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原则,以及“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迄今还有一些人对本轮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一些人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经济现象,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产能过剩矛盾会自动化解；还有人认为,我国产能过剩并不严重,现在的产能过剩现象是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了阻止新进入者进入和挤压竞争对手而有意低报产能利用率数字的结果。本人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些观点,主要原因是对本轮产能过剩矛盾的性质和特征缺少科学认识和把握,对本轮产能过剩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化解难度前所未有
所谓产能过剩,直观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具体地说是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值的经济现象。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分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轻工业产能过剩,2005年前后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主导的产能过剩,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
从范围上看,本次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扩大。2005年前后,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不仅如此,本轮产能过剩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其中光伏行业2013年产能利用率在60%左右,多晶硅、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不到50%。
从产能过剩程度上看,本次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7月对我国1990年到2011年产能利用率的估算,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产能利用率稍低于80%,而2011年产能利用率已降至60%左右。
根据国际经验,一般产能利用率80%～90%较为适中,而低于80%意味着存在产能过剩,而低于70%则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剩问题,那么我国60%的产能利用率说明我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美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即使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仍有66.8%,目前保持在78%以上。
国际环境空前严峻
本轮产能过剩是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大背景的。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使得工业产能对外需具有很大的依赖性,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使得我国外需不振,再加之人民币升值,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在一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纷纷制定制造业的振兴规划和扶持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制造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本质是智能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随着近些年数字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在工业生产中的大量应用,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逐步减少,少量 “知识型员工”对大量“简单劳动力”正逐步进行替代,劳动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也随之上升,这意味着我国长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将被压缩。
实际上,从整体国际竞争格局看,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成本更低的发展中邻国从低端与发达国家从高端的双重挤压,我国需要通过创新能力、劳动者素质、产业配套环境的全面提升来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前,会造成大量投资挤压在低端制造领域,形成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因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和竞争格局下,试图依靠外需来化解产能过剩的难度前所未有。
“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
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一般是在工业化中期,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经济体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其中,日本在1951年到1971年间平均经济增速为9.2%,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到199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8.3%,韩国在1977年到1997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6%,而中国大陆1978到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9%,连续30多年经济平均增速接近两位数。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我们认为,2010年以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在工业化后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虽然也有经济学家预计我国还会保持8%以上的增速20年,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速度已经步入7%～8%的区间,不可能继续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速。
这意味着虽然之前两轮产能过剩都是随着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化解,但本轮产能过剩,再试图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化解,已经几乎不可能。
随着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已经是工业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任务是由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从大到强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从以前的相对过剩转为现实的绝对过剩。也就是说,以前周期性产能过剩可以慢慢通过长期需求消化掉,但到工业化后期后,许多产业需求最高峰值已经来临,不可能再有长期需求慢慢把峰值吸收掉了。例如煤炭行业,预计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峰值应在2015年,到2017年原煤消费总量会降低到35亿吨左右,而我国目前生产和在建产能为55亿吨,产能绝对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又如钢铁行业,一份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均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达到国内钢铁消费峰值,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年度钢铁消费峰值大约为0.6吨/人左右,如果按照我国2013年年产7.8亿吨的粗钢产量测算,我国人均粗钢消费量已接近0.6吨,逼近发达国家钢铁消费峰值,我国钢铁消费已接近饱和水平,这意味着内需层面很难实现爆发式增长,短期内难以消化2亿吨左右的过剩产能。
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看似简单的产能过剩,之所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有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的原因,也有市场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亟待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
产能过剩,如果仅仅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可以通过逆周期的经济调控政策来消化,但如果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但这将更加困难和需要更长时间。
在我们无法彻底转变GDP导向的政府业绩观的前提下,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主流”,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就难以遏制,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旧的过剩产能难以被消化,还不断产生新的产能。
例如,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0-2012年,3年全国共淘汰炼铁落后产能约8300万吨,但2011-2012年,两年全国新投产炼钢产能约1.25亿吨,新增产能速度大于落后产能淘汰速度；电解铝产能2012年达2765万吨,而2013年新投产与即将投产的产能又有200万吨,西部地区在建产能还有约1000万吨；水泥产能2012年达30亿吨、熟料产能达18亿吨,而2013年上半年又新投产水泥熟料生产线32条,新增熟料产能3800万吨,在建熟料生产线290条；平板玻璃产能2012年达到10.4亿重量箱,而到2013年9月底,国内浮法玻璃累计点火新生产线24条,又新增产能11550万重量箱。因此,本轮产能过剩的化解绝不仅仅是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而是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简政放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理解上述四个方面本轮产能过剩的特征和性质,我们也会认识到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面对上述挑战和压力,如果产能过剩矛盾得不到化解,在微观层面,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大量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等现象；在宏观层面,环境问题会日益严重,系统性经济风险会加剧,有可能进一步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本轮化解产能过剩的意义。
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不是单纯的限制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一堆空洞数字。化解产能过剩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一系列综合治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更深入地看,它还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化解产能过剩不是权宜之计,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建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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