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外跨”和“内跨”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决不能因过度跨越而使散文失去文体特性和文类本性。
散文与诗歌、小说等文体并非孤立存在，散文中的各文类之间也有重叠之处，从而形成散文的“跨界”现象。但学界对此少有关注，也缺乏深入思考与认真研讨，从而导致散文写作和研究的一些误区和盲点。
首先是散文的“外跨”，这主要是指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与交融。
比较典型的是散文与“诗歌”结缘，从而形成两种文体：一是“散文诗”，二是“诗的散文”。对于前者，人们往往比较熟悉，像鲁迅《野草》中的多数作品是散文诗；对于后者，人们多有忽略，如纪伯伦散文《泪与笑》中的作品多属于诗的散文。不少人将“散文诗”当作散文，其实它是诗。与“散文诗”相比，“诗的散文”不是“诗”而是散文，它虽有诗意，但诗性不如“散文诗”浓。“诗的散文”不分行，是连缀的片断，不像“散文诗”需要分行。因此，鲁迅《野草》中的《雪》是“诗的散文”，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是“散文诗”。
散文与“小说”的交融，也是一个重要现象。这在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一些小说中，可见散文化的笔法与意趣。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很难分清甚至无法归类，他们的一些作品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近些年，有作家提出散文写作的跨文体问题，甚至认为散文完全没必要坚守“真实性”原则，可让散文进入虚构甚至虚假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跨越”和“越界”。
当然，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与突破意愿，即让散文进入一个不受阻隔甚至没有规约的境地：在散文中加进电影的蒙太奇，产生刹那的闪耀；将散文与其他文体杂交，形成“非骡非马”的一种“四不像”的散文？这既是一种文体“跨界”，更是一种观念“越界”。
其次是散文的“内跨”，这是指散文文体内部的文类跨界。
严格意义上说，当前的“散文”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自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概念又缩小了，更强调散文的文学性与美感。新时期以来，有人提出“大散文”甚至“大文化散文”，希望散文超出狭小天地；也有人提出要“净化散文”，即反对广义散文，强调散文的艺术性。其实，在中国古代，所谓散文是指“文章”或“文”，它是一个更加广大博杂的文体，即所谓：“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据统计，中国古代文章种类多达160个，可见分类之繁盛。现当代以来，整体而言，散文已远无古代文章那么多种类，但因承继古今中外传统，仍有不少种类。在这些种类中，也存在“跨界”问题。
“小品文”是散文之一种。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曾孟朴、胡适、林语堂都对“小品文”大加赞赏，认为它代表散文的成就。然而，至今无人能说清楚“小品文”与散文的关系，即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之异同。以至于鲁迅将“小品文”看成杂文，叶圣陶将“小品文”与散文等量齐观。这就造成“小品文”概念的滥用以及它与散文概念的含糊。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概念是“随笔”，即将它与“小品文”混杂起来，所以林语堂在《小品文遗绪》中曾表示：“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因为自从西方散文家兰姆的“essay”传入中国，周作人、林语堂、梁遇春等人的随笔就受其强烈影响。当然，还有小品文与序跋、随笔与演讲、杂文与随感、书话与日记等的交叉与融合，这都是散文的“内跨”。我认为，作为散文的重要文类，“小品文”比杂文的纷乱和批评性要清新和轻松，比“诗的散文”的诗意要平淡和委婉，比“随笔”的散漫絮语要短小精致。与小品文的精致、性灵、趣味比，随笔更多了些漫长、絮语、优雅和思想性。小品文的要点在“品”，“随笔”则在“记”。
应该说，突破散文的种种限制，让它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受益，也让散文的分类更加丰富多样，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也要注意其风险和失误，那就是过度“跨界”，从而失去散文体性和导致异化。如将更多诗性加入散文，就会将散文变成“诗”，至少使散文失去真实与自然。杨朔曾自豪地宣称，他写散文的最大秘诀是“将散文当诗来写”，这固然有助于增加散文的诗性美，但其最大问题是，因为诗的夸饰和炫张让散文失去自然平和之致，导致情感失真与泛滥。这在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中多有表现，如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老的好漂亮》《莲恋莲》，不谈内容，只看题目就会感到情感的做作与虚妄。又如用小说等笔法写散文，其长处是可通过讲故事增加作品的长度和张力，但最大问题是没有节制和情感失真。因此，散文的“外跨”和“内跨”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决不能因过度跨越而使散文失去文体特性和文类本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文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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