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15秒广告费50万元,收视率超过4%,选手出场费高达30万元……这些数据证明了这个引进荷兰《The Voice》版权的歌唱类选秀节目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浙江卫视副总监兼节目中心主任杜昉近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专访时表示,“9月30日播出的省电的12条15秒广告中,最高的一条卖到了116万/15秒,虽然跟春晚这样的节目还没法比,但远远超过一般地方卫视的广告标准。”
随着节目的走红,这个节目独特的商业模式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在被众多媒体报道的“投资分成”的模式中,浙江卫视只是该节目的播出方,而节目版权的引进、节目内容的制作更多的则是由专业娱乐节目制作公司灿星制作来完成。随着节目商业上的成功,这家公司已经成为该节目最大的赢家。而灿星制作背后的投资方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也渐渐浮出水面。
灿星制作宣传总监陆伟每天接受几十家媒体的采访,9月20日中午,陆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嗓音已经干涩沙哑,但他仍乐于向记者介绍《中国好声音》的情况。与以往的电视节目制作方不同,灿星制作开始着力突出自己的品牌。在相对保守的电视行业,这家公司游走于体制与市场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好生意
早在节目开播两周的时候,浙江卫视即对外宣称已收回成本。记者了解到,《中国好声音》投资近1亿元,节目制作、宣传推广均由灿星制作承担,购买《The Voice》的成本为300万元。
有人算过一笔账,《中国好声音》从第一期开始广告费从每15秒15万元,涨到25万元,随后突然飙到36万元,后来更达到每15秒50万元的天价。据报道,“好声音”每期仅凭广告就能带来近2000万元的收益。如此估算,十场《中国好声音》的软、硬广告收益超过2.5亿元人民币。
《中国好声音》与一母同胞的其他国家的版本赚钱模式各有差异。根据陆伟介绍,英国之声仅靠一个沃达丰的植入式广告以及在苹果公司iTunes中的付费下载两项,就实现了比中国制作阵容更加庞大的500人制作团队的英国之声的赢利。
和英国一样通过单曲下载来获利的还有美国之声副总裁,而SMG也是华人文化基金的主要出资方之一。2011年5 月,田明转到星空华文传媒有限公司出任CEO。田明离开时,带走了以金磊为首的整个制作团队,让已经拥有“华语榜中榜”的星空华文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娱乐节目制作公司。而金磊团队是此前亦获得高收视率的《舞林大会》、《中国达人秀》的制作团队。
电视节目大制作时代
在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星空传媒项目顾问徐帆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电视节目进入大投入大制作的时代。
“传媒业体量太小。十几年前,制作公司都是小作坊式,而现在开始向大制作、大生产的时代,需要基金等方式来融资,以支持高额的制作费用。光线去年上市,制作能力得到提高,制作《鲁豫有约》《壹周立波秀》的能量传播也在谋求上市,说白了,这个行业很需要钱,不再是十年前那种模式。”
但是《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运作,也并不意味着投资分成模式可以成为主流。
“中国电视行业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大部分的电视台并不愿意做太市场化的尝试,他们握有频道资源,习惯作为甲方,让别人看自己脸色,不愿意麻烦,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徐帆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如是描述中国电视行业的现状。
“体制外的电视制作方光线、星空以及其他中小型制作公司都有过这样的意愿,但此前一直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是没有很好的内容产品作为支撑。电视台或者制作公司,担忧节目不够好。第二,投资分成模式对于制作公司等民营企业是利好,这种模式可以使他们增收,电视台返给制作方的利润也很多。但是电视台并不一定会积极参与。”上述人士表示。
在徐帆看来,这种模式要继续下去,需要很好的电视节目还要找到敢于尝试的电视台,“东方卫视已经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电视台,也不愿意玩。二三线电视台的开发,能不能推行开来并且成功,也要打个问号。”据了解,田明本想将《中国好声音》卖给合作多年的老东家东方卫视,但后来条件没谈拢,最后便转找浙江卫视合作。
而在国外以英国为例,中小型制作公司是电视节目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他们的体系非常清晰,电视台频道的采购人员需要担负很大的责任,购买的节目效果不好,可能会被解聘,有很强烈的激励和责任意识。而中国的电视台向制作公司购买节目,最后的板子不是打到自己的采购人员身上,而是制作方,采购方没有什么压力。”徐帆表示。
风险不单纯是商业的。中国频道资源有体制的保护,是稀缺资源,体制内的身份,使得他们不愿过于市场化。“甚至有的电视台在某个时段买了一个节目,播出效果好后,撕毁协议自己制作。”徐帆介绍说。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岳广鹏也认为,文化产业与其他传统行业相比,诱惑很大,风险也很大,一不小心可能会血本无归。过于突出个性的节目放在传统文化稍显保守的中国本土,做不好本土化改良的话,今后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武汉电信网上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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