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工尺谱的唱本、“文革”中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指挥总谱、上世纪三十年代百代唱片的总目，还有一大批解放区的油印歌本……从这些个人收藏中，杨浪发现了那些“历史的声音”。这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书，考虑到如今很多老歌已经不易听到，杨浪特地亲自唱了书中的老歌，读者只要把文章题目前的条码扫下来，就能在手机中听到他边读边唱的声音。
历史是有声音的，再强大的史家，也写不出历史本身的旋律。
——杨浪
时间： 10月19日19：00-21：00
地点：北京言几又书店
嘉宾：杨浪资深媒体人、作家、地图研究者、摄影评论家
主持人：《老歌的发现》，我看这个书名特别感触。大家知道有一个歌唱家叫郭峰，那是我们村的，山西省原平市郭县，他父亲叫郭科会，是《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的作曲。很多歌曲，我们这一代人对歌曲背后的故事不了解，接下来我们听听杨浪老师下了很多功夫去了解到的东西。有请。
军队歌曲在演进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唱法
历史声音的解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读通了历史发生时的真实声音，对于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细节极其重要。
随手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今天我们唱到那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会觉得词曲贴合得天衣无缝，其实这首歌的原始版本是1939年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当年公木的原词是“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有我手里的文献可证。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则是1947年它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发布以后。军队歌曲在演进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唱法——音节和字眼的改动，其实非常深刻地折射出歌曲背后时代的变化。
类似的，有关《东方红》的考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提大家就会想到这一句。但大家很少知道，《东方红》其实是1943年以后才出现的，甚至直至1944年、1945年，这首歌才在全党全军广泛唱起来。为什么在1943年以前没有这首歌？
因为歌唱某一个领袖个人的现象，始自1943年、1944年。这里面的历史背景是“延安整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用了两年多时间，彻底批判了王明的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44年起，王稼祥、刘少奇等才开始在党内重要会议和文献上多次谈及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所以1943年以后才出现《东方红》，所以1939年的八路军军歌没有“毛泽东的旗帜”。
第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是谁写的？
这本书里还讲了件知道的人很少但却在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共历史上第一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毛泽东颂歌》的歌词，是张春桥写的。1942年张春桥才20多岁。1937年他从上海到延安，1942年在张家口华北联大当宣传科长时，写了这个词，后来由作曲家卢肃（《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谱曲，叫《毛泽东颂歌》。
这个歌的故事非常有趣。1950年，当时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评选听众喜爱的歌曲”活动，是非常正经的打榜，张春桥作词的《毛泽东颂歌》名列第二。足见它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普及程度，那次评选中甚至连《东方红》都没能进榜。
然而1951年这首歌在《人民日报》上被一篇长文批判了。写批判文章的是谁？周巍峙。他是前晋察冀边区文联音乐协会的主席，建国初期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主持文化部工作。他的长篇批判文章之后，紧跟着的是吕骥（曾经长期做中音协主席）。这都是解放军时期红色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直接点名批判张春桥的《毛泽东颂歌》，批判的主要观点是歌词把毛泽东写得脱离了群众，因为歌词说“你像骄傲的海燕飞翔在怒涛之上”。
后来，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以“张春桥来信”的方式做自我批评，意思是“我早就发现这个歌不合适，听别人唱我心里已经很别扭了，我自我批评，希望这首歌以后不要再播了”。这个歌自此被彻底禁播。从1942年出现到1951年被禁播，它在历史上存活的时间不到9年，但这首歌在红色音乐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标志和符号作用。
