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些“热门”古籍，被各种丛书重复收入，反复影印，不仅造成了浪费，也让图书馆的书库不堪重负；与此同时，有些珍稀孤罕的“冷门”古籍，深藏在图书馆、博物馆的书库之中，普通读者求之无门，难睹真容。
将那些未曾刊印过的、具有一定学术文化价值的古籍尽快影印出版，助力学术研究，促进文化传承，成为许多图书馆人和学者的共同心愿。日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一辑），就把目光对准了“未刊稿”：凡在1949年后影印或整理排印过的古籍，一律不收；所收近150种稿本、抄本古籍，对绝大多数图书馆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珍稀古籍”，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都是可以探究新学问的新发现。
1.去图书馆之痛：避免重复出版
“使珍贵古籍化身千百”——谈到古籍影印的好处，人们常常会想起这句话。过去，为了核对稀见古籍中的一条资料甚至一个字，学者都不得不千里迢迢赶赴异地图书馆，耗时费力。影印出版，使原本收藏在少数图书馆的珍稀古籍版本，化身百部、千部，便于读者就近使用，无疑是嘉惠学林的好事。
可是，一些列入影印出版目录的古籍，很多已不是学界迫切需要的版本。
“我做图书馆采编部主任时，面对新出版的那些几百册、上千册的古籍影印丛书，经常感到很纠结：常常是丛书中2/3的内容，我们很需要，但还有1/3的内容，与其他丛书是重复的，我们已经收藏了。不买，觉得可惜；买了，又是重复。”对于图书馆来说，古籍重复影印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痛点”，身处其中的浙江图书馆原馆长、《浙学未刊稿丛编》主编之一徐晓军深有体会。
古籍重复影印为何频频出现？原因多种多样。有时，是出版方掌握了一些稀罕的版本，希望再“搭配”一些不那么稀罕的版本，以壮大声势；有时，是编选的角度不同，有以图书馆馆藏特色为主题的文献丛刊，有以地域为主题的文献丛刊，有“宋元”“明清”之类以时代为限的文献丛刊，有“经学”“史学”之类的专题文献丛刊，有求全的“全书”，有求善的“珍本”，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重复交叉在所难免；有时，则纯粹是经济利益的驱使……
“这样的重复出版，任何一家图书馆都是吃不消的。”徐晓军介绍，现在每年出版的纸质图书数量庞大，即使是一家新图书馆，开馆5年后也会出现“涨库”现象——书库饱和、书架超载，对于科技类、财会类等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的书籍，图书馆一般会定期“剔旧”——剔除旧书的复本，只保留一种版本，但对于影印古籍，为了保证文献的完整，则很少“剔旧”，“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几百册上千册的大部头，必须要考虑避免重复出版，不要占用图书馆宝贵的书库。”
从1500册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到1200册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800册的《续修四库全书》，从1000册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到14000多册的《中华再造善本》，再到各种方志、海外汉籍，大多数重要的刻本古籍已经影印出版。现在，让读者求之不得的，主要是各种未经整理影印的稿本、抄本。浙江省古籍普查报告显示，该省近百家单位藏有明清至近代的稿本5700多部、抄本17000多部，其中许多是在近年的普查中新发现的，以前没有被各种古籍目录著录，更没有整理出版过。
“向社会充分揭示这些祖辈留下的宝贵财产，是当下古籍保护、整理的重要任务。”徐晓军说，《浙学未刊稿丛编》计划分5辑出版，拟收入各种稿抄本400余种，“集中影印出版未刊稿，可以提高资源共享的效率，避免浪费。”
2.去学者之痛：少奔波不求人
《章鋆诗文稿》《望云山馆赋稿》《小匏庵随笔》《小匏庵诗草》……仔细查看《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一辑）的目录，对于这些普通读者很少耳闻的典籍，《文献》杂志社编审张燕婴有着特别的感情。
多年前，为了研究需要，张燕婴曾专程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地借阅这些典籍。为了节约时间，她常常早晨赶到图书馆，下午闭馆才离开，午饭都来不及吃。
这样的体验，很多学者都不陌生。
