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公理日报》《团结》《东方杂志》等报刊，组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复社”等团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传播抗日救国主张，与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949年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各界进步人士陷入极大悲恸之中。胡愈之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尽快着手《鲁迅全集》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鲁迅先生未公开发表的遗作与手稿倘若落入国民党当局手中，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精英团队
1936年11月，胡愈之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了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想法，党的负责人刘少文等商议后表示：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迫切需要用鲁迅精神来唤起民众，支持抗战，要动员、利用一切力量，尽快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胡愈之很快写出《鲁迅全集》编辑分类大纲，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商议。两人细致归纳，统计出鲁迅已出版的文集、译著、发表的作品共约400万字，未公开面世的译文、手稿约200万字。以体裁、内容归类，《全集》拟分20卷，总计600余万字。
要完成这项庞大的出版工程，必须组建高水平的编辑团队。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鲁迅的一些作品仍被当局追缴、查封。这就要求编辑须具备先进文化思想，敬佩、支持鲁迅的民族气节和抗争精神。
不久，由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民主周刊》主编）、王任叔（《救亡日报》主编）、唐弢（《文汇报》副刊主编）、谢澹如（左联期刊《前哨》主编）、柯灵（《周报》主编）以及黄幼雄、许寿裳、吴观周、张宗麟、胡仲持等26人参加的编辑团队很快组成，开始分门别类、各司其责地开展工作。
整理、编辑尚具雏形的文章、未发表的手稿颇有难度，一些章节、句式要润色、删修凌乱，字迹模糊的须誊写。胡愈之每天召集编辑会议，协调、解决各种问题，经半年多艰苦努力，《鲁迅全集》编辑前期工作基本就绪。
胡愈之晚年回忆这段经历说：“我和郑振铎、王任叔、谢澹如等十几个人，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师母（许广平）家厢房里，夜以继日地整理手稿，遇到弄不懂的句子，辨不清的字就去向师母请教，光我编辑、誊写的手稿就大约30多万字。”
出版受阻
编辑工作还算畅顺，但印刷出版阻力巨大。当局对书刊发行控制得非常严格，公开出版个人文集必须申报、核查、审批。1937年4月，胡愈之与许广平来找鲁迅的老乡和好友蔡元培，请他协助、通融出版事宜。蔡元培曾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在官场甚有威望。
蔡元培听罢请求，沉思良久，说：“斡旋出版不能出师无名，要成立一个团体，我也好说话。”不久，由蔡元培任会长，胡愈之、许广平、周作人、茅盾等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蔡元培以会长身份，找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商议。
王云五是蔡元培多年幕僚，曾任上海国民政府参议。他满口答应：“鲁迅先生文化贡献之功大焉，助出全集吾等责无旁贷，容我与政府疏通，只要得允，由印书馆承担出版。”
一个多月后，咨询王云五，他说：“出版申请已呈报，只待国府批下，全集即可付梓。”而后又多次询问，他都满脸无奈地告知“尚未批复。”编委会也不好责怨王云五推脱搪塞。大家都知道，鲁迅的一些作品被列为“逆文”，许多反动政客、右翼文人仍在对他攻击诽谤、诋毁谩骂，要让国民政府批准出版《全集》，谈何容易！
同心协力
进入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不断扩张势力，淞沪会战初露端倪，严峻的形势让胡愈之感觉到，《鲁迅全集》出版再不能等所谓的批复，一旦战事爆发，后果难料。
胡愈之找刘少文商议：目前许多民间文化团体正在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号召民众救亡救国，投身抗战。我们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的名义，由《复社》组织出版《鲁迅全集》。
刘少文请示陕北党中央获得同意，出版重任自然落到胡愈之肩上。他细细盘算，工作千头万绪，但重中之重是资金，否则，任何事都无法运作。经测算，《鲁迅全集》20卷，共印刷200套，每套工本费约需60银元。
