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很多家庭有“算账”的习惯，通过账目，就能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如果这些账本能够保存下来，若干年后，它将是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生活史的绝佳资料。受此启发，有人会想，能否通过若干年前的“账本”，探究老北京的生活状况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并非易事。幸运的是，如今人们能够查阅到不少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生活片段的资料。通过梳理当时的衣食住行，人们可以从“切片式”的图景中，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在经济、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的风貌。
背景介绍
银元换铜元有“汇率” 出入北京要换零钱
说起老北京的账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字：钱！提到钱，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国的货币非常多，有银元，有铜板，还有纸币，五花八门。的确，晚清至民国时期，是一个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这也导致当时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
要想了解那时的“钱”，首先要清楚一点：银元与银两（白银）不是同一个概念。银元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常见的银元是西班牙“本洋”。而银两（白银），在中国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古代典籍以及明清小说中提到的银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指的就是白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墨西哥银元成为在华主要流通银币。墨西哥银元上面有一只“鹰”，又被人们称为“鹰洋”。
清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始铸造银元，他制作了“库平七钱三分”的银元样币。第二年，他又将重量改为七钱二分，此后，库平七钱二分成为一元银元的重量标准。当时，库平一两为37.3克，库平七钱二分为26.5克，也就是说，一元银元的重量，并不足一两，通过换算可知，一两银可换1.4银元。
虽然制定了银元的标准，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既有银元，又有银两。民国时期，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一圆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12月，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袁大头”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所说的大洋，指的就是银元。几块大洋，就是指几银元。当时钱币的换算关系和现在一样，以十进位，一元等于十角，一角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
不过，虽然有了银元，但是银两（白银）在人们生活中还是没有完全废止。1933年4月5日，国民政府规定：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从此完全废止了银两流通。这便是民国货币史上的“废两改元”。
此后，国民政府统一铸成币值为壹元的新版银币，俗称“船洋”。持有银两的人，可以把银两交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在当地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兑换成银币。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银元作为合法的中国货币的历史，从此结束。从这之后，人们所说的“元”就是指纸币的“元”（按，1935年前，提到“元”多指银元，1935年后，提到“元”多指法币）。当然，因为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白银意识”，再加上社会动荡，人们对纸币天然不信任，私下使用银元的仍不在少数。
虽然是以银元为本位币，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有相当数量的铜元，俗称铜板。老百姓在购买小东西时，多使用铜板。铜元的价值与银元挂钩，但不是采取十进制的换算方法。它与银元存在一定的换算比例，这个换算比例一直在变动，甚至各地都不一样不同。民国初年，在北京，一银元能换130枚至140枚铜币，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个银元能换三百枚甚至四百枚。铜板也有“当十”、“当二十”等区别，即这一枚铜板相当于十文、二十文。
除了银元、铜元，当时还有数量巨大的纸币。辛亥革命后，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地方军阀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方式，任意滥发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些纸币虽然面额上与银元等值，但实际购买力则并不能得到保障。
