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无疑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重中之重，但如何有效推动金融改革，使之达到预期效果，则是更为重要的战略性课题。根本而言，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如何通过金融-财政改革协调推进，大幅提高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水平才是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核心所在。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以及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与“金融抑制”政策相关。这种“金融抑制”突出表现在：首先，社会总杠杆化增速过快且分配不均，融资增速过快，导致这两年我国融资杠杆大幅上升，原本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隐藏的问题被不断放大，使得市场风险大幅上升。
其次，信贷占融资比重大，银行参与度过高，风险过度集中，融资中信贷比重较大，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债券、股权等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参与度过高，融资风险与银行捆绑紧密。风险过度集中，任何一个融资渠道出现问题都将对整个融资体系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打击。
再者，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在中国表现得更为严重。金融市场将金融资源大量配置到产出效率较低的基础设施、房地产领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形成了对信贷的高度依赖，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量越来越高，信贷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信贷总额占GDP比例升至190%以上，上升了60个百分点。
信贷及融资总量均以远超过GDP的增速快速扩张，不断推高我国社会总杠杆。从融资杠杆程度来看，我国社会总负债逐年上升，社会融资总量/GDP已从150%快速上涨至200%。同时，社会融资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不均，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个人债务水平约为15.3%，政府债务水平(含地方融资平台)约占总融资余额的23.7%，企业债务水平约占总融资余额的61%，融资主要流向企业和政府。
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为何如此低下，金融结构又为何扭曲，这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成因，其中与“财政-金融”有着极为紧密的逻辑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博弈直接影响到两者间的金融资源博弈，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地方财政不能通过无限制地拨款来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只好从其他渠道为国有企业展开对资金资源的争夺。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注意力转向金融资源，尤其是银行体系信贷资源的控制上来，这必然会造成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率的攀升和资金配置效率的下降。
然而，由于存在着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随着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包括银行理财、银信合作等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工具被大量创设出来，起到了绕开利率管制、信贷控制的作用。这样，一些政府担保之下的杠杆率极高的“风险资产”，很可能不但没有为高风险支付高溢价，反而享受了 “无风险资产”的高信用和低成本。大量的资金还可能继续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回报率高的领域，金融资源的错配局面并不会因贷款利率放开而根本性改变，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可能依旧会非常困难。
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到底路在何方？根本而言，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增强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协同性。一方面中国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分配，逐渐改变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财源，建立地方独立税种等来取代“土地财政”。
另一方面，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应该是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心与难点。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分化和畸形。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要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垄断，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具体运作的过度行政干预，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逐步取消资本管制，促进金融体系内的竞争，向市场真正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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