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玉簪故事”自明代流传至今，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3月8日，京剧《玉簪缘》在天津滨湖剧院首演，为这个戏曲舞台上的老故事又增添了一个新版本、一种新讲法，笔者作为编剧之一参加该剧创作，得以重温这个故事的前世今生。
戏曲舞台上的许多剧目，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模式、人物关系，只在具体情节上有所差异，例如：由《张协状元》 《王魁》 《琵琶记》 《金玉奴》 《潇湘夜雨》等剧目组成的“状元负心戏”系列，说的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急遽变化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社会矛盾。而《碧玉簪》 《香罗带》《御碑亭》 《元宵谜》等剧目，表现的都是谨守妇道的女子因遭猜疑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姑且称之为“贞女遭疑戏” 。这些在戏曲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承载着特殊的精神现象和价值取向，并在后世不断被延续和复制，成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相当于文学母题。
文学母题能够作为一个故事中最小的成分在传统中得到持续地、反复地书写，必然“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 ，那么，“碧玉簪故事”的“不寻常”与“动人”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已无法获知这个故事最初的作者是谁，只能把明传奇当作它最早的版本，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它被宝卷、宣卷、弹词等多种艺术样式讲述着，被众多地方戏剧种演绎着，直到1924年才被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移植到京剧舞台。“碧玉簪故事”的情节线索很简单：大家闺秀张玉贞受表兄陆少庄陷害，被新婚夫君赵启贤怀疑品行不端，因而遭遇种种精神折磨，幸而最终真相大白，夫妻团圆。显然，这个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虽为才子和佳人，却并非以表现情爱为重点的“才子佳人戏” ，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而这恰恰是本剧最不寻常、最动人的要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无论贫富贵贱，女性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活得战战兢兢，把一切有关是非曲直的判断、一切对于幸福的期待都寄托于男性的良心，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往往求告无门。“碧玉簪”唱出了女性们从古至今累积于内心的悲愤，这也是为什么梅兰芳先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演出《御碑亭》时，引得台下无数女性观众落泪的原因。“贞女遭疑”常局限于家庭伦理，不似“忠臣遭忌”那样气势磅礴、场面开阔，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们或许恰如一个双面镜，映照出封建强权统治下、封建道德桎梏下，中国人曾经历过的集体伤痛。
在“碧玉簪故事”的早期版本中，不仅宣扬封建道德的用意很明显，还掺杂着浓厚的迷信色彩，明明是受害者，而女主人公对于丈夫的冷暴力却只能这样说：“不怨天来不怨地，不怨夫君待奴轻。不怨爹娘来错配，只怨奴的命生成。 ”申诉当然也可以，却要为这微弱的反抗承担严重后果——不能生育、落发出家、被父亲一脚踢死、为丈夫纳妾等等。这样的观念早已成为糟粕，但这些早期版本也形成了一种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思路——“碧玉簪”探讨的不是爱情问题，而是一个女人应如何看待自身命运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观众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十分纠结，既承认剧情的现实性，既喜欢女主人公的温婉多情、知书识礼、善良隐忍，又不喜她这样委曲求全，不愿接受一种实际近似于悲剧的美满，更不愿看到三个年轻人统统毙命的惨剧“三家绝” 。1920年，越剧小歌班艺人马潮水根据婺剧等对“碧玉簪故事”进行了一次大胆改编，尽量剔除宿命论的糟粕，形成了从“庆寿许婚”到“送凤冠”的基本框架，在上海首演大获成功。可以说，这次改编让“碧玉簪”脱胎换骨，成为一出悲喜交集、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剧。其后，该剧几经修改，并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而由吴永刚执导、金采风等主演的越剧电影《碧玉簪》上映后引起轰动，更引发了学术界围绕该剧结局进行的大讨论。一方坚持大团圆结局的积极意义，另一方则谴责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缺失，甚至将其称为封建礼教的“奴才” 。最终，争论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这场讨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充分说明：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书写的《碧玉簪》 ，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依然无法解决。
