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情缘

2018-05-25 18:25:52 来源:网络

 巢峰近影 朱志凌 摄

编者按

2015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一百周年。本报记者日前赴华东医院探望小恙中的《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先生时,得悉他于11月19日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并讲话。应本报要求,巢老欣然将他的这篇《我与<辞海>割不断的情缘》略作修改后交由本报独家刊登。并在打印稿上写下“如合要求,请考虑发表”字样,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本报另约请秦振庭、朱志凌合写的《“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读陆费逵<辞海编印缘起>》一文,展现了伯鸿先生勇于创新的出版理念。

今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一百周年,这对于辞海人来说,是十分自豪的大事,是很有意义的大事。大家想一想,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有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书呢?除古籍和四大名著,大概屈指可数。《辞海》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因此,我们格外怀念编纂《辞海》的前辈,特别是伯鸿先生,怀念当年和伯鸿先生一起为《辞海》初版出版做过贡献的同仁,怀念编纂以后五个版本的作者、编辑、校对和为这一事业奋斗的所有同志。这些前辈和同行中许多人都已作古了。在纪念策划、编纂《辞海》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伯鸿先生复姓陆费,单名逵。生于1886年9月17日,祖籍浙江桐乡。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任经理。他分析了国情和行情,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等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当时教科书风起云涌,因此,我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特色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教育部曾来我社考察,最后与我社商定,将有复本的教科书,分送一套给该部。

1947年7月9日,伯鸿先生病逝于香港,终年仅六十一岁,可悲、可叹、可惜。除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外,伯鸿先生有豪言云:“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字典十分陈旧,不合时宜,便与欧阳仲涛、范源廉等,主持编辑了《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同年即1915年出版,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四千多条《康熙字典》的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1915年秋,《中华大字典》杀青,伯鸿先生与编辑所长范源廉、《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编辑一部十万词条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并由徐元诰主编。后历经二十一年,几易主编,其中列名主编有徐元诰、舒新城、张相、沈颐等四人,而大量实际工作,则为舒新城等所做。《辞海》于1936年11月出版了上册,次年6月出了下册。由于借鉴《辞源》经验,该书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比较,不仅收了许多《辞源》所没有的新词条,而且在释义方面亦有改进。当时被评论家称为“后出转精”,这就是《辞海》的第一版。这对《辞海》来说,可谓“开基立业”。《辞海》出版后与《辞源》一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中国国内战争时期我军行军要求轻装上阵,毛泽东却要警卫员始终背着《辞源》和《辞海》,可见这两部书的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国际上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蒋家王朝,舒新城先生向毛主席建议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毛主席欣然应允,并决定先修订《辞海》,再出百科全书。从而,经国务院批准,于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社前身)。我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传承了伯鸿先生的愿望,即“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以编著《辞海》为典范,从而,我们就将《辞海》1936年出版的版本定为第一版。同时,对第一版《辞海》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即第二版),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出版了第三版。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市场,于是,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摆在了编辑部的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涉及台湾的条目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物怎么写?不但作者束手无策,主持编纂的领导人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本人也是负责人之一,排名第五(人称巢老五),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草了一份《<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直面一个接一个疑难杂症。当时,有好心人相劝:“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但因1979年版《辞海》编纂时限太紧,我做好了“再进牛棚”的准备,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左”的提法和观点,从而才使编纂工作顺利进行。

以后,确定《辞海》十年一修。十年是一个周期,雷打不动。从而,连续出版了1989年版(第四版)、1999年版(第五版)、2009年版(第六版)。2015年已在筹划和进行第七版的编纂工作。值得骄傲的是,《辞海》实行连续定期修订制,使《辞海》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长生不老的出版物。如果说时代是历史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它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介绍新鲜事物和知识。历史和时代每走一步,在《辞海》中都打上它们的脚印。《辞海》的内容有单字、词语、各个学科的用语、人名、地名、事件、纪念日、生物、科技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从收词来看,远胜于大百科全书。从而使之成为我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共识。《辞海》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六百多万套,各学科的分册销售近两千万册,这不仅在我国,即使在世界大型辞书中也绝无仅有。

