任务。这些人物还超越了小说中的历史时限，他们陪伴了柳青终生，尤其是当柳青在“文革”中受难时，是他们给了柳青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因而，他们构成柳青这一舞台形象的广阔时代和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唐栋又为《柳青》增添了三个重要人物，来丰富柳青的形象底色、揭示其内在精神趋势：慕名前来拜谒的文学青年黄文海——他与作者的心声相呼应，曾经都是写作者后来从政的战友韩健——他与柳青形象形成反衬，村里游走的瞎子快板王——他承担了引领全剧叙事过渡的功能，又成为揭示柳青精神世界的点睛人物。
黄文海是年轻的团市委干部，缺乏社会经验，却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二三十万字的土改小说，求柳青推荐出版。透过柳青对黄文海的劝导，唐栋触及了文学的真谛：“（创作）就好比潜水员，只有沉到水底，才能打捞起想要的东西。”然而唐栋并没有单纯化黄文海的形象。尽管因柳青拒绝推荐他的作品，还支持他暗恋的彩霞与王家斌结合，黄文海因此记恨柳青，但在“四清”与“文革”中他还是葆有了一定的人性良知，面对受打击的柳青他懦懦忏悔，这使其形象显得丰满可爱。他的形象定位恰体现了唐栋的人生观：“一切磨难都是成长的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些，人心才会变得善良，胸怀才会变得宽广。”
战友韩健“弃文从政”，接任了柳青辞去的县委副书记职务，以后又升了副市长，而柳青还是柳青，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平头作家。韩健说柳青：“依你的水平和能力，要是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我一样弃文从政，或者当初不要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肯定官做的比我大。”但柳青并不后悔，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他有明确的方向与追求。由此反衬出柳青作为独立作家的内在力量，正如剧中柳青所说的：“一个作家，最忌讳的就是迷恋宦海升迁、跪求金钱富贵。否则，一定会沦落为媚俗下作的马屁精和谎言编造者，绝对成为不了人民的作家。”
村里的瞎叫花子快板王，看不见听得见，对世事洞若观火。他打竹板爆噱口的形象，既增添了舞台色彩、提升了话剧的表演性与可看性，又用十分经济的手段弥缝了剧作叙事的衔接，更通过他进出于人物形象的戏里戏外身份活化了柳青的灵魂：“打竹板，说柳青，柳青跟咱一条心。你看他——粗布粗衣老农头，烟锅端在手里头；和咱盘腿坐炕头，创业致富他领头；吃亏的事走前头，享受的事溜后头；风里雨里泥里头，脚印留在地里头；把根扎在土里头，百姓揣在怀里头；庄稼人写到书里头，《创业史》化在命里头；困境面前不低头，一身正气硬骨头；大写的人字在魂里头，大写的人字在魂、里、头！”每当他念到这里，剧场里总是爆发出撼雷般的掌声，回应了时代共鸣。
唐栋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因而了解作家的甘苦，理解柳青的追求，并与之形成深入的精神契合。站在时代高点来解析这种契合的成因，剧作也就与观众的心声形成了共鸣。这是此剧成功的关键。我们则由中再次看出话剧乃至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体现为剧中柳青说的一句话：“文学创作一定要有生活的真实——就是看有没有这回事；还要有艺术的真实——就是看像不像这么回事。要将这二者天衣无缝地捏在一起，靠的是技巧。”这正是唐栋创作的甘苦心得。剧中柳青说：“幸福，就是一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把灵魂安放在适当的位置。”说的是柳青，又未始不是唐栋的夫子自道。
舞台整体十分齐整。导演傅勇凡洗练的调度手法使之别具特色，斑驳、简陋的瓦屋、石桌石凳辅助了陕西的乡村背景，人们身着羊肚头巾、老棉袄、大裆裤、纳底鞋提示了生活环境与时代定位，暗色调为主的灯光烘托出那个艰苦、困惑的年代，板胡拉出的凄凉秦腔旋律加浓了剧作的本土化氛围，“圪蹴”（蹲）动作的特殊运用成为剧中的点睛细节。演员的表演真实化细腻化，柳青气质由初时“跳出”到贴近到最终融入农民的分寸把握十分准确，情窦初开的小情侣王家斌与彩霞相处时的忸怩、羞涩情境被处理得活灵活现。这些共同将此剧打造成风格化的精致艺术品，为演出成功构筑了基石。
近年来话剧舞台尽管琳琅满目，但轻巧漂浮者居多，厚重深入的作品难见。唯独陕西话剧一枝独秀，推出了《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柳青》一部部震撼作品，给全国话剧带来强悍冲击。陕西话剧有着文学陕军的长期积累，本土作家及其优秀作品成为陕西的厚重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为陕西话剧构筑了坚实底座。当陕西话剧人自觉瞄准这些资源进行开掘时，就收获了美丽的舞台花朵。
话剧《柳青》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命运的关系、作家与灵魂的关系。前四种关系，是说文学必须扎根社会土壤，不随风飘荡在天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第五种关系，是一部作品得以成功的基础——文学是人学。第六种关系则是一部作品能否实现创作高度和深度的关键，而《柳青》触及了这个关键。恰如剧中柳青说的：“一是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中心，二是真正的作家必须是一个灵魂干净、精神崇高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话剧《柳青》实践了这一创作准则。
我要说，在当前话剧高大上、概念化、空洞化的严重回潮中，《柳青》坚持价值思考、戏剧思考，成为21世纪中国戏剧坚守的又一个符号，这种坚守维系了话剧的尊严与荣誉。
愿青青柳色化为茂密浓荫。
（作者：廖奔，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剧协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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