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东想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时，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已成为强大体制之核心部分的传统群团组织(主要是三大件：工会、共青团、妇联，简称“工青妇”)，将何以自处？由于工会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态中地位十分特殊，本文暂不论及，重点谈谈共青团和妇联。
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
仅在三年前，我非常不看好“工青妇”能够转型成为服务社会的枢纽，并轻视其发展空间。那时我认为，它们名为社会组织，但早已丧失社会组织的特性，实已成为党政体系的核心部分，他们的机关完全行政化，工作人员拥有公务员编制(都是有级别的官员)，内部治理也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因此他们很难眼睛向下，转型为社会服务组织，很难重建与其成员个体的血肉联系，更难逆转为自下而上的授权或信托机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它们变相承担了福利职能，尚有部分吸引力，在福利功能丧失后，它们对成员的吸引力大降，部分失去信任将影响到它们在现在多元化社会中的动员能力。
但是共青团深圳市委近几年的行动表现，却让我改变了看法。深圳是全国最早开展义工活动的城市，团市委于1989年9月20日组织了19名热心人士组成义工队伍，开通“关心，从聆听开始”青少年服务热线电话，为遇到困难的来深创业者提供帮助。1990年4月23日，由46名义工组成的市义工联在民政局注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团体。到现在，深圳义工联注册义工已有90万人，建成了以四级义工组织网络为主体，法人义工社团和团体义工为辅助的义工组织体系。2013年3月，在时任团市委书记张志华推动下，义工联推出深圳电子义工证，包含了团员、公益、保险、医疗、交通、旅游、社交、金融、特惠等9项便民服务功能，迄今已发卡十多万张，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创新。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共青团中山市委，他们通过“现代公益”理念打通体制内外，凝聚80后、90后青年，为各项活动的开展寻求广泛共识；他们发起“逸仙杯”亚洲青年公益创新大赛，通过与零点集团合作开展黑苹果夏花会公益招标，实现资源和公益项目的对接；他们通过“博士人才服务团”、“中山青年智库”、“中山青少年法律顾问团”等形式，推动青年公益活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的官微和微信，在网上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如果“工青妇”能够转型为所谓枢纽型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资源向社会输入的可靠管道，并依托“枢纽”发展出枝枝蔓蔓的社会服务组织群体，形成一片片次生林，那么这为何不应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其实香港、台湾也有它们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比如教会或寺庙。从某种意义来说，大陆的居委会也可视为一种枢纽型社会组织。
所以在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文件中，就特别强调了“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改革”：“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在孵化培育、协调指导、集约服务、党建群团建设等方面的枢纽型功能作用。通过竞争培优体制，培育类型多样、具有品牌聚合效应和项目合作功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引导同类型、同性质、同行业、同领域的社会组织建立枢纽(联合)型社会组织，实行协调指导、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曾颖如则力图推动淡化共青团的行政色彩。
所以，如果此类枢纽型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大量的社会服务，改变其在相关群体中的传统官僚形象，赢得群众的信任，并进一步改变其内部治理结构，普遍落实真正的民主治理，那么它们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可以期待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辩证。从政治上来说，“工青妇”被执政党视为其联系群众的纽带，要发挥政治团结功能和政治堡垒作用，所以才会赋予大量行政和财政资源。而转变为眼睛向下，会不会削弱其“政治堡垒作用”？我觉得，倘若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看此问题的话，恰恰是这样才能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建立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相反，现在那种高高在上的衙门气息，才是跟“群众路线”格格不入。
更进一步，未来有没有可能，“工青妇”告别目前这样的财政拨款和养人制度，除了主要领导干部由政治任命具公务员身份外，其余工作人员转型为社会组织从业者，财政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向其拨出一半款项，其余要靠他们向社会筹集，这样才算淡化了行政色彩！？事实上，香港在基层就有许多妇联组织(笔者曾考察其中的一家“屯门妇联会”)，运作十分良好，在社会上颇有口碑。这能不能成为未来的方向？
(责任编辑：DF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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