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曾祺一生没有让别人给他写过序。他年轻时，20世纪40年代，出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收入短篇小说8篇，包括后来很有名的《鸡鸭名家》和《复仇》。这本书就没有序。60年代，他还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羊舍的夜晚》，收入写孩子的小说3篇，统共两三万字。书编得倒挺漂亮，封面深蓝色，顶头一弯月牙，下面几间木楞的房子，有一家的窗口还透着灯光。这幅木刻作品，来自黄永玉。据黄永玉后来回忆，汪曾祺对此书的编辑说，你去找黄永玉画插图，就说是汪曾祺说的。果然，编辑一找到黄永玉，他便欣然答应，可见当年两人之间友谊之深厚。而书上那红色的书名，洒脱的五个行草字，一看就出自汪曾祺本人。这本书当时是当着儿童文学给出的，当然也没有序。其实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并不是儿童文学，只不过写的是孩子。
在汪曾祺的一生中，也没有让别人给他写过评论文章，吹捧吹捧。后来到了80年代，新时期文学繁荣时期，汪曾祺写出《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小说，引起文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他已年过六旬，进入老年，再出书时，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序了。复出后的第一部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两年后的《晚饭花集》，都是自序。这两篇序言，可以说，也是他的文学宣言，是他文学主张的告白，许多人包括一些评论家，是通过这两篇序言，而知道汪曾祺是何许人也，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文学的源头在哪里。也可以说，这两篇序言，改变了文坛的文风，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这句话，可以说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新时期文学也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而进入一种更冷静客观、更关注文学自身的写作了。
这两篇序言，一短一长。较短的，在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中。这个时期，汪曾祺返回文坛不久，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本集子，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催促之下。序中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我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和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这些都可以说是汪曾祺复出后的文学宣言。“散文化小说”这个说法，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晚饭花集》出版于1985年，此时汪曾祺在文坛上已有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篇序就稍长一点，在序中他阐述自己创作上所受的影响，比如《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外国作家则受过阿左林和伍尔芙的影响。当然，沈从文、废名等自不必说。他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深刻。”在这篇序中，他第一次提出“我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抒情诗人”。
二
汪曾祺后来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确实散文比小说写得多。那几本散文集，都是他自己选的、编的。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于1988年，在序中，他首次提出要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反对散文过度抒情，不知节制，流于伤感。之后的《晚翠文谈》，收录的多为文论，可以全面地看出他的文学主张。《美在众人反映中》《小说的散文化》《小说陈言》《谈风格》等，汪氏的著名言论，几乎都在这里面了。他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我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这是由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
他后来好像特别喜欢写序。他当年送给我的几本集子中，每一本都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自序。《旅食集》《汪曾祺小品》《草花集》《知味集》《去年属马》《菰蒲深处》《汪曾祺自选集》等，都有一篇自序。
在《菰蒲深处》的序言中他说：“有人把我归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我不太同意。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在这篇序中，汪先生说出了《受戒》是他“自己初恋的感觉”。在《知味集》中，汪先生用一篇征稿启事“代序”。那是一篇文白相夹的美文。他写道：“浙中清馋，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去年属马》这本小说集，因内中所选多为写北京生活的，被喻为“京味小说”。在这本小说的自序中，汪曾祺婉转地说，他是不喜欢“京味小说”这个说法的，他对现代主义比京味要重视得多，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京味导致陈旧。《汪曾祺自选集》，可以说是他相当用心编排的一个集子。把诗、散文和小说混编成一个集子，也暗合了汪曾祺的追求：打破诗、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这本自选集的自序是一篇极重要的文论，相对其他序言，也是较长的。这里面有这么三个重要信息：一、他的散文是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二、他写不了长篇小说，只会写短篇小说，因为“只熟悉这样一种的思维方式”。三、“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作家是拿出自己感情的那么一种人”。
三