张春桥自此一生都以极左面目示人，但其实新中国之后第一场文艺批评是以他的作品祭旗的。张春桥从此不再写诗。张春桥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一生中跟诗歌的最后关联是1976年被抓捕之前的日记，抄了王安石一句“爆竹声中一岁除”。
老歌这个东西是一个游戏，是一个接头暗号
我想说，老歌这个东西，看似是一个游戏，是一个接头暗号。像昨天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上来一说“月飞山”我就懂了。“月飞山，月飞山，祖国的山，月飞山”，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部朝鲜电影里的歌。今天遇到会唱《月飞山》的，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哪代人。
老歌是能够在脑海中存储历史信息的。它有几个作用：它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其次它加深我们对特定历史或某种特定情况的认识，这是历史当中不经意的细节和侧面，但正因为被发现，历史才更加有它的趣味。
我对老歌了如指掌的下限是邓丽君。邓丽君之后，以我对音乐的欣赏能力，是听到马上就能把旋律跟上，但这个歌曲是谁的、唱什么词我不知道。对我而言，“老歌”更多意味着从延安算起，然后到“文革”，这么一个时间段。
在我的历史判断里，如同海报所说——“历史是有声音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诉求是通过书获得我们未曾经历过的那些时空中，那些信息和感受，更重要的东西是获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读历史，最后都要去读文献，比如《二十四史》怎么读，要正经读下去；读《史记》选注，多少人都去注一部不到20万字的《史记》，因为文献的背后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更何况写史的人都摆脱不了“为尊者讳”，摆脱不了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夸张、遮蔽、隐瞒、裁减。
而音乐是个奇怪的东西，音乐是只有当你有一种情怀（不是写文章，不是呼口号），这种情怀的复杂和激烈程度到了必须要用旋律来表达的时候，它才诞生。就像人类原初音乐舞蹈的产生，是原始人部落里终于杀了一只牛，吃饱了肚子高兴了，点着篝火暖和了，大家开始唱啊、跳啊，音乐由此诞生，是人类的一种极端情绪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在所有的历史演进当中，其实都有声响，只是无法被文字历史记录而已。音乐构成了我们每个时代人的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历史的声音今天已经不存，我用老的歌本、老的音乐文献、老的史料，重新在我的心中复原历史的歌声，同时发掘其间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
老歌中的发现是我读当代史的一种方法和玩法
《老歌的发现》是我继《地图的发现》之后，系列读当代史的一种方法和玩法。
老歌中可发现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音乐源流方面，根据地红色音乐的创作大体来源于三个方向：第一是民间音乐，诸如江西苏区的红军歌曲，陕北民歌之于《兄妹开荒》《东方红》，河北民歌之于《白毛女》；第二是苏联音乐，诸如柴可夫斯基对《黄河大合唱》的影响；第三是欧美歌曲的影响，诸如《德皇威廉练兵歌》之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美国歌剧选曲之于《团结就是力量》。
中国音乐的全面提升是因为抗战。当时没有一个文化人不写抗战歌曲，包括王洛宾在西北都写了一首。在那样一个民族命运的情怀当中，把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一个高峰。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冼星海、黄自这样的大师。冼星海是留法的。黄自是耶鲁毕业的，二十几岁就在上海音专做音乐教导主任，自己排演、组织音乐会宣传抗战，慷慨激昂。
其实《黄河大合唱》有一个非常邪门的版本，莫斯科大剧院1956年，苏联人挑着锣鼓家伙唱《黄河大合唱》，带着俄语朗诵。俄国人用俄语唱张老三，好玩极了。而且苏联人把《黄河大合唱》做了如西方歌剧一样的重新编排，但是苏联人这个版本是非常忠实于冼星海的最后版本的。冼星海1946年到莫斯科编八路军的纪录片，后来死在苏联。冼星海到苏联以后，按照严密的作曲理论对《黄河大合唱》有很多丰富的加工。后来到1973年、1975年中央乐团重新加工的时候，吸取了冼星海的材料。
我们的音乐怎么跟世界融合？到今天中国音乐有谭盾这样的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实回望一百年，我们的音乐就是从这样的涓涓细流，跟西方融在一块。其实在我的历史关照和音乐关照里，就像玩地图一定要读《中国测绘发展史》一样，我是一定要读《中国音乐史》的，读中国当代音乐史，从学问的系统建构这些老先生们，非常完整。
但是要玩材料，民间遗存下来的，都是这种形态的，比如这本1939年延安油印的。这样的东西真实地存在于生活当中，留存到今天，我们用它来还原成更接近当时历史的声音，然后再把它编制到整个中国音乐发展源流的大脉里，才有更大的历史背景，跟文化发展融合在一起。这个事情是一个读书的兴趣，我最后用文字把我真正感受到的表达出来。
