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活动在经济领域主要反对新自由主义。
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研究生。1962年留经济系任教，1964年苏联东欧研究所成立，周新城调该所工作。正因为对苏联东欧的研究，使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反对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反对“新儒学”和“普世价值”观；在历史领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成为周新城在学术研究领域最基本也最为著名的特征。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是它们的出发点。它们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当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然后由此得出各种政治结论。在政治上，它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那种自由、民主、公平看作“天赋人权”，看作上帝赐予的东西，认为其具有“普世性”，进而要求按照这种价值标准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它们把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私思想当作人的本性，从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结论，要求实行私有化。
从历史观来看，它们主张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它们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告别革命”。它们集中力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迷误。认为那时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近代文明的主流”。因而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等一概予以否定。
“由此可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确保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周新城说。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这一点，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国有一些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由于他们控制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一度造成西方教条主义泛滥。洋迷信盛行的后果，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对我国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误导。”因此，开始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周新城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应该作科学分析。新自由主义中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但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含两点：一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主张私有化；二是从市场经济万能论出发，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调控。
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经济人”假设。就这一点而言，新自由主义同西方经济学其他流派是没有区别的。然而“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周新城说，它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自私自利作为一种观念，它既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也不是人亘古不变的本性。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自私自利思想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经济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在现实社会里，所谓的“人性”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人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性，新自由主义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人性，说成共同的人性，并据此分析各种经济现象。
“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它被一些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是这样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只能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而公有制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公有制注定是没有效率的。结论自然就是，改革必须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实行私有化。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炮制了种种私有化“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只有把国有财产落实到个人，产权才是明晰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搞市场经济；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国退民进”，国有经济的规模应该限于保证私营经济正常运转。
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也许是最具有迷惑性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新自由主义竭力鼓吹的是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似乎我国的改革方向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有人据此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和否定改革。周新城认为，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若干共同之处。在改革中，我们也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益的东西，借鉴西方国家实施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但是，就指导思想来说，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则和目标来说，我国的改革同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不是要不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于两个问题：一是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搞什么模式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还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条恰恰是我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时，两种改革观对立的地方。决不能认为凡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存在一个问题：这种方法、手段由谁来使用，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使用它来为谁谋利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是同哪种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方法、手段从来都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总要同某种主体相结合才能运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市场经济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同新自由主义根本区别的地方。
周新城对市场经济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他批判市场经济万能论，反对笼统地提市场化改革，强调非经济领域(包括公益事业、政治领域等)不能按市场原则办事；即使是经济领域，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市场经济，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除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原则分歧就在于，市场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运行模式。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指出它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因而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改革要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手段由计划改为市场，使市场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但从整体上说，仍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否定计划，主张市场经济万能。他们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显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矛盾的，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周新城说。
戈尔巴乔夫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使苏联解体，在大量分析历史资料并找出内在规律性的基础上，周新城分析了其历史逻辑，得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他认为，第一，改革的必要性不等于垮台的必然性。如果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路线，那么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就不可避免，而且无可挽回。第二，各种具体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属于外部因素，它通过“内因”的传递对苏联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为演变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能，它能否成为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罪魁祸首，他倡导的改革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于是，在一片“改革”声中，社会主义被葬送了。第四，如果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苏联演变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它不是客观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发展中的一种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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