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截至去年8月，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等30多个语种，意大利语版《带灯》获得克拉里丝·阿皮亚尼（ClarisAppiani）翻译大奖。麦家的作品在2014年以后横扫欧美市场，单是《解密》就卖出了34种版权。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我把麦家在海外的成功称为‘麦家现象’，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超过5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进口量为265.11万册，出口量为198.92万册，进出口比为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前的新课题。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人也是《三体》的粉丝。季进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评的原因，“《三体》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科幻小说。”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罗鹏（CarlosRojas）、白睿文（Michael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一些线上翻译平台的建立和海外翻译家团队的组建，预示了未来当代文学翻译的新模式。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成名作家外，他们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纸托邦”还与《人民文学》杂志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2015年开始的“纸托邦短读”项目由译者、编辑、译者志愿共同参与，一年间共翻译了53篇中国短篇小说，在纸托邦英文网站上供海外读者免费阅读。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与此同时，海外翻译家也期望得到更多支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项目很多，我希望能向优秀译者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来创造更好的译文。”顾爱玲说。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解密》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经纪人。”季进说。
在拓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版权经纪人制度的作用不言而喻。“不同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千差万别，除了以我为主，向外国推荐作品外，版权经纪人更熟悉具体情况，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翻译、出版、发行、传播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版权输出方案”。姚建彬说。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版权输出后，图书能否进入海外主流发行渠道同样关键。刘江凯认为：“当代文学的译作进入外国大众书店的整体情况不太乐观，我们的很多译书并没有进入国外的主流图书连锁销售渠道。”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艾瑞克·阿布汉森等人认为，在一些美国书店，中国文学作品基本就是一两个书架那么多。
选择一家好的出版社对图书能否进入主流文化市场非常重要。季进认为，麦家作品的英国版一开始就列入了企鹅经典丛书，西语版由行星出版社出版，美国版由FSG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在所在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力。出版社强大的发行渠道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Today），旨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端阅读。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推介同等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除了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翻译外，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推广也很重要。姚建彬认为，“进入学术视野、有专业书评人的评论、进入大学课堂是判断一部作品海外影响力的因素”，而这些都离不开学者的努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的生力军。”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8个方面进行考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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