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部分人先富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早在1978年12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发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后来他把“一部分工人、农民”扩大为“一部分人”。他在1986年9月2日接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改革初期,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这成为我党改革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应该说,当时提出这些思想是源于平均主义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挫伤而提出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平其实有多种含义,可以理解成平均主义,也可以是收入要因效率不同而不同,还可以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等等。在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的公平被单纯理解成了平均主义,多劳少劳都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当时提出效率优先是一个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突破口。
但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政策是隐含一定的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正当的劳动。哪部分人是允许先富起来的呢?这没有特指,可以是工人,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国家公务员,更可以是科学家。凡是正在为社会作贡献付出劳动的人都是允许先富起来的范围。有些人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二者是不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贪官污吏及投机取巧者的暴富变成情理之中,而在这种思路下靠诚实劳动却很难富起来。允许一部分真正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人可能不多,而让一部分人靠行贿受贿、投机取巧先富起来的人却不少。实际上,让不该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是对真正应该富起来的人的剥夺,是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2、按要素分配的思想
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继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首次以党的报告形式正式确认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为解决困扰人们已久的“剥削”悖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必将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按要素分配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同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存在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制形式,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排斥这种分配方式。按照这种分配原则,归不同主体占有的生产要素,一经投入,都有权利对产生的新价值提出一份索取权。所以,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按要素分配”,将会极大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的积极性。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两种不同的分配观,并会导致两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的实施会由于人们能力和抚养人口的不同而造成不同劳动者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按要素分配的实施则会由于人们拥有要素的质和量以及市场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往往导致比按劳分配更大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要素分配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按要素分配的性质,它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
二、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共富
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困难的抉择。旧福利经济学也曾经提出过效率优先的问题,即在资源配置上要追求效率。新福利经济学也强调效率,认为为了追求效率可以牺牲一些公平,但是如果影响到社会稳定,也可以牺牲一点效率,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替代的。马克思经济学没有专门去讨论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但是在马克思的论著里面可以看到,他是强调公平的,强调收入分配要按照价值论的指导思想来实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贫富差距悬殊。
如今我们面对的是经济高速增长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和谐现象,尤其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已经搞了27年,“十一五”时期应该考虑让广大的老百姓更加普遍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发展,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蒙·库兹涅茨对美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至20世纪50-60年代100多年历史的考察,提出了收入分配倒“U”假说,也正是说明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应有的特点。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任务应该已经完成了,中国应该提倡一个共富的时代了。
邓小平在1986年9月2日接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指出：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十六大也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五中全会《公报》中,除了提出将继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外,还表示将“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了公平,《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开始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倡导公平与共同富裕的思想必然受到全国广大市民特别是中下阶层的欢迎,改变贫富悬殊,倡导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贫富悬殊严重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尽快改善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注重效率,更要注重公平,以保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指导炊组词 思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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