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踏上一条创办社会企业之路,90后黄骏杰现在也许在某家软件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9月中下旬的深圳,秋意渐浓,他和市场总监侯政力只能以冷水冲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旁边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屋,是两名年轻人近半年来的栖居之所。
试水：以小礼品换塑料瓶
“我们是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环保创业团队。”黄骏杰习惯这样介绍自己的团队。今年7月10日,生源启动环保科技公司获得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3万元,实收资本0元,这是深圳市鼓励应届大学生创业的政策。黄骏杰相当于免费注册了一个公司,3万元可于两年后开始偿还。
黄骏杰是“深二代”,父母来自潮州,在深圳经营一间茶叶铺,他原本住在家里,衣食无忧。“也许是潮汕人血液里流淌着做生意的基因,所以,我才会去开辟一个与自己专业完全不搭的事业。”黄骏杰说。
从去年9月开始至今,黄骏杰的团队回收了10万个塑料瓶,收集对象是深职院的师生,分布在东、西、北、旺棠四个校区。选择回收塑料瓶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创业之路,黄骏杰一直在努力去证明,这与传统“收破烂”是不一样的。
大二学生曾强的室友们预约过生源启动的上门回收服务,并用30个塑料瓶,换回一卷厕纸。大三的小夏办了积分卡,成为生源启动的忠实粉丝。“有十几个瓶子就通知他们来回收一次,记到卡里,攒够50个再换礼品。”
到现在,有着两万多学生的深职院,过半师生记住了这个名字有点小拗口的环保小团队。
“要与大家一起再生能源”,抱着这一理念,黄骏杰早在大三时就联合媒体学院4名同学组建团队,希望通过收塑料瓶的方式,让同学们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他们采取“上门回收塑料瓶,定量塑料瓶换实用物品”的方式,提高学生们的参与积极性。
“回收只是其中的第一步,我们希望把这些塑料瓶加工成环保产品,开设环保产品专卖店。”黄骏杰说,他的创业梦缘于2010年的一场环保创业讲座。当时“绿色珠江”的发起人王华礼给来自深大、深职院等高校的学生代表讲课。会后,一名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挤到台前,问了王华礼N个问题。这位男生,就是黄骏杰。一年后,当黄骏杰告诉王华礼,自己打算做垃圾回收时,王华礼建议先选择一种垃圾,比如塑料瓶。
去年,黄骏杰的团队针对深职院2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3%的学生将塑料瓶随手丢掉,仅有14%的学生选择交给学校的回收部门,另有3%的学生选择卖给废品收购站。
基于此,黄骏杰决定在校园塑料瓶回收上插一脚,“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比较好,如果能让大家养成回收塑料瓶的习惯,那我们的付出就值得了。”
瓶颈：资金困局
头一年的10万个塑料瓶,让小团队获得了很大满足感。然而,翻开公司的账目,市场总监侯政力发现,一年下来,不仅没有盈余,前期投入的近4万元也全部打了水漂。资金困难、运作模式不清晰、与回收公司雷同,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三座大山。
“资金支出当中,租用仓库占据了最大块头；其次是购买礼品、雇用兼职。”没有经验,一开始学生们租用的是一楼的仓库,租金高达1000元/月。后来,他们寻找到地理位置较差的仓库,租金只需要600元/月。每两周可回收7000个塑料瓶,然后花200元租用大卡车把塑料瓶拉到回收站,换回来的钱,抵扣完当月的租金,基本上所剩无几。此外,黄骏杰坚持礼品积分制,每个礼物成本2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今年大三的刘冬雪是团队的主创之一,一年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5人的创业团队,有两个选择了退出。今年6月份毕业的黄骏杰和侯政力不能再住学校宿舍,两人合租在月租金500元的城中村里,黄骏杰的生活费需要家长提供,侯政力选择周末兼职赚点生活费。不久前,来自福建的蔡汝维加入团队,未来3个人要一起挤在出租屋里。
黄骏杰不愿放弃。最初他想利用回收的塑料瓶加工成T恤、环保袋等产品,但工艺很复杂,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能做。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向江苏一家环保企业购买布料,通过设计加工,改造成T恤等产品,再以会员积分的方式卖出。
