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银投资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高级经济师涂俊1月13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传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式亟需做出改变。
涂俊认为，应该通过推动“包容性投资”，改变传统投资理念和范式，在经济基础上逐渐缓解或减少产生经济社会问题的因素，乃至帮助化解这些问题。
为何需要“包容性投资”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建银投资研究院日前首创性地提出了“包容性投资”理念，其背景是什么？
涂俊：中国经济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在创造“中国模式”奇迹的同时，潜藏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难以掩盖，在近几年暴露速度也越来越快。
具体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环境和生态恶化严重。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50多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十多个地区均创下“历史纪录”；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几乎已无Ⅰ类地下水；可以直接饮用的Ⅰ-Ⅲ类地下水仅占22.2%；我国中重度污染的耕地大约在5000万亩左右，其中土地受污染的重点区域，都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都是重工业较发达的区域。
二是贫富差距扩大，2012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4，超过0.4的警戒线水平，而西南财大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做出的测算分别是0.61和0.501，超过0.5就意味着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三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维稳压力大，医患纠纷、讨薪、拆迁、企业改制、城市管理等都可能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肇因，社会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面对以上以及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和行政管理已经远远无法应付，常常出现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思路，如“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等，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化解。
日报：这些问题的产生和积累，是否与中国传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式有关联？
涂俊：的确，我们认为，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传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式亟需做出改变。中国传统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式的问题在于，一是大量投资聚焦于“两高”产业，在造成大量污染和高耗能的同时也导致产能过剩；二是在发展中重“效率优先”，而只是“兼顾公平”，在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亟待兑现“共同富裕”；三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对土地经济的依赖较高，金融市场又没有及时发展起来，使得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房价上涨过快，既扩大了收入差距，又带来很多不和谐因素。
应该看到，类似的发展阶段，英美等很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都经历过，但是随后在政策安排和投资实践方面都做出了调整，逐步解决相关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推动“包容性投资”，改变传统投资理念和范式，在经济基础上逐渐缓解或减少产生经济社会问题的因素，乃至帮助化解这些问题。
何为“包容性投资”
日报：那么，什么是“包容性投资”呢？
涂俊：自2009年我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倡导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以来，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及国际机构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而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必然要在包容性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投资领域的一个新概念，我们很难脱离其他投资范式而单独定义包容性投资。我们将所有投资划分为三大类型，即：一般性投资、包容性投资与社会影响力投资。
一般性投资即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以财务回报为第一目标；社会影响力投资也叫社会效益投资、社会投资、社会效应投资等。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主体包括：非公募基金会、政府机构、境外基金会、私募股权基金、商业创投以及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等。社会影响力投资将解决社会问题放在第一位，盈利要求退居其次。
我们认为，包容性投资是居于一般性投资和社会影响力投资之间的一种投资范式。它仍然将财务回报作为第一目标，同时将投资领域聚焦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上。
特别需要加以区别的是包容性投资与一般性投资中的“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投资主要是指在公开市场交易中，避免投资于烟草、武器、博彩、酒类等容易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上市公司，这已经被列入国外很多大学捐赠基金或退休基金的投资准则之中。
与社会责任投资的“负面清单”不同，包容性投资主要是列出“正面清单”，将投资领域划定在那些有助于改善经济社会问题的领域之中(如环保、文化、医疗及其他促进民生的领域)，而且交易手段也不局限于公开市场交易。
日报：也就是说，包容性投资更关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性。
涂俊：是的。总体来说一般性投资仍然是以经济效益优先，其整体收益性相对较高，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整体收益性相对较低，而社会效益相对较高。包容性投资介于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一般性投资之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水平相对居中。
不可否认的是，这三类投资有时很难截然分开，往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如一些社会影响力投资开展得较好，扶持产生的社会企业利润水平较高，可能超过包容性投资的收益水平。一般性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从而与包容性投资有部分重合。
我们曾经讨论过淘宝的投资是不是社会影响力投资，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淘宝帮助创造了很多工作岗位，但它不是一家社会企业，因为其首要目的是经济效益，创造工作岗位是一个副产品。淘宝的案例应该是典型的包容性投资案例，因为它首要目的是盈利，但同时它缓解了失业压力，帮助改善了社会问题。在很多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很多残疾人士通过淘宝开店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说明淘宝已经超越了一般性投资，应该归入包容性投资的范围。
“包容性投资”的主体是谁
日报：你认为，什么样的投资主体适合作为“包容性投资”的主体？
涂俊：我认为，包容性投资的主体应该能够接受低于一般性投资的收益性水平，而且有高于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效益偏好。进一步地说，包容性投资的一些项目初期投入可能较高，而回收期相对较长，不是一般性投资主体有能力或有意愿参与的。因此，我们认为投资主体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国有资本，特别是竞争性的国有资本。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资委表示国有企业将会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公用类企业、保障类企业和商业类企业。其中，公用类和保障类的国有企业本身要分担一定的政府职能或以承担国家战略任务为己任，不宜划入包容性投资范围。而商业类国有企业虽然身处充分竞争领域，但受到国有资本天然属性的约束，它们不应该过分进入“与民争利”的领域，而应该开展包容性投资。包容性投资仍然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符合商业类企业的特点，同时兼顾改善社会问题，符合国有资本的属性。
第二类是养老基金、大学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在国内，最主要的当属社保基金。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规模月3万亿元，企业年金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而高校基金会净资产总量约为158亿元。这些机构投资者应该成为包容性投资的主力之一。
第三类是专门的产业投资资金。例如文化产业基金、环保产业基金、医疗产业基金等，都是将收益性放在首位，但同时对投资领域有明确划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竞争激烈，特定领域的项目“僧多粥少”，不少产业投资基金也在“跨界”投资，超出了原来的设定范围。
第四类是富有的家族资金。对于家族企业来说，要想打造百年老店，品牌、声誉以及持续的文化传承是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很多家族企业转变了慈善捐赠的思路：从简单地捐款转变为开展社会影响力投资、扶持社会企业，以提高每单位慈善资金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家族资金也因此成为当前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包容性投资在给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实现比社会影响力投资更高的经济效益，不失为家族资金的选择之一。
日报：你预期“包容性投资”成功推进后，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涂俊：我们初步估计，我国未来包容性投资的潜在规模约在30万亿元-60万亿元，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如果包容性投资能够得到重视和良好发展，将可望以“釜底抽薪”的形式减轻和改善环境、贫富差距、社会对立等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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