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南，离紫禁城不远，有一座宏伟的建筑——祈年殿，像天外来客掩映在松柏之间。在它的南边，是汉白玉栏杆筑起的三层祭坛。串起这两座宏伟建筑的，是一条长360米、宽30米的神道，其他建筑或在这条中轴线上，或沿这条中轴线左右对称、依次铺排。
这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冬至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天坛。神奇的是，这种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左右布局的建筑理念，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早在5000年前就已出现，并且绵延至今。
2019年伊始，随着京沈高铁沈阳至承德段开通，位于辽宁朝阳一个名叫牛河梁的经停小站，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5000年前的祭坛，“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语）。
1986年，牛河梁祭坛一发现，《光明日报》就刊文，称“辽宁西部山区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这种三合一的建筑遗址，有点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
只是，比起“闹中取静”的北京天坛，牛河梁祭祀建筑群更显恢宏和开阔：方圆50平方公里群山，女神庙雄居海拔600多米梁顶，祭坛、积石冢、大平台、金字塔等40多处祭祀性建筑，星罗棋布在周边大小山头，既错落有致，又遥相呼应。让人登高一望，5000年辉煌文明尽收眼底。
山海关外、西辽河流域，5000年前的“天坛鼻祖”与后世祭祀址无论类型、结构、组合，还是布局，都惊人神似，而且一脉相承，难怪人们惊呼：我们都上了秦始皇的当，以为中国的文化都是长城以南的事儿，却原来，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西辽河流域发现的5000年前“天坛鼻祖”
“红山文化已经发掘的祭祀遗址有五处：喀左县东山嘴、敖汉旗草帽山、牛河梁、朝阳龙城区半拉山以及建平县东山岗。时间都属距今约5000—5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告诉记者。
山海关外的辽西一直被视为古文化的偏远地区，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很少。然而，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在内蒙古赤峰市郊那片褐红色的山峦，嗅到了远古文明的气息；在1953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就提出了“长城以北列祖列宗”的观点，并敦促同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老家”的气息从朝阳喀左露出端倪。1979年，辽宁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被任命为朝阳喀左队队长。其时，他正在西安参加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家都没回，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赶到喀左县平房子公社，与17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一起，把全县21个公社跑了个遍。
辽西朝阳与内蒙古赤峰山水相连，鸡犬相闻，是红山文化富集区。他举着刚采集到的彩陶片，鼓励队员要格外注意发现红山文化遗迹。正是由于他的仔细，这次普查共发现各类遗址609处，其中就有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
东山嘴是考古专家最早确认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坐落于喀左县城东北郊、大凌河西岸一南北走向的高岗上，1980年、1982年作了两个年度的发掘。祭坛在中部主体的南部，为正圆形，直径约2.5米，坛面满铺较小的鹅卵石，坛的边缘以石片镶砌，石片不规则，但靠外侧的一边有细加工，使坛的圆形外边缘甚为齐整。祭坛以北约15米，为一近于正方形的石砌建筑址，南北宽9.5米，东西长11.8米。遗址中部主体的两侧各有东西对称，仅保留一至两层砌石的外界墙和堆石等附属建筑遗迹。
这个发现轰动了中国考古界。1983年，苏秉琦亲自到辽西，并将这一发现与中国文明起源相联系，一是将这些祭祀遗址的类型和配套组合规律与中国古代祭祀礼仪相联系，“远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二是将这些祭祀遗存的形制、布局与后世同类遗存如明清时期京师的天坛相比较，发现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圜丘，后部像祈年殿方基。
就在他走后不久，在他称为“金三角”的喀左、建平、凌源三县交界处，一个方圆50平方公里的远古文化遗迹辉煌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坛除了圆形和露天两个基本特征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模大，外圈直径22米，为东山嘴祭坛的近10倍；二是用料讲究，不同于诸多积石冢就近采用的灰岩和砂岩，而为远地运输而来的玄武岩石质，且都为五棱体石柱型，质地甚坚硬，色泽为统一的淡红色；三是构筑独特，坛界的砌筑方式为将石料立置而非通常石构建筑所用的平砌，形成如石栅的效果；四是结构严谨，坛体所起三层，层层有高起，略成台状；五是位置居中，就同一地点看，祭坛位于该地点所在山岗的正中。东西侧各布置两个积石冢。
专门研究故宫建筑制度的于倬云看到现场后一锤定音：牛河梁的祭坛就是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
2.祭祀遗存规范化彰显红山先民崇拜礼仪制度化
西辽河流域惊现5000年前祭坛，令人喜出望外；更出人意料的是，分别出土于辽西和蒙东的祭坛竟然在类型、结构、组合、布局等诸多方面高度一致，专家断定：“这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固定思想的制约。”
从类型上说，既有“坛庙冢”，还有祭祀坑。牛河梁第一地点和半拉山都发现了庙宇；东山嘴、草帽山和牛河梁都发现了坛形建筑；牛河梁第五地点和半拉山都有祭祀坑发现。而各地点都普遍有积石冢墓葬，在积石冢上也发现有祭祀迹象。
从遗址结构上说，庙宇都为土木建筑，有木柱支撑的屋顶，室内有泥或陶塑人像；坛为石筑、坛面平铺石块，坛界以石垒砌，无复罩，突出露天效果。坛的形状有方有圆，方形的两座较为随意，圆形的两座祭坛，边缘以经加工的石片或柱状石砌筑，形状十分规整，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还起三层圆。祭祀坑都为圆形，底铺碎石。文献多有“祭天圜丘”（《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的记载，推测红山文化祭坛为祭天场所，庙宇因有泥塑人像，应为祭祖所在，祭祀坑则可能同祭地有关。