汪先生的晚年，除给自己的作品写自序外，更多的是为别人写序。他为刚刚出道、崭露头角的青年写序，至少有一二十篇。阿城、何立伟刚发表作品和出书，汪先生就给他们写评论文章和序言。他在给何立伟的序中第一次提到废名（因为新时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废名），说到了何立伟与废名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非常接近，如注重文章之美，作品仿如宣德炉般的古铜色，透出斑斓的生活的光泽。在这篇《从哀愁到沉郁》的长序中，汪先生自身的情绪也相当饱满，他说：“为人写序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我还是愿意写这篇序。理由是：我愿意。”
他在给阿城的《棋王》写的评论《人之所以为人》的开篇就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非常坦诚。他提出写评论最好和作家联系起来，不能就作品谈作品，只论文，不论人。这也是汪先生极力推崇李健吾（刘西渭）《咀华集》的原因。
他为青年作家写得序多矣！曾明了、阿成、徐卓人、魏志远和陶阳等作家都得到过汪先生的序。他为铁凝、萌娘、姚育明、曹乃谦写评论文字。他曾评论过铁凝的《孕妇和牛》，说那篇小说“俊得少有”，是很“糯”的一篇小说。“糯”是什么呢？是细腻、柔软而有弹性。而在《推荐〈秋天的钟〉》一文中，汪先生提出这是“一篇用意识流方法写的散文”，说萌娘的散文有点像伍尔芙，并送给萌娘一本《名人小品》，让她看看伍尔芙的散文《果园里》。他为姚育明的《扎根树》的点评多精到、准确。这是教人怎么创作呢！这大约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创作”的方法。在这篇短评中，他说：“这一页我改了几处标点，这样可以造成情绪的间隔。”汪先生写给姚育明的这封信（他是以信代评），真是非常重要一篇汪曾祺的创作论，研究者们却多有忽略。
特别是曹乃谦。汪先生受邀到山西大同参加一个当地的创作会议，会前曹乃谦将自己的一组短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汪老看。汪先生利用会前的一点空余时间，一口气看完，他给了一个字“好”！主动要写点评，并且要一同前来的林斤澜在《北京文学》推介。于是在当年的《北京文学》第八期头条曹乃谦的小说配上汪先生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被重点推出，立即在文坛产生影响，多家选刊转载。可以说，曹乃谦的出道，与汪曾祺的推荐有极大的关系。
有一个时期，他似乎为年轻人写序写上了“瘾”。有一次，他曾跟作家龙冬的夫人央珍聊天，央珍告诉他手头刚完成一部长篇，汪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说：“别人讲，我的序写得不错！”坐在边上的汪朝笑话他：“爸，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起来。他曾写信给黄裳，开玩笑说：“岁尾年初，瞎忙一气，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黄裳说他的诉苦中多有“自喜”，语言是欢快的。）
他的老友林斤澜“衰年变法”，晚年写出《矮凳桥系列》，用一种很涩的笔法写他温州家乡的人和事。汪先生读后，很有感触，给写了七千字的长文发表在《文艺报》上。汪先生说，这些小说林斤澜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写出来的。同时提出林斤澜的小说不好懂，是有意识造成“读者的陌生”，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把语言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他并不因为林斤澜是好朋友，就胡吹乱捧，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林斤澜的有些小说，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费事，语言越来越涩了。他建议林斤澜将语言往回拉一点，这样读者更亲切。文尾汪先生一句：“斤澜珍重”，真是充满感情，短短四个字，胜过千万言。
四
汪曾祺（右）与本文作者苏北，摄于1996年。
汪先生曾为我们的一个小说合集写过一篇序言《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本来只想请他写一个几百字的短文，没想到他却洋洋洒洒写了近两千字。
事情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到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先生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想我很快就收到汪先生的回信。
信很简单：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汪曾祺为苏北等四人的小说合集《江南江北》所作序言手稿。该序发表于《光明日报》1990年2月13日“东风”副刊。
汪先生如此痛快，是我们没想到的。还要为我们改书名，更是我们不敢妄想的，真让我们兴奋异常。不久，序便寄来了，写在三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清隽俊秀，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在那个时候，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七拖八弄的，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小序后来在《光明日报》刊登了出来（1990年2月13日）。他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他说：“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这真使我捡了一个便宜，好歹他今生还为我写过几句。我曾有一次专门给他一组小说，想请他给点评几句。没想到他看后，却把我大骂了一顿，说：“小说中要表达什么，都没说清楚！人又没自信，又懒，几年不写东西。”把我骂得灰头土脸，自尊心大大受伤。记得当时是同龙冬一起去的。龙冬还说我捡了个大便宜。难道给汪先生骂一顿，也是“便宜？”
汪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他们那么真诚、善良，对要求上进的年轻人总是十分爱护。我写到这一节，心里酸酸的。这一生遇见汪先生，他又对我们那么友善。我们有什么好的，怎么配得上汪先生给予的这么多爱？
汪先生这一生，不但没有请别人给自己写过序，连作品讨论也只开过一个——还是在林斤澜的一再坚持下，由《北京文学》和台湾《联合文学》联合举办，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同时进行。这也是汪曾祺一生唯一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有青年评论家首次提出，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文人”，或者“最后一位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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