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危机中的救命稻草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 强调了经济衰退的正面影响——业绩不佳的企业会被淘汰;资金从衰败的行业撤出,转而投向新兴行业;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也会向更有实力的雇主流动。历史经验证明,对于那些有资金、有想法的企业,经济衰退可以为它们提供巨大的战略机会。
在萧条中改变历史
100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国家和企业,都能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1930年代,尽管许多企业对创新存有疑虑,但成功的企业并没有放慢创新的步伐。杜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4月,杜邦公司的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卡罗德斯,率先发明了人工合成的氯丁橡胶。在这一年,虽然杜邦的产品价格水平和销售量分别下降了大约10%和15%,但是,杜邦仍然加大了研发投入,进行新技术的商业化开发。当时,科研人员供求关系处于买方市场,加上原材料价格比较低,帮助杜邦将研发投资的花费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杜邦于1931年11月公开宣布已经发明氯丁橡胶,并于1937年正式推向市场,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截至1939年,美国制造的每辆汽车、每架飞机,都用上了氯丁橡胶部件。与此相类似的是,杜邦公司在经过大量的研发和产品开发后,于1934年发明尼龙,并于1938年推出尼龙产品。
杜邦并不是唯一的特例。Montgomery 6%;汽车工业占GDP比重从3.7%降为2.1%。
创新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困境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金融危机快速向实体经济蔓延,形成了全球经济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在美英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家,涉及房地产、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制造业等行业,并迅速波及全球。作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外向型企业,及与之相对应的供应链上的公司,在这一次冲击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危机中的中国怎么办?
不久前,一款造型可爱、设计精巧的“中国苹果”削笔刀创造了一个“业界纪录”——其一年销售超过70万件,而以往国内任何一款文具的单品年销售都没超过40万件。削笔刀,一种很常见的文具,以往市场竞争是靠价格取胜,你卖得便宜,我比你更便宜,往往因为关注成本而忽视设计。而这个模样可爱的“中国苹果”,没有任何花哨功能,只是顶着一片小叶子,既好用又美观,一下子抓牢了消费者的心。就是因为外观的创新,使得这家文具企业创下了单品年销售额1.5亿元的纪录。
其实,企业要想走出危机,赢得市场的法宝就是创新。著名管理专家、汉普管理咨询公司首席管理咨询顾问金达仁指出:“市场经济的残酷性,促使人们思考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困境,从而转危为机。为此,企业要加强市场预测分析,调整竞争战略和产品结构;要加快建立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研发体系,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
创新刻不容缓。一批坚持创新的中国企业,也由此尝到了甜头。
去年年底,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双模汽车产品,这也是全球第一款该类产品。今年1月份,比亚迪普通汽车的销量比去年增长了10%。董事长王传福说:“新产品的推出可以大大提升一个品牌乃至一个公司的形象,也因为如此,公司产品的销售大幅度增加。汽车市场早就被瓜分掉了,在同一个战场上采取同一个打法,就很难胜出。于是,比亚迪从市场、研发、机制,从整个产品的配套、整个价值链进行创新。今天看来,比亚迪在汽车领域还是100%成功的。”
比亚迪的成功,在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不是特例。日前,江苏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自主研发的“冥王星技术”投入应用,使单晶硅和多晶硅太阳电池转换率分别达到18.8%和17.2%,比目前同行业转换率高出约2%,可降低成本12%,该项技术成为尚德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撒手锏”。
在深感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创新存在严重不足。中国工业工程学会会长、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齐二石认为,目前,尽管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有所提高,但自主开发能力仍较薄弱,研发投入总体不足,缺乏世界一流的研发资源和技术知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足。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距离,而且与新兴市场国家也有一定差距。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韩中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差距为3.8年,差距最大的是钢铁和纺织领域,韩国领先中国4.1年。
坚持发展平衡的创新
虽然理论上说,把握住危机中的创新机遇就有可能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也有的企业虽然坚持了创新,却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失败。2009年6月1日晚19点57分,美国通用汽车递交破产保护申请,正式进入破产保护程序。这也宣告了这家美国百年车企,美国工业经济力量的象征正式完结。曾经的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面临重组的命运,不仅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深思——为什么?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所长蒋姮认为,通用在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是很强的,但是在制造技术方面创新明显不足,这种创新战略的失衡是导致通用破产的主要原因。
与通用不同,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设计的铱星移动通信系统失败,却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铱星移动通信系统是美国于1987年提出的第一代卫星移动通信星座系统,从技术角度看,铱星移动通信系统已突破了关键技术问题,且全世界几十家公司都参与了铱星计划的实施,应该说铱星计划初期的确立、运筹和实施是非常成功的。但铱星计划却失败了,为什么?铱星计划的失败,是一个建立在跨国家、跨组织、跨学科、跨产业的、复杂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的失败,是创新过程中诸多风险因素集合产生的结果。这也让我们明白,技术创新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市场机会与技术机会的有效结合,是正确作出创新决策并成功引入市场的能力,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体现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检验一项技术创新活动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是市场。
纵观历史,结合我国现有的国情,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自主创新,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提升公司产品开发、制造以及销售服务的三种核心竞争能力,才能使中国从“世界制造中心”转型为“自主品牌王国”。
用创新遏制危机综合症
“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螺旋向下,各国政府应急之策频频出台,给金融机构注资、政府收购垃圾资产、财政拨款刺激经济——这些政策给疲软的全球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然而从长期来看,创新才是遏制经济衰退的“不二法门”,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医治”旧经济导致的危机综合症。
金融危机终将过去,世界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在经历了危机后,也必定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科研创新要走高能效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的优势。包括完备的工业体系、巨大的用户市场、全球最大规模的知识工人、政府对创新体系的强大干预能力。