我还会继续这样玩下去，接下来还会写《老笔记本的发现》、《墓地的发现》。这是我读书的一种方式。读书人都要读历史。有的学人是把历史读通了，读了很多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一手史料，用自己的史观串起来，再交给读者。我们读书人都爱这样的书。
而我的方法是读老地图，30年收藏了近万张老地图，我拿地图当小说读。一张地图有它出版的动机、逻辑，是反映当时地理面貌的记载。那么这张地图达到这样的功能没有？谁在使用这样的地图？使用这张地图有什么样的痕迹？这张图、这版图、这个年代的图在那个时代代表了什么、传递了什么？它是一种历史的文本。
地图、故纸、墓碑历史原有更多读法
“老笔记本”我已经写了有四五万字，一二十篇，其中包括“江青谈第三者插足”。这些年老笔记本的收藏热了，包括很多大家都在收藏老笔记本。而真正的笔记本都是人最隐秘的，自己说给自己、怕忘记的东西，是自己人生、心灵最真实的记录。老人老了、去世了，孩子们不知道轻重，就论斤论两地卖了，又被人给辗转弄到潘家园这样的地方。
老笔记本里是一个个非常真实的个人生命史、心灵史，再宏大的历史也必然是由这些个人的心灵史构成的。比如有个老工人有个很小的笔记本，从头到尾记的都是他们家的账，所有诉求是要拿困难补助。当时规定家里人均一个月不到7块钱可以申领困难补助，所有的账都是为了证明我们家一个月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最后除起来，人均不到7块钱。但最后也没领到，没批他，他不是最困难的。整个笔记本顽强地就是要证明我们家特穷。这种笔记本太生动、太真实、太不可多得了。
接下来，《墓地的发现》。我住在香山那边，离万安公墓很近。业余时间重要的喜好就是逛墓地，昨天我还去逛了一趟。你会发现历史是由很多人的活动构成的，在墓地里转一转，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
今年我到八宝山给父母亲合穴。逛着八宝山，突然看到一个墓碑：李桐树，军乐团副团长，《葬礼进行曲》作者。我大乐，因为我一直在找《葬礼进行曲》是谁写的。特别棒的音乐，以前不署创作者名。有一批这样的音乐，使用频率非常高，绝对是礼仪音乐当中重要的作品，没有创作者。我居然在八宝山李桐树的墓碑上看到了。回去一查，那一批礼仪音乐的创作是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布置给军乐团的任务，连非洲马里国歌都是他们做的。后来我写那篇《“文革”中的大型音乐》，务求穷尽，尽力都把它们破译出来。
这是我的一好。有的哥们跟我说，哪天你带我去。我说这还真得带你去。第一，这个活儿没人愿意干，谁愿意跑墓地逛？第二，你到墓地去也找不着人，谁在哪儿我全都知道。我会把我在里面读到的真实历史皱褶、碎片、细节，用我的思考交代给我的读者。
现场提问
一代人最初的顽强记忆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
提问：每一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在记录历史，包括自己写的微信、朋友圈。但同样一件事，可能我们回去记的都不一样。后人根据我们这些记录如何能还原一个事物真正的样子？
杨浪：这么理解，记录历史文本的不一致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如你所说，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我们在这儿的聊天，每个人回头记录、选取、传递的信息不一样，这太正常不过了，这正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就像显然有《求是》杂志、有新华社、有“人民广”、有学习小组，他们对社会的存在形态有一路言说，但是更丰富的言说，存在于社会整体的表达当中。任何一个作者、史家都不可能穷尽这个整体。后来者试图了解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会去读一个更广谱的东西。如果我不去抢救那些老地图、老歌本，可能它就被淹没了。我其实是用我的眼光收藏，试图还原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但我是用今天的语言。
《老歌的发现》有一些被删掉的内容很可惜，比如对“文革”音乐的研究。“文革”音乐是我们这一代人存在、接收、传播而且迄今仍在各大公园老头老太太中传唱的非常重要的当代音乐现象。包括如今一些大师级的人当年都写过、编过批斗的歌曲，这是历史的真实过程，挺好玩的。现在公园里很多老头老太太唱红歌。几年前我专门策划、主持过唱红歌，比如《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
一代人最初的顽强记忆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而那个时代音乐创作者们非常真诚，没有任何铜臭气和金钱的驱动，是真的信仰，真的从内心深处流淌出的旋律。从今天的史观看有个人崇拜，但是非常真诚。
所以公园里老头老太太唱的是自己的青春、记忆，甚至有一部分是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拒绝——“我不接受”。不一定真的说他们对那个时代有多么强烈的感情，而只是没有别的歌唱。这一特殊时代的声音，了解它们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否则的话“文革”的情怀还会出来。
记录历史的广谱，这本书的价值其实就在这儿。但就像这本书也有一些内容被删掉一样，任何记录都是不完整的，后人必须尽可能多、尽可能完整地阅读，力图去穷尽历史。这正是我们今天所为能起到的作用。整理/本报记者 吴菲
本版供图/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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