从艺术角度来看， 《碧玉簪》最大的问题就是女主人公的被动和缺乏行动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沉闷，也就是戏曲界常说的“温” ，相对于地方戏，程式化更为严格和完备的京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尽管有动听的程派唱腔， 《碧玉簪》还是渐渐受到冷遇。为了让戏火起来，不止一位程派名家曾尝试着进行改编，而李世济老师则于上世纪80年代，在范钧宏、徐城北两位著名剧作家的协助下大胆将剧名改为《玉簪误》 ，除丰富情节外，还创作了大量新腔，并增加丑角的戏份，以达到增强观赏性的目的。
这次改编从剧名上突出一个“误”字，可见对戏剧矛盾的精准把握，也显示出老艺术家敢为天下先的创作态度。尽管李世济老师没有来得及对这个版本进行深度打磨，但她在晚年多次敦促学生重新加工整理，这也正是《玉簪缘》产生的缘起。
让一出程派剧目获得新生既是李世济老师的夙愿，也是新的历史语境对故事讲述者提出的新要求。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用一个“受气包翻身记”去鼓舞和男性承担着相同社会任务的女性观众，更不能用遁入空门、离家出走、一死了之等不负责任的方式逞一时之快。“碧玉簪故事”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应从女主人公的性格入手，让她能以自身行动真正影响和推动剧情发展。此次改编，我们力图在三处着墨—— “女扮男装，对诗择婿” 、“忍辱负重，侍奉婆母” 、“训诫夫君，再续前缘” ，这三个在先前任何一个版本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情节，突出了女主人公对婚姻自由的大胆追求，以及她的明德、明理与大爱情怀。
旧版本中的“病房”一场有成套的二黄唱腔，抒发张玉贞的满腹委屈。我们将这一场改为“夜思” ，张玉贞的内心依然有诉不尽的委屈、忧虑和迷惘，而听说婆婆喝了自己煎的药病情好转，听说街坊邻居称赞自己是一位“奇女子” ，她不禁若有所思——如今这个自怨自怜的女子，还是当初那个饱读诗书、敢于女扮男装去比诗择婿的自己吗？古往今来多少弱女子也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即使不能像花木兰那样上阵杀敌，“立门楣，奉亲人，衔寸草，报春晖，闺中女也能够立地擎天。 ”凉风陡起，秋雨将至，在转身回房时，她又停下脚步，轻声吟唱道：“织女也有相思泪，洒向人间护芳菲。 ”在向他人施予仁爱之心的同时，这个曾经把辅佐夫君功成名就当做人生最高理想的女子，学会了重新看待自身的价值。从“病房”到“夜思” ，依旧是熟悉的二黄唱腔，境界却截然不同，成为女主人公从惶恐无助到重建个人价值体系的蜕变过程。最后一场的训夫，也由单纯的埋怨，变成对丈夫的警醒和激励，希望他能从生活琐事中吸取教训，将来成为造福百姓的好官。
《玉簪缘》的改编，如同为主人公的重要关节注入力量，使之能堂堂正正站立起来。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孩子，明代也罢，上世纪20年代、 80年代也罢，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张玉贞，但今天必须有这样的张玉贞，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张玉贞。戏，不单以文本传，新戏《玉簪缘》还需在构成京剧综合性的各个方面精心打磨，使这次新讲述能够真正为京剧舞台增添一出好戏。
,从《碧玉簪》奇怪的反义词 到《玉簪缘》相关：
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亮相梅兰芳大剧院25日晚，由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的大型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秦腔现代剧《王贵与李香香》由著名诗人李季1946年发表的同名叙事长诗改编而来，以一对红色恋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的革命历程。王贵革命信念坚定，李香香性格坚贞，这两个敢于反抗、争取自由和幸福的农村青年是整部剧的灵魂人物。他们的爱情悲欢与革命时代背景相互交织，体现了劳动人..
影视行业如何补齐群演短板提起影视作品，人们总习惯把目光投向主要演员，鲜有人留意群众演员。可如果没有这些群众演员，再优秀的主演也独木难支。因此，影视作品里的群演就像机器上的螺丝钉、大厦墙壁中的石子，微小却不可或缺。 然而，群众演员的行业地位跟他们的独特作用并不匹配——处于行业最底端，待遇低、没保障、工作辛苦，是这一群体的现状。 日前，作为《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大片拍摄取景地的青岛东方影都，启动了“群演公社”项目，并..