在这些比较优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当某一种新技术出现时,获得该技术的企业具有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能力,并以明显的价格优势占领国内市场,进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份额。因此,科研机构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将是应对经济变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指出,金融危机终将过去,世界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在经历了危机后,也必定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创新体制。科研院所要把握住高技术发展和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积极面向产业与企业的需求,走出一条有效支撑产业摆脱金融危机,迎接未来挑战的创新之路。
文化创新引导世界前进
在文化创意方面,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金融危机背后暴露出的是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在此背景之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及诸多的“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百衲衣”,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活价值观,通过“创新经典”进行自身文化建设的“再中国化”,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并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王如忠博士则认为,中国越来越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下,创意产业是一个逆势增长的产业。在2008年国际经济寒潮中,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却透出了令人欣喜的暖意。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统计资料来看,图书销售、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逆势发展,消费市场增加了20%左右。仅北京地区,今年一季度,由文化艺术、广播影视等9大领域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实现收入482.7亿元,同比增长21%,增幅高于第三产业3.9%。
同时,王如忠指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无法割裂的,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同时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理念和因素。他特别提到了“时空之旅”杂技表演,该剧风靡沪上,演满100场,观众10万人次,收入超过千万元。“时空之旅”所有主创人员都是世界舞台剧的专家,在制作上完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难能可贵的是,洋班底制作的戏并未照搬国外的综艺秀,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江南文化印记,是一次中国元素和国际制作的完美结合。
创业板体现金融创新
中国金融市场创新不足一直为人诟病,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很多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都是抄袭国外。然而此次创业板的推出,则可视作中国金融市场的创新之举。
中国是近年来新兴资本市场唯一推出创业板的国家,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出台的上市规则,在强化保荐责任、信息披露、快速退市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创新。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刘纲指出,在准入制度上,也就是上市财务指标上设立了两个盈利指标:一个是连续经营3年、2年盈利、利润1000万元人民币;另一个是最后一年盈利500万元、5000万元营业收入、30%的增长率。这与纳斯达克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准入设置考虑到了上市公司和股民的风险。
与主板和中小板市场不同,创业板在退市制度上有较大的创新,在退市标准中新增三种情形,并作出直接退市的规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总经理于华认为这是重大的制度创新:“这一规则将极大地降低壳资源价值,防止人为的壳资源炒作,有助于提升投资者风险意识。”
另外,由于创业板门槛低、风险高,因此在上市规则中对于信息披露有了更多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网站,开展投资者交流活动要进行网上直播等。“这些要求很细致,既可以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也考虑到降低上市公司的成本。”国金证券投行董事总经理张玉忠这样表示。
产业创新: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访上海中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邓华
作为中国成套电气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虽然上海中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陈邓华却透过这场危机,深刻领悟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自主创新已成为输配电行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中心环节。
《沪港经济》记者:作为我国输配电行业龙头企业掌舵人,你觉得这一行业面临的发展瓶颈是什么?
陈邓华:如今,我国输配电企业的特征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大企业少,低附加值产品重复生产问题严重,原国有研究院所因为体制原因,无力开发国际先进技术,致使企业规模与国际电气巨头相比普遍差距较大。
《沪港经济》记者:那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应对呢?
陈邓华:我觉得,现阶段最主要的是让研发既适合国情又能实现创造性的跨越,使“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近年来,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一直是中央的基本战略。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有道是“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服务,四流企业卖产品”,说明了企业从低层次竞争到高层次竞争的不同,也为企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从“制造”到“创造”是一种质的改变与飞跃,它可以改变单纯以依靠不再生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来创造利润价值的局面,也提升了企业整体的竞争实力,能使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道路。《沪港经济》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抛弃“中国制造”?
陈邓华:既然“中国创造”比之“中国制造”有如此众多的长处,我们就应坚定不移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应该说,“中国制造”现象的出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和企业,主要集中于非核心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这两个环节。而在产品的源头技术开发,以及终点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环节上,中国输配电企业基本上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许多重大原创性核心技术的开发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因此,中国目前还只能算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过度强调“中国制造”的繁荣兴旺,有可能掩盖了我国自主核心技术缺失、核心竞争力不足的弱点,而这可能会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沪港经济》记者:那么,如何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能力呢?
