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代表着东西方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他对中国的多卷研究中首次引入了这个词，并通过大量中文史料对唐朝时期中国的丝绸贸易进行了考证。当时的丝绸贸易由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建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地区。
俄罗斯对这一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有深入研究。例如，1881年，俄罗斯旅行家、业余考古爱好者阿巴米列科-拉扎列夫（S.S.Abamelek-Lazarev）在前往叙利亚的途中，在帕尔米拉古城的废墟中发现了刻有希腊语和阿拉姆语文字的石板。该石板现存于圣彼得堡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面的文字经过翻译后是公元137年帕尔米拉的关税税则。后来的研究表明，帕尔米拉是一个随国际贸易发展而形成的主要贸易中心，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最西端。
后来在中国-帕尔米拉区域内的考古工作和对古代文字资料的研究中均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确实曾经有过密切的文化、经济和宗教往来。这也意味着早先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已发生改变，它不再只是一条丝绸商队往来的路线，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体现东西方交互的文化现象。
中亚，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北高加索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即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莫斯科的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藏有来自这些地区的珍贵史料，展示了丝绸之路在各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
佛教是丝绸之路沿线形成文化与艺术统一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佛教僧侣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来到了中国。佛教僧侣到中国的其中一条路线经过印度西北部、阿富汗和中亚，这些路线的沿线建立了许多饰有雕塑和壁画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佛陀和菩萨的形象。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藏里有一尊阿富汗的石雕佛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4—5世纪。另外还藏有古铁尔米兹大型佛教圣地卡拉-特佩（Kara-tepe）出土的考古材料。1928年，博物馆员工斯特列科夫（A.Strelkov）在前往中亚的考古探险中首次发现了这座遗迹。三十多年来，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一直参与在卡拉-特佩的挖掘工作。考古发现，这座佛教圣地始建于公元1世纪中叶，一直存在到公元5世纪中叶。在卡拉-特佩的考古成果中，最有趣的考古发现包括用ganch（一种中亚的雪花石膏体）制成的镀金佛头（图1），以及一尊戴头巾的菩萨头像，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3世纪。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
20世纪80至90年代，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德曼-特佩（Durmen-tepe）遗址展开考古作业。根据考古成果和文字史料研究，德曼-特佩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间是粟特古国中最大的城市之一，粟特的人们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
在德曼-特佩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考古资料，其中一件刻有纹饰的陶瓷纳骨瓮碎片藏品意义非凡。考古研究表明，粟特人信奉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并以一种特殊的仪式埋葬逝者。仪式上会对逝者的骨头进行清洗，并将其保存在特殊的容器（纳骨瓮）中。粟特的纳骨瓮样式种类繁多。而德曼-特佩纳骨瓮是最早的刻有纹饰的盒式纳骨瓮之一（图2）。瓮体外壁上所绘的拱廊内有粟特神像，方形盖子上装饰着一个年轻粟特女人的雕刻头像。研究人员认，外壁拱廊内绘有神像的拜占庭金属棺椁是这类纳骨瓮的原型。
位于瓦拉赫沙的布哈拉统治者宫殿
作为中亚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布哈拉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在布哈拉附近的瓦拉赫沙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该处是萨曼帝国统治者的居住地。在布哈拉统治者宫殿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用于装饰宫殿大堂墙壁的碎片。很显然，瓦拉赫沙宫殿的装饰风格是在效仿伊斯兰第一任哈里发征服伊朗萨珊王朝后占领的王宫。瓦拉赫沙宫殿的墙壁装饰包括狩猎蹄类动物和食肉动物的场景、天堂花园的图画和各种其他装饰样式。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艺术藏品
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并不局限于以上所列的考古藏品，从19世纪到20世纪，还有一些更“年轻”的重要藏品。
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00件乌兹别克斯坦金属艺术品。在19世纪，布哈拉、浩罕和希瓦汗国的首都及大城市都是繁荣的雕铜工艺中心。城市工匠们用铜合金制造礼器和家用器皿，在产品造型时使用雕镂技术，而在装饰金属器皿时主要使用雕刻技术，辅之以透雕、铸件、黑化、着色、镶嵌玛瑙、绿松石、玻璃等工艺。这些器皿以各种风格的花卉图案、奇特的几何图形和铭文作为装饰。
最常见的金属器皿是aftoba或kumgan（大水壶），用于洗礼仪式。博物馆收藏了大量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此类器皿，它们均出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布哈拉、希瓦、撒马尔罕、浩罕，纳曼干和卡尔希）中的能工巧匠之手。除日常使用外，金属器皿还被当作豪华住宅的内部装饰，陈列在客房的壁龛中（mehmonhana）。这些样式精致的家用器皿，经过历代的不断改良已与装饰陈设完美结合，从普通的实用品变成了艺术品。
在高加索地区，例如格鲁吉亚，酿酒文化由来已久，并促使了一种特殊宴会传统的形成。在各种各样的盛酒银器中，有两种类型的银器最为引人注目：梨形的奥施莫（orshimo）酒斗，柄呈长管状；以及马拉尼（Marani）酒杯，由几个相互焊接的酒杯组成。卡卡拉（karkara）酒壶也很有趣，其球形的壶体上饰有描绘狩猎场景的浮雕，其弯曲的壶颈由三个相互缠绕的细管组成。当地人说用卡卡拉壶倒酒时，仿佛听到它在吟唱酒歌。
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里收藏了大约450件19世纪至20世纪中亚地区的瓷器，代表了乌兹别克斯坦所有主要的陶瓷生产地的制作工艺。其中大部分可以追溯至20世纪，大约有100件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左右，极少数是10世纪左右的稀世珍品。
最大的陶器展品组群来自费尔干纳山谷。在19世纪，当地工匠制作了各种各样的仪式用餐具，在餐具的白色背景上涂上蓝绿色的图案。“蓝色”陶都利什坦是位于费尔干纳和浩罕之间的一个村庄，这里的“蓝色”陶瓷走出了费尔干纳山谷，远销胡干、塔什干、撒马尔罕甚至布哈拉等地。
对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人民来说，刺绣是最古老、也是最受尊敬的民间艺术之一。不同游牧民族和居民中流行不同类型的刺绣。被称为苏扎尼（suzani，来自塔吉克语，意为“针缝”）的大型装饰性刺绣在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农民中广为流传。每个家庭的成员在女儿结婚前都要做这样的刺绣。其中有大床单、枕巾、拜毯和壁龛遮帘。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来自努里塔、塔什干、布哈拉、乌拉秋别和沙赫里萨布兹的270多件大型装饰刺绣作品。
自古以来，高加索地区就是文明的交汇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商路穿越高加索和上文提到的其他地区。丝绸之路连接着东欧、地中海、中东和远东以及中亚各国，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土著民族的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中，有许多特点是从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远东民族借鉴而来的。
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18至19世纪世界著名的达吉斯坦凯塔格（kaytag）刺绣，这个名字来源于最初发现这种刺绣的村庄名。直到今天，达吉斯坦人民生活中所有重要事件仍然严格地按照与凯塔格刺绣相关的仪式进行（图3）。例如，在葬礼上，着装完好的逝者身上应该覆盖一件刺绣品，围绕在其四周的亲属必须说：“他的力量在刺绣中永存。”下葬时，这幅刺绣会放在逝者的头下。葬礼后刺绣被收回屋里，藏在箱子里，直到下一次葬礼。这样的仪式已经进行了许多代。在婚礼上，庆祝孩子出生的活动上，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凯塔格刺绣。刺绣的不同表现在装饰和大小上。而这些刺绣只会随着父系代代传承。
（作者：A.V.西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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