具体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有哪些流通货币呢？
1935年马芷庠编写、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记载，当时北京城有现货与纸币两种。现货就是银元、铜元等，银元有袁大头、总理纪念币以及各种外洋。不过，当时正值推行法币期间，银元在市面上基本绝迹。而且铜元更不值钱，每银元可换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铜元，即“当二十”的铜元二百五十枚。
当时常见的纸币有中央、农工、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另外也有一些流通的小额角票，比如一角、二角等面额的纸币。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还有大量不同面额的铜元票，比如当二十枚、当三十枚、当四十枚甚至当百枚等，可与铜元通用，这些铜元票多为河北银钱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农工银行发行。不过，这些铜元票只能在北京一带通用，过了天津再往南就不通用了。
而且当时法币的五种辅币（20分、10分、5分的镍币以及1分、半分的铜币），在北京还不能使用。所以从外地来北京，如果要使用小额的辅币，需要先换成北京通用的辅币，比如铜元或者铜元票，在离开时，如果没有用完，需要将剩下的钱换成法币的辅币。
春节
初一至初五饭馆营业 小孩压岁钱多为一元
如今，每到春节前，北京城里就洋溢着浓郁的过年氛围。传统的农历新年，已有数千年历史，在古时，这一天常称之为“元旦”，而用“春节”来指代传统新年，正是始于民国时期。
不管通过老照片，还是通过文人雅士的日记，都能发现，老北京的很多过年习俗如今还在延续：贴春联、逛庙会、祭祖……不过在《北平旅行指南》中，提到了当时一个鲜为人知的习俗：农历正月的一整个月，妇女禁止针线缝纫，因此，正月又有“妇女节”之称。当过了正月初五之后（初一至初五，女性多不让出门拜年），妇女便可以出门贺岁，此时，不论大家小户，妇女结伴到热闹的地方游玩。
岁末除夕夜，人们焚香祭神，彻夜不眠，俗云“守岁”。当天夜里，大部分商铺通宵营业直至东方破晓，然后闭门休息，从正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初五，“破五”之后才开始营业。因此，清末民初，在北平生活的人，要在岁末储备这五天的“干粮”，否则，这五天就有无处吃饭的可能。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除了一些大的餐饮商号外，一些饭馆在这五天照常营业。
除了吃喝玩乐，对于小孩子来说，春节的诱人之处，还在于能拿到压岁钱。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境好一点的，给孩子的压岁钱是一银元，这不是一笔小钱。如果是一般家庭，会给孩子包上一百个铜板，寓意“长命百岁”。在1935年银元废止后，很多人给孩子们送的是钞票，当时市面上流行各种压岁钱封袋，将纸币装在里面，非常美观。
住房
房价最高每平方米三十四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房价并不算贵。1924年，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买下一座小型四合院，占地四百平方米，大小房屋共十间，当时总价八百大洋（八百银元）。与同时期上海的房价相比，简直亲和太多。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1908-1990）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他在上海老城区看中一幢两层小楼，卖方喊价为两万五千银元，可见房价之高。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因为上海房价太高，鲁迅买不起，只能租房。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道，当时的房租加水电以及“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
当时的北京城，因为区域的不同，房价也有区别。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人流渐多，而且大栅栏、煤市街一带，饭肆栉比，戏院林立。因此这些区域的房价自然很高。以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等区域，每平方丈（每平方丈大约十一平方米）能卖到三百七十元（合每平方米三十四元）；其次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等区域，每平方丈能卖到三百一十元。
房价高的地方，租金也高。1930年，北京房租最高的地段是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正阳门大街，平均每间月租十五元，其次，宣武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菜市口大街等，平房每间每月七元。
中国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文章《一草一木总关情》中谈道，他单身时，房租每月五元左右，结婚后每月十几元。当时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租房花费在六七十元。
消费
小饭馆里 几角也能吃好