陈邓华:我认为,最终有赖于中国产业整体转型的政策思路。只有在产业整体转型中进行研发和创新,才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水平,进而实现“中国创造”。
《沪港经济》记者:立足本行业,你有什么建议呢?
陈邓华:我希望,由一两家有一定优势的输配电企业牵头,联合10家输配电企业,使研发股份化,整合政府和院校、协会资源,通过产、学、研、政一体化,招聘国际顶级专家人才和引进国际领先技术,成立企业联合研究机构。这就替代了原来行业研究院所机制不科学、分配不合理、资源不充分等旧模式,集社会之力,倾心打造一个有别于集团公司的联合舰队,抱团运作、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新跨越!这样做,带来的优势很多,如整合产业链、形成营销优势、提高融资能力、吸引人才、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等等。
当然,走产业集聚、抱团运作的优势远不止这些,有百利而无一害,可达到发展共赢之目的。
《沪港经济》记者:那么,怎样顺利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陈邓华:从“制造”到“创造”,虽只一字之差,企业需要做的却大不一样。“制造”的产品,只需要按照客户订单按时保质保量即可,而“创造”的产品,却要直接面对市场的风险——要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要保证竞争对手在短期内不能开发出类似的产品,同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
至于产业集聚区的运作模式,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比如产品销售,可采用委托销售、贴牌销售、网点代销、终端互销或统一销售等办法;在资源利用上,可实行信息共享、知识产权共享、市场共享、网络共享等举措;在利益分配上,可制定协议提成、贴牌提成、管理提成、股份提成、制定互惠标准,以各自企业独立核算为基础,旨在互助互惠、借力帮扶、公平负担;在经营管理上,集思广益、民主决策、和谐协商、友好合作、统一管理、共同进步。
中国输配电企业一路走来,实属不易,面对当前危机与风险,必须寻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眼光、胆略、心胸与决策。让我们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合力突围,我们相信中国输配电企业一定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金融创新:从人力资本开始
金融危机肆虐,经济指数下滑,当经济学家们频频质疑美国的金融模式,甚至对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产生困惑时,创新这个词已经变得十分敏感。
何谓人力资本创新变革?
我们知道,企业的改革、经济的转型、产业的重新定位,都需要创新型的变革。作为人力资源工作者,案例和经验告诉我,所有的创新,其实都是人力资本的创新;所有的变革,都是来源于人的变革。
金融创新也好,变革也好,首先是人的“改变”, 即是人力资本的变革管理。人力资本如何创新,是一个极其有内涵的课题,而人才吸纳只是一个开始。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发布的一项针对世界级企业CEO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5%的受访公司认为,人力资源创新属于企业最重要工作之一。学术专家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也都在研究人力资本管理对企业价值定位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美国人力资源专家指出,“人力资本也是一个价值概念,只有从事技术革新、技术发明、管理革新,能创造大量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劳动力,才可视为人力资本。”
创新人才何处觅?
从古至今,中庸的哲学理念,潜移默化了我们的治学、教育以及为人处世之道。我们历来推崇从众、随大流的模式,对小众群体的“不和谐”总是嗤之以鼻。最近十几年的教育,则有改变迹象,对“独树一帜,特立独行”的个性化元素开始赞赏和接纳,也因此造就了一些崭露头角的创新型企业家。
不得不说,这十几年潜在的变化,也是人力资本创新的一个过程。文化的逐渐多元化,个性化色彩的推崇,人性的逐渐包容等,改变着我们的传统思维,使得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才脱颖而出。
然而,与西方的创新变革比较,这是远远不够的。在医药领域的一次研发、软件行业的技术开发、汽车行业的产品设计等前沿领域,技术的核心还是在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垄断、主导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有良好的吸引人才的平台和政策,所以他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力资本。
金融创新,人才先行
回到金融创新,我们需要认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期待人才环境的创新。人才的引进,除了高薪资、优厚的福利待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本身的环境。优质的人力资源不可多得,优秀人才看中的往往并非直接的经济利益。长期稳健的发展、潜在的机遇、如鱼得水的环境以及适宜的企业文化,都是人才看中的重点要素。所以,我们常常会担忧,如果中国的金融企业,其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不做适当的调整,优秀的团队是否会长期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价值?
其次,我们期待人才管理方式的创新。人才吸纳之后,如何有效管理,有效使用,才是最重要的话题。海外人才的招募,如何避免潜在的冲突和文化不适,我认为先要在管理层的管理方式上创新。过去,多数国内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层级多,内部沟通协调程序繁复,导致了效率低下,同时造成了冲突。所以,需要在管理方式和结构上有所创新。
再者,我们期待人才的自主创新。金融危机下,机会确实存在,危机造成的市场突变,对人的应变能力、战略思考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等,是一次全面的考验。如果固守原有的思维和管理模式,很难有所作为。
眼下,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全面变革的状态。所有改变的前提,是人心的改变,是思维的创新,这是创新文化的根本所在。
作者:
埃洛耶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百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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