从建筑组合上说，各种类型的祭祀遗迹都非孤立存在，而是成组合出现。牛河梁有庙与坛的组合；发现祭坛的东山嘴和草帽山也有草拌泥红烧土块建筑残块、陶塑或石雕人像残件发现，也应有庙坛组合；半拉山则为庙与冢的组合。此外，东山嘴、草帽山和牛河梁在以庙坛组合为主的同时，祭坛还常与积石冢并存，形成坛与冢的组合。且它们都有方与圆对比组合的特点。
从布局上说，上述祭祀建筑群皆选址于山川之间和临川面山的高岗之上，建筑群的布置讲究方位。东山嘴、草帽山的建筑群都为南北向，圆形或近于圆形的祭坛位于南部，方形的积石冢或其他建筑址位于北部，为北部方形与南部圆形的布局，且方大圆小，又可依南北中心线分为对称的东西部分。半拉山虽在积石冢以南未发现祭坛，但在冢上发现的庙址也坐落在冢的北部近于正中部位。东山嘴庙宇残迹和草帽山较完整的石雕人像也都出在北部方形建筑址内，都在显示北庙南坛呈南北轴线的布局。这恰好契合于文献“祭天于南郊”（《汉书·郊祀志·下》）的记载。
在体现祭祀建筑的规范化方面，作为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的牛河梁遗址最具典型性：在占地50平方公里的诸多梁岗上，散布有40多个遗址点。其中，以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和第二地点的祭坛最为重要。女神庙虽然只有约75平方米，仍可分中心、两侧、前后等多室，室内有众多规模不等的泥塑神像，分别相当于真人的原大或二至三倍。第二地点的祭坛规模大，用料讲究，构筑独特，规格甚高，尤其是坛的位置恰在女神庙的正南部，南北相距不到千米，当也为北庙南坛的布局，它们共同构成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主干，并将周围诸遗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以南北中轴线布局和将人文融于自然的大文化景观。
牛河梁北庙南坛的布局，表明祭祖与祭天是红山人主要也是相互有所关联的祭祀活动，庙为祭祖，坛为祭天，体现出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已非孤立零散，而是趋向体系化。
3.“由祀而礼、由巫而王”是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之路
天文考古表明，中国上古时期已有天圆地方思想，并以太阳在冬至、春秋分和夏至日的运行轨道按划分为大、中、小三层圆。牛河梁祭坛3个同心圆直径分别为11米、15.6米和22米，3个数等比近于。
2017年，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座约3000年前的祭坛。祭坛是一个用卵石混杂泥土建筑起来的巨大圆锥体，锥体外围修筑3道石围，构成3个同心圆，直径分别为50米、70.7米和100米。这3个数形成一个等比数列，等比也近于。
这一点，恰好与牛河梁发现的5000年前祭坛“不谋而合”。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从上古到明清，纵横数万里，横跨几千年，敬天法祖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胎记，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1999年，经过两个半月发掘，考古专家在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操场南侧，挖掘出一座隋唐两朝皇帝祭天的祭坛，该坛初建于隋，唐朝沿用近300年，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等21位皇帝都曾在此祭过天。
2006年，考古人员又在陕西凤翔县城南雍城，发现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使用时长有700多年。多位秦国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此地主持大型祭祀。秦始皇22岁时，还在这里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
在这些祭祀遗址中，为什么是西辽河流域“先行一步”，出现“天坛鼻祖”？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这片褐红色的土地——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近20米长石块堆塑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龙形遗迹，距今已有8000年，顽强地佐证着一个事实：龙出辽河源；与此同时，在离它不远的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8000年前的小米，证明小米当时已经成为当地先民日常食用的谷物。
农业的发展并逐步取代传统渔猎，催生了红山文化发达的天神崇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周易·观卦·彖辞》），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与西方以发展生产和贸易、改造自然的‘断裂性文明’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的宇宙观和通过沟通天与神以取得政治权力和财富的‘连续性文明’。在这种类型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精神领域、思维观念往往得以超前发展。祭祀活动频繁有序推动祭祀建筑的发达和礼的形成。”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发展机制上看是由巫师通神灵，由祖神通天神的机制；从结果上看是由神权诞生王权，由祭祀制度而发育成礼乐制度的成长道路。”红山文化学者、内蒙古赤峰学院于建设教授认为。
只是后来，随着国家的出现，社会秩序的掌控仅靠祭祀神灵来运作难以再实现，于是就产生了王权。这一点，从红山文化晚期半拉山墓葬出现整套带柄端饰石钺可以得到证明。与石钺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人骨，人骨保存完好，但大部分缺失头骨。按《说文解字》解释：“钺，大斧也。”半拉山遗址出现了石钺，说明红山文化到最后时期告别了神权独尊的时代，走向了军权、王权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与“戎”共同承担起管控社会的使命。
,聚焦西辽河流域5000年前“天坛庆余年 百度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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