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以为“儒者,巫也”。在三代时,巫掌握着卜蓍、祭祀之权,进而直接或间接地运作了国家政治、管理、刑罚等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后世强调的“礼”,无疑是对“巫”的延伸。但到孔子所处的时代,儒,已“不语怪、力、乱、神”,完全摒弃了“巫”的内涵。所以后世之儒,尽管恪守“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周文化设计,反而以实用、理性著称,成为与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中华文明的突出代表之一,并在当今世界文化中占有显著位置,不谓无因。
孔子时代的“儒”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探索的核心是被后人称为“超越性”的人类共同理想。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达到“大同”、“小康”的核心概念和解决办法。比如,从个人出发的“仁”、“恕”,从国家设计出发的“礼”、“和”。而在《礼记?礼运》中那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描述,不但被孙中山、毛泽东奉为圭臬,且已铭刻于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成为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名言,表明他对周初文化设计的认同。史称“汤武革命”中的“武”,就是指发端于周原农耕部族周武王伐纣以后,完全变革了殷商的文化,制定了一整套以农为本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农耕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必苛求孔子没有选择工业或后现代的方式,事实上,它在16世纪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时,还引起了启蒙运动干将之一、法国重农主义的倡导者魁奈的特别赞扬。而孔子身处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怀念统一、秩序井然的太平盛世,所以“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成为后世尤其是近现代不少人士诟病的话题。此为后话,不题。
一般认为,在春秋或春秋以前的文献中很少出现轻视工商的观点,相反,重视工商和要求工商各安其业的记载倒很多。孔子在《论语?述而》中甚至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说法,可见并不拘泥于业之高下。“抑制工商,驱使为农”反而是一向被认为“法家”和“中国第一位改革家”的商鞅制定的基本国策。荀子认为工商不生产财富,要求减少其人数。韩非承商、荀之说,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口号,为西汉崇本抑末的“四民说”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后文要谈,故不赘述。
倒是孔子把“仁政”作为民本思想的基石。它的首要含义便是富民,不断改善民的物质生活。他援引尧舜当年忧虑四海穷困,指出天下得失取决于民的贫富,这是尧、舜、禹口传心授的久远传统。孟子更把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加以发展,主张“为民置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固定的资产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可能具备礼义道德,实现大道流行的社会理想。这一主张,两千年后仍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所以追根溯源,“儒”与“商”并不相隔,更谈不上特别的轻视了。事实上,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贡就是鲁国的商业巨子,孔子称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还曾经“一言存鲁”,所以依然位居七十二贤的前列。
文史大师陈寅恪当年在哈佛时曾说：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以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称邪说,徒言破坏,煽惑心志,教糅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能忍为矣”。
这最后几句话,就是专指那些虽然读过书,甚至留过洋,但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谋略”去坑蒙拐骗赚黑心钱的人,无论从政还是“下海”,也都称不上是“儒”。
现今“经济”一语,原为儒家所谓“经邦济国”或“经世济民”的略语,是讲大系统大运作的。《三国演义》是妇孺皆知的小说,其中的很多观念,实际上代表着元代以来儒家观念的发展。比如“舌战群儒”一节写诸葛亮对儒家分化的看法,就颇耐寻味：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阳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愁。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
这里将“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愁。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传统文人穷形尽相,实则是对陈寿史传中说诸葛亮“以管、乐自命”,或者杜甫诗“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逻辑延伸。这几位名相,道尽了儒生后来以儒法合一、经济自许的人生理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具有自己独特的,接近于当代的经济观念。司马迁是史学上最早为孔子和儒家立传的人,也被后人视为儒家。那位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生前怎么也料想不到,被他视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社会,早于他一千八百年便奉献给世界一位杰出的自由经济思想家。当代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每每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司马迁已经懂得用“经济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重视社会的分工,认为农、工、产、渔、林业都是必要的社会分工部门,足以担当起社会的经济职能,而无须朝廷的干预。孟子曾用水的无形而自然的运动,来表征人性趋善,而司马迁却以水之流下,表征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它的作用,可以使“人各位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走下,日夜无休时”,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被人誉为“史家之绝唱”的不朽名著《史记》里,司马迁更用他的如椽巨笔写下了《货殖列传》,使作为现代企业家先驱的商人巨贾得以彪炳青史,万古流芳。作为自由经济思想家,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统制经济政策深感不满。他把设计这一政策的桑弘羊视为商品经济的罪人,不肯在他的史书中为这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列传。他认为对商品经济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从战国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中,儒家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司马迁更依据他所推崇的黄老之学,阐明了商品经济政策的全部精义,把市场看作是与天道“损有余以奉不足”相契合的自然规律的体现。千载之下,仍然使我们有仰之弥高之感。
十年前,著名学者余英时曾以《中国近世宗教于与商人精神》为题,用“韦伯式”方法讨论过类似问题,有一些相当精辟的发明,不妨参看。此外本文还包含友人王焱的一些提法,是三年前我们一起从事一个项目研究时切磋琢磨的心得。不敢掠美,特此声明。,百度影音播放器 儒与商：中国文化理想与经济实践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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