“对于学者来说，到图书馆借阅善本，特别是搜集整理稿抄本，简直是个让人‘脱层皮’的活儿，太难了。”《浙学未刊稿丛编》的另一位主编、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圣华，与图书馆古籍部打交道的经验很丰富，有的图书馆要求携带现在已经很少见的介绍信，有的图书馆要求办理临时借阅证，有时费尽周折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不久前，我的一个学生到外地一家图书馆借阅古籍，按照这个馆的要求，提前预约看书，去后才知道，每人每次只能预约两种善本。无论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太高了。”
学者借阅古籍难，是徐晓军归纳的又一个“痛点”。这种“痛”，学者有，徐晓军这个“圈内人”也有。
有一次，为了在一家图书馆获取底本，徐晓军先后获得了该馆馆长、分管副馆长的签字批准，但到了古籍部主任那儿，仍然吃了闭门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省级图书馆馆长，与图书馆打交道尚且如此之难，对于普通学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利用特殊门路，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古籍，并抢先发表学术成果，让其他学者既气恼又无奈。
“我们把这些未刊稿影印出版，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者们不用为了看书四处找关系求人，能够在同样占有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同时起跑，公平竞争。”徐晓军说，为了解决珍贵古籍借阅难的问题，《浙学未刊稿丛编》的一条选目原则就是优先影印那些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典籍，“这些珍贵古籍整理影印出版后，学者基本就不用借阅原件了，这其实也是对古籍原书一种特别有效的保护。”
3.解学术难题：文化之幸
“翻阅《浙学未刊稿丛编》，让我对学术史的认识有了很大改观。比如，陈选是明代重要的小学家，他的文集早就失传，收入《丛编》的《恭愍公遗稿》为清初抄本，诗歌数量差不多是清末张廷琛所辑《陈恭愍公遗集》的十倍。明代书法家丰坊的《南禺外史诗》稿本，不仅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明末学者祁彪佳有不少著述传世，《丛编》收入的七种稿本，可与其他文献相互参照，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说起《丛编》第一辑中的百余种文献，李圣华如数家珍，似乎每一种书背后都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最让他感到兴奋的，是藏于余姚博物馆的一部《宋元学案》稿本。
清康熙年间，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一书，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而后，黄宗羲又计划向前追溯，撰写宋元时期的学术史——《宋元学案》。黄宗羲去世前，仅得发凡起例，其子黄百家及浙学传人全祖望、黄璋、黄征乂、王梓材、冯云濠等多人相继增补、校勘，直至道光年间，《宋元学案》百卷才刻印出版。
“在《宋元学案》成书过程中，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黄樟、黄征乂等人各有何贡献？纂修思想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李圣华说，《丛编》收入的这部稿本，保留了全祖望、黄璋、黄征乂的手迹，将其与其他版本的《宋元学案》相互比对，析骨还肉，就可以辨析诸家的思想异同、贡献得失。
其实，早在198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在寻访黄宗羲遗著时，就在余姚发现了这个《宋元学案》稿本。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还在发出呼吁：“……其独立存在价值不容忽视。惜其未被刊印，尚待余姚学行兼优、淡泊名利之士能担当重任，刻苦整理，期使珍贵孤本得见天日，公开出版发行。”如今，学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李圣华介绍，《丛编》即将陆续出版的第二辑、第三辑，会集中网罗朱骏声、平步青、陶方琦等人的著述，第四辑专收《复庄今乐府选》稿本，第五辑专收《明文类体》稿本，都是学界期待多年的文献。
捡拾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家图书馆、博物馆的珍稀稿抄本，合璧出版，是典籍之幸，是学者之幸，更是文化之幸。
,配债 抢救未刊库藏古籍 让珍贵孤本化身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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