人生在世,“奉献”二字;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伯鸿先生在《辞海》1936年版的“编印缘起”中有一段话:“吾缕述困难之原因,其故有二:一则对于编校排印诸君子表示谢意,一则对于后之编辞典者聊效前驱。吾行年五十,从事出版印刷业三十年矣,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伯鸿先生志向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也!惜先生英年早逝,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遗言则是对后人的殷切期待。伯鸿先生策划和出版了《辞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堪称为杰出的出版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识人、用人的伯乐。当年他为了邀请舒新城先生主持《辞海》编纂工作,自1923年起,直至1928年3月30日,五年中七次相邀,远胜于“三请诸葛亮”,终于打动了舒新城。舒终于复函应允。“天时、地利、人和”,是改造世界、成就大业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是客观要素,人和则是主观要素。人定胜天,六版《辞海》的实践,就是一个证明。

最近《文汇报》发表了杂文家李下的文章《为什么要重视<辞海>的研究》(刊2015年10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第六版)。他说: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辞海》的编纂、出版,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越来越有规模、有质量,影响也越来越大。还称许说《辞海》不是一块定型的“化石”。他同意我提出的建立和发展“辞海学”的观点。我很高兴,有了知音,难能可贵。我们既要出版和修订《辞海》,也要鼓励各位作者和编辑开展研究《辞海》,从而开创《辞海》的新局面,找到新的契机,更好地给读者服务。

多年以前,由于《辞海》供不应求,给牟取私利的“黄牛”钻了空子,盗版《辞海》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为此,《辞海》曾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打盗版的重点书之一。此一措施,颇有效果。二十年中,盗版《辞海》的现象所见少而又少,几趋于无。没有想到,在当今信息时代,居然死灰复燃,沉渣泛起。2015年10月北京有一家新星出版社,堂而皇之,以《老辞海》为名,翻印了1936年出版的《辞海》,书名为《辞海1936》,版权页上居然厚颜无耻,署上了——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出版人:谢刚,以及社址、网址、电话、传真、法律顾问等,还煞有介事地写上了“版权专有,侵权必究”的字样。这如同拦路抢劫的“英雄好汉”,在一株百年老树下,手中执了一把大刀,对过路的人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走此过,留下金钱来”。盗版,如同盗贼,他们盗走了《辞海》作者、编者等所付出的劳动成果,也是对《辞海》这样的神圣出版物的亵渎,是出版界、文化界的大敌。看来只要是金钱时代,盗版现象就像贼和偷盗一样,是不会绝迹的,从而,打盗版的举措绝不会停止。

我不是《辞海》的开创者,而是半路出家的插班生。我从进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算起,截至2015年,整整四十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句话前半句我做到了,并绰绰有余,但后半句我并未做到。我的文章虽不能说空话连篇,但却不敢妄言“字字不空”。《辞海》在中国声望很高,确是人们的无声老师、无墙大学,但其中的错误仍然不少。在舒新城、陈望道先生先后担任《辞海》主编时,我还未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我是1975年即“文革”末期进所的。在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并肩和先后领导下,我参加编纂了1979年、1989年、1999年、2009年等四版《辞海》。从编纂质量来说,我觉得1989年版后,有逐版下降趋势。每念及此,不寒而栗。我是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负责人之一,是1989年、1999年、2009年版的具体负责人。我觉得1999年版的质量,不如1989年版;2009年版的质量不如1999年版;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还会产生2019年版《辞海》不如2009年版的可能。气可鼓而不可泄,但《辞海》这只球,确有泄气眼。找到和补好它的气眼,至关重要。

今年,2015年,我已八十七足岁矣(已入古人所说的米寿之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至今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我准备今年年底第二次退休。我与《辞海》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和不解之缘。我衷心希望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社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能重振旗鼓,特别是编纂好第七版《辞海》,并开拓好选题,能出震动上海、震动全国的好书。书是人编的,要出好书,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我们要下定决心,卧薪尝胆,制定好中长期选题和出书规划,在“十三五”打个翻身仗,重现昔日的辉煌!

,竹内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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