胡愈之想起，1937年出版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时，复社曾以收取预定款的方式，使印刷等事务得以顺利进行。《鲁迅全集》也可采取这一方式筹集出版资金。他与许广平首先找“鲁迅纪念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宋庆龄，她得知情况，除与上海各大金融机构、公司联系，还亲自撰写预定倡议书，寄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报刊登载；又通过《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沈钧儒、茅盾、巴金、陶行知等进步人士，联系大专院校、图书馆等有关部门进行预定工作。蔡元培还亲笔书写“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发表在上海、北平、武汉等各大报刊，广泛募订。不到两个月，1.2万元出版资金全部入账。
为防意外，胡愈之决定《全集》不署编辑姓名和出版部门，统一署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应对特务寻衅滋事，他还特地请蔡元培先生这位国民政府元老题写书名、作序。
1938年4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纷繁、复杂的事务让胡愈之忙得不可开交：每一页校对完的清样都要由他终审；铅字需要量巨大，他要四处采购铸字用的铅锭；当时上海食品奇缺，有钱也难买到粮食，工人们请求：宁可少赚工钱，也要每天供应三餐，哪怕米粥窝头，吃饱就行，他又得多方奔走买粮食。
这时，党组织通过关系为《复社》搞到5000斤大米，胡愈之马上发给每位工人50斤。久旱甘霖般的粮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出版进度突飞猛进。
偷梁换柱
1938年7月，《鲁迅全集》出版进入尾声，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意外：连日暴雨，原料库房渗水，印制封面的漆布纸板全部被淹。当时，这种纸板国内没有生产，需从南洋进口。而且上海的大型印刷厂家为躲避战争，多已迁往内地，无处求货。如用图画纸代替制作封面，则显得过于简陋。
正当胡愈之一筹莫展时，上海国民政府举办大学生、高中生“笃学报国”评奖活动，要印5000个大红漆布纸板证书封面。负责评奖事务的上海参议会教育部长刘湛恩，是胡愈之早年同窗，他把纸板送到复社，将这批活儿交给了“老同学”。
胡愈之望着一垛垛鲜红的漆布纸板，计上心来。没几天，他找到刘湛恩，哭丧着脸说：“刘仁兄，实在对不住！库房漏雨，制作证书封面的纸板被浸泡，无法按时交货。”
刘湛恩大发雷霆：“离颁奖大会只剩三天，证书印不出来，你让我怎么办！”
胡愈之急忙说：“仁兄息怒！尚有补救办法，只浸泡了一部分，证书是16开，只要改为32开，纸板还完全够用。”
没奈何，刘湛恩只得点头同意。胡愈之巧施“偷梁换柱”妙计，从证书中截留了足够的原料，解决了《鲁迅全集》精装封面原料的急需。
巨制弥珍
1938年8月10日，200套32开本，封面、扉页加注编号的精装《鲁迅全集》面世。全书大致分原创、校辑、译作三部分，改传统的繁体竖排为时尚的简体横排，内容完全按原稿或手迹排印。
宋庆龄赞誉《鲁迅全集》的出版：“起到扩大鲁迅精神影响，唤醒国魂，争取光明之目的。”
蔡元培在序言中赞道：“鲁迅著作方面颇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鄙人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许广平在“编校后记”中写道:“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她说的“三个月”，指复社开始印刷到出书，如从收集、整理、编辑书稿算起，已历时近2年。
抚摸着鲜红封面、烫金书名的《鲁迅全集》，胡愈之不禁热泪盈眶：700多个日日夜夜，绞尽多少脑汁，耗费多少心血，今日终于如愿以偿。
他把编号058的《鲁迅全集》交上海党组织转送党中央。当时，恰逢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匡乃成等4人投奔解放区，便将这套书带到了延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非常高兴，每人取得几卷交换阅读。在历史照片“毛泽东摄于延安窑洞”上，可见书桌上摆放着三本首版《鲁迅全集》。
胡愈之后来回忆说：“《鲁迅全集》出版后，发现两大憾事，一是没有完整编入老师的日记。当时有一天，师母带着几本‘日记’手稿交送编辑，在街上遭到特务搜查，‘日记’被掠走，无处讨还。二是大量书信没有收入，因为时间紧迫，分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信函没来得及征集。”
此后，所言憾事最大限度得到了弥补。1946年，胡愈之、许广平将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成《鲁迅书简》出版，胡愈之与唐弢搜集整理，编写《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出版。
进入21世纪，1938年首版《鲁迅全集》存世稀少、弥足珍贵。目前仅知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一套（编号001），鲁迅博物院藏有一套（编号017），另有极少的个人收藏。
,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中海雅园 集》出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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