“我们团队已经没有钱了。”新学期开始,他们想出一个新的营销策略,向500人每人借10元,用筹集到的5000元来支撑新学期的塑料瓶回收。
“我们打算在今年10月1日至明年2月1日,用4个月时间,让深职院7000个人养成收集塑料瓶的习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团队需要10795元。黄骏杰列出了资金用途明细单。“塑料瓶存放仓库2400元,实用礼品5834元,兼职服务人员2560元。”他计划在网站上筹款5000元,向学生们借款5000元,团队自己出款794元,用以支持公司新学期的运营。
如果还是借不到钱怎么办？黄骏杰思索片刻说：“也许我们就要告别大家了,这半年来的心血以及一个热衷于环保的组织将随之消失。”
期盼：社会支持
垃圾分类回收,对于掌握诸多资源的政府来说,尚是棘手难题。对几名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来说,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王华礼却是非常赞赏这些大学生们的探索。他认为,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倾向于往服务产业发展,环保市场潜力巨大的。“学生环保创业的这条路,其实可以走得通,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问题。”据他分析,人们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回收的意识,让这个事业变得非常艰难。
10年来,广深两地对垃圾分类的探索一直未曾停止,政府始终是主导力量。2000年6月,建设部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
“但因种种原因,试点多以失败而告终,过去10年,对包括深圳在内的8个试点城市来说,是失去的10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曾表示。这10年里,以官方主导为主,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并未显著提高,同时,分类垃圾终端处理问题,也阻碍了垃圾分类的精细化发展。
这个时候,民间多种形式的自发参与显得尤为可贵。
黄骏杰的团队,服务对象全部面向学生群体,“如果能够拓展社会渠道,争取获得大企业提供仓储、设备方面的支持,这群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这么艰难。”王华礼觉得,其实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念和行动。“先培养分类的意识,带动社会企业回收垃圾的热情。政府可以通过补贴,让社会企业在回收过程中受益。”
戴着黑框眼镜,微胖,穿着简单的T恤,谈及未来的愿望,黄骏杰憨厚一笑：“当然希望我们的公司能继续运营下去,目前,最盼望我们能够扭转亏损局面,早日租到一间有热水器的房子。”
台湾： NGO推动 垃圾回收精细化
台湾的塑料瓶回收率达到50%,高回收率得益于民间组织的推动和政府的支持。“瓶瓶罐罐,一三五七”,这是台湾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八字诀”,“瓶瓶罐罐”即是玻璃、塑料、铁、铝：“一三五七”分别是衣物、3C、五金产品、其他。一般情况下,台湾居民会事先在家中就将垃圾进行分类,出门时根据具体类型就将垃圾投入相应的垃圾桶中。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基金会,首先倡导并推进垃圾分类,其他民间团体纷纷加入。台湾地方政府介入后,向民间组织提供一定的经费补贴,同时制定配套的政策法规。2007年,王华礼曾赴台湾考察垃圾分类。他认为,台湾的成功在于政府很好地借助、鼓励和发挥了民间组织的力量。慈济在台湾建立了5200多家环保站,对垃圾进行回收、分类与循环利用。资源回收赚来的钱,用于国际国内赈灾。环保站还能发挥环保教育功能,发动社区家庭主妇、退休人员投身环保事业。目前慈济的环保志工达到8万人,涉及各个层次。白天在环保站的大多数是退休的老人,而在“夜晚环保”的时间,主力则是下班后的中青年,主要从事装卸车、开卡车等比较繁重的工作。
在今年7月份深圳举办的首届全国慈善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慈济基金会深圳分会的义工们展示了一批面料柔软的T恤衫,它们的“前身”是塑料瓶,是聚乙烯抽丝合成的。这种材料吸水性比布料弱,咖啡、可乐等有色饮料沾上后,如果迅速擦拭,不会产生污渍。,黄骏杰：从垃圾堆“捡”来环保小黄人头像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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