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记者Edna Lee Booker，中文名宝爱莲，曾任美资《大陆报》及《国际新闻社》记者。1922年，她凭借美国女牛仔“初生牛犊”的冒险精神先后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曹锟，又与宋美龄结识，巧遇陈炯明叛乱，采访了孙中山、伍廷芳等。
《民国群雄采访录——美国女记者与民初军政强人》 [美]宝爱莲著 杨植峰 俞梦恬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
宝爱莲是二十世纪初西方记者中真正近距离深入到中国军阀生活的唯一之人。其间，经历的战乱、灾难，军阀私密生活，充分展示了她作为女记者的传奇色彩。她的记录，也是一份难得的民国军阀史史料。本文选自杨植峰撰《民国群雄采访录·译者序》。
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熟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na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的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reporter）。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胜在行动力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大战进行中，她采访了冯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访了阎锡山。她受枪击，受炮轰，遭赵倜士兵的伏击，无数次死里逃生。其勇气与职业精神，与任何一个男同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战结束后，她在保定采访了志满意得的曹锟。回途经天津时，又采访了将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国北方的军政强人已被她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开始计划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虽然战事发生在中国首都郊外，虽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实时新闻报道的主力并非中文报，而是各种英文报纸，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大陆报》及其晚刊《星报》。其中，尤以《大陆报》系的报道最力。至于各中文报刊，大多翻炒西报内容。翻开陈冠雄的《奉直战云录》，有关战事进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报的报道，无法从中文报纸中获得点滴。中国人的事情要从外国人的报道中了解。
而《大陆报》对此场战事的成功报道，宝爱莲功不可没。她“嵌入”在吴夫人张佩兰的内院，与“嵌入”在吴佩孚前线指挥部的男同事柯罗思相呼应，立体报道了这场战事。直到今日，他们的报道，还是了解这场战事具体场景的基石。
从北方回上海后，宝爱莲不及喘息，又奔赴广州，采访代表中国未来的革命阵营。她注定要见证历史，甫抵广州，便遇上陈炯明叛乱，差点送命。而这时，经历了直奉大战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长了，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任何危险都不足以让她放弃报道工作。她顶着炮火找到电报局，发出了陈炯明叛乱的电讯稿，成了全球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她刚走出电报局大门，两颗炮弹落到了电报局屋顶，将建筑炸塌了。
得知孙中山已从总统府逃往永丰舰后，她又设法联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顺珠江追寻而去，非要见到他，完成采访任务。摩托艇驶到半途被拦截，机枪扫射过来，驾驶员当场中弹昏迷。她临危不惧，抢过船舵，亲自驾驶，逃出险境。原来，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爱好者，十六岁时就精于此道，没想在遥远的东方发挥了作用。到了永丰舰，她手脚并用爬上船舷，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
宝爱莲的经历足以证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记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长，但行动能力过人。换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经历之十一，就足以写出引人入胜的佳作，搏个大大的好名声。
但对宝爱莲来说，人生就是场体验而已。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辞去了《大陆报》的工作，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一职。随后便是结婚，嫁给了美国人约翰·波特。长子出生后，她把国新社的工作也辞了，成了职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就此淹没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
旧时代在华的外国人，无论行业与出身，都要写书，讲中国与自己。宝爱莲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过两本书，头一本是《新闻为重》（News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与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国》（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民国群雄采访录》选取《新闻为重》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前文说过，宝爱莲此人风骚不逊，而文采略输。她的书文字乏味，内容杂乱，轻重不分，编排无序，夹杂对中国历史谬误百出的介绍，对时局背景毫无见地的交代，更穿插无趣之极的生活琐事，啰啰嗦嗦。如果全盘照译，必然不堪卒读。因此，笔者在翻译时只择其精华，冀突出重点，将最具相关性的内容呈现给当代读者。
宝爱莲的另一本书《逃出中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写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写的，讲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可与鲍慧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类作品参照阅读。讽刺的是，波特作为美国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文笔还是逻辑都远远好过以写作为业的太太。至写作此文时，《逃出中国》尚未译成中文。
宝爱莲在华生活了二十年，不仅自己深深卷入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影响了其长子小约翰·波特。他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后任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从事对中共的间谍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受监禁审讯。小波特后根据此经历出版《九死一生》，颇为热销。小波特已于2014年过世，时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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