“无聊”的博物馆如何成为“网红打卡地”？在英国游玩的后期，我感觉自己患上了一种“病”。病症大体表现为，见到博物馆就口干舌燥脚跟软，在博物馆里走三步就试图寻觅一条长凳。病症随所逛博物馆个数增加而加重。 直到上网查询，才了解到我这病并非无中生有，乃是“博物馆疲劳症”。这可不是我生造的词，早在1916年它就被一位名为本杰明·吉尔曼的研究者正式提出。 这种病的表面症状是因精神或体力消耗而导致的极度疲劳，而深层风险来自于对展览的兴趣减弱甚至消隐。恐怕..
常沙娜：中华赤子 敦煌女儿“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参与乃至主持新中国“十大建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等见证民族历史的设计工程、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学府的第一位女院长、国内最早从事敦煌图案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之一……重重荣誉光环，常沙娜却只是淡淡说道：“我这一辈子就干了4件事：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 她的名字“沙娜”是流经法国里昂的那条河流“LaSaone”的中文音译，原是为了纪念她的出生地，却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
我国首部特大型汉语词典有了“升级版”说起《汉语大词典》，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特大型汉语语文词典，是许多文史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第一版1994年出齐，第二版2012年编纂启动，《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征求意见本去年底面世，将于今天在上海举行出版座谈会。 据悉，第二版计划今年内推出第二、三、四册，预计2023年完成《汉语大词典》（第二版）25册征求意见本，此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齐。 出土文献、中古汉语等领域得到..
全球畅销千万册现象级作品“摆渡人”系列将迎来完结篇 “摆渡人”系列的中文版封面展示图 青春文学金牌出版商“匠心造神”不分国界 《摆渡人》首部作品于2013年在英国出版，一经推出就获得了该年度12-16岁类别的苏格兰童书大奖，并入围了包括卡耐基奖章在内的多个奖项，同时对外33个国家输出了版权。麦克福尔无疑已经得到了英媒的认可。而在中国，她的《摆渡人》系列更是已经成了一种出版现象——自从2015年6月《摆渡人》在中国出版后，就一直位居中国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十，..
王扶林：有敬畏之心 才有经典之作【大家谈经典】 开栏的话 何为经典？经典就是经过时间沉淀和大浪淘沙后依然历久弥新的传世之作。它书写和记录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捕捉和反映了人们生活和情感的变化，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开设《大家谈经典》栏目，约请文学艺术领域的大家名家，畅谈经典创作的故事和..
于谦：我最大的幸运是把爱好当成工作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以于谦饰演的苗宛秋老师为主角的电影《老师·好》日前上映，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校园百态和师生间的纯真情感。电影上映后，于谦收获了不少关于演技的认可和表扬，观影现场也有不少观众感动落泪，直呼看到了不一样的于谦。作为影片的监制及主演，于谦表示老师们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所以他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表达“对好老师的一种怀念，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戏。” 以真实动人 向老师致..
真诚，是艺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今年，新中国迎来70周年华诞。当年一批描绘新中国建设蓬勃风貌的美术作品以各种方式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隔着时空的距离回望，人们发现，这些表现当时生活的作品非但不过时，反而依然鲜活，触动人心。 反观当下某些现实题材的美术作品，有的体量惊人，创作者力图刷出满满的“存在感”;有的技巧不逊，但也仅限于“炫技”，内容则流于概念化，难以令观众“入戏”，更不必说“入心”。 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根植时代又超越时代？也许应..
舞剧《天路》走出剧院公益巡演3月30日至4月2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的民族舞剧《天路》将走出大剧院，开启21场京内高校、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公益性巡演，为高校师生、北京基层群众奉献一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高水准艺术演出。 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国家大剧院推出了历时两年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导王舸、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著名作曲家印青、青年作曲家杨帆等组成主创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