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出版，这部被称为“最具诗意和韵律”的译作，在读者间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论。
泰戈尔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他的诗歌许多人都能够背诵，经典名句也反复被人们所引用，到今天为止，泰戈尔的诗集已经有诸多翻译版本，而冯唐新译的版本如何，也成为读者关注的问题。
新版译作反响不一，过于强烈的冯唐风格也引起了读者不同的评价，批评者认为“不雅”既是冯唐作品一贯的风格，也是翻译作品最大的问题，有评论称是对泰戈尔的“亵渎”，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之类的低俗语言，“如此亵渎一个以文字优美和诗意浓厚的作品享誉全球的长者，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豪杰式”翻译从来不缺
“泰戈尔就这样被翻译成了郭敬明”、“这本书是冯唐的，和泰戈尔关系不大”，许多网友对于这种风格强烈的翻译表示难以接受，也有人认为各有所好，冯唐翻译也有独到之处，还有网友认为，“译者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造。”
其实，类似的翻译或者改造，将原作翻译得面目全非的作品，绝不止《飞鸟集》一部，甚至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比如严复的《天演论》，这部在中国现代化中起过启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经经历过严复的选择与改造，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而诸如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师们，在翻译作品时也多有夹带个人色彩的习惯。
这种对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译，堪称是“豪杰式翻译”，不过用在诗歌的翻译中是否合适呢？对此，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其实诗歌的翻译是所有翻译中最难的，难在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表现出原作的诗意、文字的美感等等，不是懂外文就能翻译的。比如泰戈尔，他的作品唯美而浪漫，翻译这样的作品，最好要有对路子的译者，外文好之外，首先最好是一位诗人，而且这个诗人的风格和泰戈尔应该有所共通，这样译作才有可能深入到原作的灵魂之中，才有可能把原作的神韵重现出来。”
诗歌的翻译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李兆忠说：“最好不要差距太大，原本唯美的诗作，改成粗俗的、下半身写作之类的作品，不太合适。更不能恶搞，这是对艺术、对诗歌的亵渎。在今天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有很多翻译只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市场效益，缺乏对于文学本身的敬畏，将文学的严肃性解构消解，对这种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加关注，没人看自然也就自己消失了。但是倘若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相对应的工作，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文化遗产应该尊重
评论认为，对经典肆意的改造，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破坏。泰戈尔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的作品，确实已经成为公共的文化财富，那么对于这样的文化财富，究竟如何对待？
而且，翻译中的乱象，绝不只泰戈尔作品一家，李兆忠说：“乱翻的现象一直都很多，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译者水平差、修养不足，或者有意恶搞、吸引眼球，再或者投入少、追求短期效应，找几个学生几天翻译一部书的事情很多，也一直都有批评的声音，但是这样的现象仍旧比比皆是。”
“豪杰式”的翻译尚有个人的付出，即便有批评也尚可理解，而短平快的胡乱翻译，则是彻底的破坏经典，李兆忠说：“像泰戈尔这样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被人肆意地破坏、消解、颠覆，那么首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年轻人读了以后，可能会认为泰戈尔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很麻烦，因为第一印象一旦建立，再要改变，可能要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创作是自由的，但翻译别人的作品不是，李兆忠说：“虽然对于经典的翻译一般不会涉及作者个人权益的问题，大多数经典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前贤已死，不可能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作品，但是后来人对待公共的文化遗产、对待前贤，应该保留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翻译这些作品，也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原貌，诗歌尤其如此，尽管要做到很难，但也恰恰说明，尊重原作的重要性。”
正如网友所说：“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何不自己写一本诗集？”李兆忠说：“文化遗产是前贤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可以走得更远，走出后来人自己的路，但不必去把前贤的作品都按照自己的方法改得面目全非。”
翻译也要有职业伦理
如何才能更好地翻译？这是一个恒久而庞大的问题，如何对待翻译工作，却是每一个翻译者、每一次翻译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李兆忠说：“文学工作是否应该有它本身的职业道德伦理，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于翻译，围绕着信达雅去思考，如何准确传神地完成翻译，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是否可以对原作任意地歪曲、任意地再创作？我想是不能的。翻译需要职业伦理，而这个职业伦理就是底线，挑战底线应该受到制裁，这和创作的自由并不矛盾。”
一种共同的职业伦理，需要更多的人来制定和认可，李兆忠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伦理？谁来负责裁定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克服。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职业伦理是对的、是合理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底线式的，绝不可违反的伦理体系。”
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和伦理对翻译如此重要，而翻译在今天，同样对于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李兆忠说：“中国的文学水平，到今天为止，还处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从现代化转型以来，这么多年的学习，还没有真正让我们站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学习仍旧是重要的事情。翻译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仍旧是最重要的创新动力之一，现在我们的翻译确实很快，许多获奖作品，第一时间就会被翻译成中文，作家们看到这些作品，也能够学习到那些世界一流的作品中的文学经验。这是翻译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但是，快速的翻译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翻译，李兆忠说：“很多作品拿到手里，才知道翻译问题太多了，有的甚至无法阅读，这是很需要重视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翻译仍旧有内在的需要，仍旧在左右着文学创作的走向，因此翻译本身的走向、翻译的质量事关重大，不可忽视。”
押韵不一定是好诗
此前的报道中表示：“此次冯唐翻译《飞鸟集》最大的突破在于，会尽全力押韵。”冯唐也表示：“诗歌应该押韵，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而在寻找押韵的过程中，冯唐越来越坚信，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
古典诗词有格律，许多外文诗歌也同样讲究押韵，那么押韵是否真的就是诗歌“最厉害的武器”呢？李兆忠说：“显然，说这样的话，是对文学的转型不够了解。”
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是否遵循格律是一个典型的变化。李兆忠说：“相对于传统的格律诗，新诗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必遵守格律，不必押韵。这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所致。传统时代，多使用单音节词，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以古典诗歌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字本位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合辙押韵，显得朗朗上口，既不损诗意，又有韵律的美感。尤其是唐朝以后格律诗成熟更是如此。而且，韵律的美感不仅仅是押韵就行，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格律。所以仅仅说押韵，即便是对古典诗歌来说，都不完全。”
现代汉语的出现改变了诗歌的创作，李兆忠说：“现代汉语的出现，使得许多传统的单音节词汇变成多音节词汇，这样的情况下，硬是追求格律押韵，就很麻烦，很可能造成形式和意义的矛盾。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押韵，押韵押得好，自然也没问题，闻一多他们也曾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现代诗产生时间比较短，还远远不够成熟，闻一多他们的时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这也有一种不成熟的美，也有不少好的作品，甚至也有一些押韵押得不错的，但是不意味着，现代诗就一定要押韵，这样的说法不太恰当，对于一首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诗意、新意。”
诚然，押韵有押韵的好，但并不是押韵就一定好。对此，李兆忠说：“装饰性的美，确实是诗歌的最大特点，外文诗歌也多有讲究押韵的。但是押韵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其实押韵根本不难，那些打油诗、顺口溜之类的全都押韵，但就是经典了吗？光追求押韵，只是低端的做法，还需要追求诗本身的内在美。”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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