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大“老”，其实百年有余，比起剑桥、牛津等时间上差了好大一截，但论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波澜，北大相较任何名校其资格都够“老”，且老北大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颇能彰显北大人的精神气质。
本着学者的严谨和中文系的感情色彩，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在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所思所想因缘际会汇集成书。这卷《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史的写作，前三辑则分别谈北大旧事、校史杂说与百年庆典，溯古抚今、追思望远，要踅摸的不单是故事，更是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线索。
陈平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为何如此？这说明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借用钱穆《师友杂忆》所言：“能追忆者，此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老北大的烙印不随时间流逝而磨灭，成为无数学人的“生命之真”，老北大的故事恰在众口传诵中得以流传。
故事之所以为故事，难免有所讹传。陈平原注重返回现场，还原故事的本来面目，于其中发端精神寓意。今人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证，“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实乃虚构；还有蔡元培聘任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其实辜鸿铭早于蔡元培就职北大，当事人都曾多次澄清，故事依然“顽固”传播。陈平原解释说，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蕴涵着温情与想象，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因此对旧派人物亦包容，对新派人物则多有扶持，其实是有所倾向的。乐于传诵蔡元培包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史家少有提及后来辜鸿铭最终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元培没有因政见不同而排斥异己，但作为蔡元培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不应该如此截头去尾。
陈平原任职北大，他有着身为北大人的骄傲，更有着对北大清醒的认知和担当。陈平原发现，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多是褒奖和怀念。笔者细想，这大概有点自家人可以关起门来提意见，却不许在外说坏话的意思，所以要注意这些文章的立意所在。各种回忆录、校庆感言等，后人也必须注意附着的当时场景。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此句出自先生1925年的《我观北大》，常被人引来盛赞北大，但我们应当明白，先生以客卿身份于校庆27周年之时撰写本文，言辞溢美乃是习俗，并不能全然当真，先生在文章末尾就预先声明，以后再不写纪念刊，因为，“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陈平原批评北大在学术研究上多力所未逮，常因政治思潮的热情而影响学业，并非学生正途，对于蔡元培治校上的自由散漫等弊端，陈平原亦不讳言，反而提醒公众须多注意北大（包括京师大学堂）历任校长，如孙家鼐、张百熙、严复和蒋梦麟等人的功绩。
北大百年校庆盛典，鲜花掌声，锦绣灿烂。陈平原却说：“单说光荣不够，还必须直面耻辱。”老北大真精神之所在，当于此话中发人深思。国人以北大为荣，又常因北大建校时短为憾，如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家都曾努力论证北大是“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而北大到底是“老”是“新”，抑或又“老”又“新”，想必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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