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窟南壁，舞乐（中唐）。敦煌研究院供图
阿格纽（左）在第85窟进行壁画病害复查。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莫高窟九层塔。人民视觉
黑暗中，一束光倏然照向前方，青绿斑驳的壁画隐约可见。光芒渐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大半个洞窟跃然眼前：衣袂飘飘，线条爽快利落，这是脱胎于吴道子名垂画史却仅在敦煌莫高窟可见的“吴带当风”吧；满眼清淡的赋色，描绘细腻、典雅、脱俗。覆斗顶、四壁、四披，触目所及，每一道纵横的线条都留有画工的手底余温，每一抹青绿都蕴含晚唐时期的艺术精神与时代风貌。
穿越千年时光，备受风沙磨砺，历经渗水、脱落，敦煌莫高窟第85窟，这座于唐咸通三年至八年间（公元862—867年）绘制的洞窟壁画依然令人无法不去幻想它最初的模样。
敦煌，这里是大唐长安这座伟大城市的前哨，这里也是人类不同文明交流融合、汇聚绽放的前哨。
“敦，大也；煌，盛也。”
南朝刘昭注《后汉书》时，引《耆旧志》说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历史上的敦煌是边陲重镇，向东可达中原长安和洛阳，向西则踏上漫漫古丝绸之路的征途。重要的地理位置令敦煌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往来于汉王朝和西域间的安息、大月氏、大宛、龟兹、于阗、罽宾等29国使节便曾会聚于此。
商业贸易和人口迁徙带来文明的交融，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莫高窟，积累了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痕迹在这里清晰可见：石窟形制是对印度式支提窟的改造，将中心圆形佛塔改成方形塔柱，同时将洞窟顶部前沿部分改为中国木结构房屋最具特色的人字披顶；壁画中繁复华美的忍冬纹源自西亚，于北魏时期开始在敦煌壁画中盛行，吸收了汉代云气纹的特征，在北周时又与中亚粟特风格的忍冬纹相结合，具有雕刻装饰的神韵；经变画中经常出现的人头鸟身弹奏琵琶的迦陵频伽鸟，其原型则可能追溯至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
定睛细看，自公元366年开凿石窟，这些壁画雕塑便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历史证据，昭示着中华文明博大包容的宽阔胸襟。然而，也正是这些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壁画雕塑，在明代修筑嘉峪关后，将敦煌拒之嘉峪关外，便逐渐凋落。
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在西方列强保护和研究的名义下，敦煌经书经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之手流落他国，莫高窟壁画被白俄士兵肆意破坏，当地牧羊人在洞窟中生火做饭……历史遗留给后人的只有眼前这饱受空鼓、起甲、酥碱等病害侵袭的壁画和彩塑。从20世纪40年代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50年代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到1984年扩建“敦煌研究院”，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院长带领下，几代人为保护敦煌文化筚路蓝缕、奉献一生。
中外文化交流曾赋予敦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刚刚卸任院长职务的樊锦诗认为，保护敦煌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在她的推动下，1989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与管理，其中包括分析壁画病害且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方案、制定石窟旅游开放管理方案以缓解日益增加的游客对壁画产生的破坏等内容。1997年，第85窟作为晚唐敦煌壁画艺术的代表，历经千年几乎汇集各种壁画病害，双方耗时7年对其进行修复，并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保护程序，成为经典合作案例。200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与盖蒂保护所、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合作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樊锦诗说，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经验获得了国际认可。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第三十四届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的文件中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
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首打油诗，是1947年左右常书鸿先生的心灵写照。“草蘑菇”，源自画家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离去前赠送给常书鸿如何寻找草蘑菇果腹的详细地图；“西出阳关故人多”则是对唐代诗人王维千古名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化用。时过境迁，依然从中可见敦煌生活之苦，以及与志同道合之友并肩工作之乐。在这些友人中，就有2000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盖蒂保护所首席项目科学家内维尔·阿格纽的身影。
阿格纽属虎，樊锦诗也属虎。樊锦诗说“我和老阿是两只老虎”。在樊锦诗看来，老阿这只老虎是诤友，不仅时常直言不讳地指出研究院工作上亟待改进之处，还帮助她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在建议对莫高窟进行环境保护、防风固沙治理、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复第85窟以及研究游客承载量这些重点项目上，从最初制定计划、介绍外国专家到具体操作实施，阿格纽都兢兢业业、功不可没。
阿格纽对我说，文物是历史的“真实之书”，修复的理念是保持其“原始性”和“真实性”，无论从建筑结构、材料或艺术角度，都不应在修复过程中有任何再创造。于是，为找到最适合第85窟的修复材料，他曾在实验室中接连试验了八九十种高分子材料。
20余年间，阿格纽数十次往返敦煌与洛杉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通是最令他头疼的问题：航班经常被取消，为抵达敦煌，他不得不在银川停留两三天等待飞机，或从兰州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为能及时赶到北京转机返回洛杉矶，他曾与司机在“无边的黑暗中”连夜赶路，也曾穿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敦煌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将阿格纽牢牢“拴住”？他告诉我，在这里，他看到了力量。彼时，商队沿着古丝绸之路用骆驼运送货物，联通东西方世界，这条道路危险而艰难，沙尘暴、迷路、缺少水源、夏日正午炎热的骄阳炙烤和冬天的酷寒都令人苦不堪言。然而，却有人将如此荒无人烟之地视作纯净之所，经年累月地描绘美与信仰，这深深地打动了他。
阿格纽说，1963年，樊锦诗初到敦煌时非常年轻。在半个世纪里，她延续着前两任院长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好传统，为敦煌熬白了头发，唤起人们保护敦煌的意识，这令他感佩。
被敦煌壁画和敦煌研究院打动的并非阿格纽一人，也远非盖蒂保护所一家。在数十年对外合作交流中，敦煌研究院还与纽约梅隆基金会、美国敦煌基金会、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经济新闻社、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境外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敦煌的“故人”，都在为研究、保护敦煌文化共同努力着。
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王旭东认为，敦煌需要、也正在走向国际化。2016年5月，《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艺术》将在位于美国的盖蒂艺术中心举行。届时，现存最早的敦煌石窟、建于北凉时期的第275窟，早期石窟中内容最丰富、建于西魏时期的第285窟，以及壁画色彩厚重富丽、建于盛唐时期的第320窟的三座原大原状复制窟，将与世界现存最早的完整雕版印刷书籍——来自藏经洞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稀世文物一同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将成为敦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亮相。
人类或文明，都无法孤立地存在。2000年前，丝绸之路横贯大漠戈壁，成为中华文明突破地域限制，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相知相交、密切互动之路。敦煌，曾是这条丝路上熠熠生辉的明珠。穿越时光隧道，文明薪火相传。新时代，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抖落岁月的尘埃，以壁画、以雕塑、以经卷，讲述着文明的交流、勃兴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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