虽然房价不高，但是一般老百姓也不是轻易就能买房。北京居民收入，大体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高收入者多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少数政府高官，二是外资洋行等机构。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几次调整了文官工资标准，其中规定，各部部长工资为月薪八百元。
中等收入以公教人员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大学教授的月薪为四百至六百元，副教授月薪为二百六至四百元。中学校长每月工资一般为一百元，教师工资在三十至九十。政府的普通公务员，月工资在五十至一百五十元。谭其骧从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馆员，每月薪水六十元。同时他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如果一门课每周上2小时，每月可得四十元。
低收入群体就集中于人力车夫、工人等。1930年，北平市社会调查所记账式调查全城工薪阶级的家庭收入，调查对象共有2300家，包括人力车夫、纺织厂工人和店员等，每家月均收入十六元。对于低收入的大多数家庭而言，这些收入仅用于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而且非常节省，比如，当时北京地毯工厂工人每天只吃两餐，食物为窝窝头、生葱及大碗汤、酱小菜，一月只吃一次肉。
当然，吃饭在当时丰俭由人。小饭馆吃一顿花上几角或者1元，便非常丰盛。要想宴请重要宾客，可以请吃鱼翅席，十二元一桌，如果酒喝较多，加上小费，总共花费将近二十元。那时西餐也比较受欢迎，北京城里已有数十家西餐馆。东安门大街一带有家华宫食堂，就是西餐厅，一菜一汤售价四角，一汤二菜卖六角。咖啡馆等新事物也屡见不鲜迎，东安市场的国强、大栅栏的二妙堂、西单的有光堂，均有可口美味的西式糕点。
在当时，品茶颇为流行。茶庄在南方的产茶区设有茶厂，自行采选并研究新法熏制，物美价廉。庆隆茶庄发明了一种罐头茶，有龙凤、香妃、花农井等，每桶三角五分，最多不过二元，非常受欢迎。
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茶余饭后的最大娱乐就是听戏。街头巷尾常见戏园，有的戏园凭票入场，票价有几角的，也有超过一元的，如果有包厢，价更贵了。在珠市口一带，曾有开明戏院，它的演出条件非常好，很多京剧名角都在这里演出过。梅兰芳在这里演出的票价是一元二角。
不过，对于平民来说，最好的去处就是天桥。那里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在这里表演。观众觉得好，就将钱掷于地上。如果演出效果好，演出者一天可得五六元，次者只能得一至二元。也有条件好一点的茶社，与唱戏和卖艺的合作，老百姓到茶社花几十枚铜板，即可饮茶，又可听戏。
除了听戏，去浴堂泡澡也是平民化的消费。当时，北京城里营业的浴堂，有一百二十五家。浴堂有“池洗”和“盆洗”两种，价格也不一样。“池洗”，一般收费在五分左右，如果是“盆洗”，那就贵了不少，一角、五角甚至一元的都有。当时，还出现了女性专用的澡堂，不过价格比男性贵不少，最低二角起，因此并没有普及。
游玩
乘汽车到颐和园往返七元
当时的北京城以及郊区有不少古迹，因此，上世纪三十年代，市政当局计划将北平改为游览区。对于古迹，市政当局也是竭力保护修缮。当时，正阳门外的五牌楼，东西交民巷、东西长安街、东四西四以及东单西单等处牌楼，均被重修。对于交通与路政，也得以极大改善。北京城里，有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以及人力车等交通方式。
《北平旅行指南》提到，西交民巷有家华轮汽车行，如果乘坐他家的汽车，不出内外城范围，一个小时花费在八角至一元二角，时间越长，价格还可以再少一点。不过，乘坐汽车常去郊区的景点，花费不是小数目。比如，去颐和园，单程五元，往返六小时内七元，超过一小时，需要加钱一元。另外还要单独给司机一点饭钱和酒钱。
城里还有很多的人力车，价格不贵。谭其骧在《一草一木总关情》中写道，他当时住在景山西门附近北平图书馆宿舍，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当二十”的铜元俗称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或下雪时也会酌情加价。
北京城早有公共汽车，不过，当时政府为救济人力车夫生计，将城内两路公共汽车停开。只开通了从东华门到西山八大处及香山的两路游览汽车，从东华门到香山或者八大处都是五角。
当时还开了六条电车线：天桥至西直门，天桥至北新桥，东西至西四（这三条线路有四段，全程三十二枚铜板）；北新桥至太平仓（如今平安里一带），崇文门至宣武门，崇文门至和平门（这三条线路有两段，全程二十枚铜板）。
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曾经的皇家园林被辟为公园。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中山公园，门票一人铜元二十枚，还有不同时期的定期券，比如年期券，一人用一年，每券十二元。北海公园的门票也是每张铜元二十枚，其特色是垂钓券，购买此券可在公园垂钓，一日一元，六小时五角。如果要在北海公园里坐船，每人每次需铜元三十枚。
故宫当时分时段开放不同的区域，票价是每人五角（每月一、二、三日减为二角）。
颐和园的门票比较贵，每张一元，而且排云殿还需单独买游览券，每张五角。有意思的是，因为颐和园内房屋颇多，还提供房屋租赁服务，供避暑或养病者使用。当然，租金不便宜，最优等房间月租百元至二百元，普通房间每月二十元至九十元。如果常住，两个月可以九折，半年六五折，全年五折。姜宝君 陈芯仪
,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北京老“账清水河 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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