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对外担保相比,内保外贷增加了境内机构反担保环节,境内银行资产安全得以更有效保障。内保外贷通常由四方参与：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境内银行与其境外分支机构。随着形势发展,经营内保外贷业务的境外银行已从境内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发展到其他国际性商业银行。
内保外贷兴起
内保外贷业务由来已久,但由于之前对外担保政策严格,该业务并不多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的出台,放宽了政策的限制,同时人民币跨境交易的推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内保外贷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促成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的内在动机在于形成了企业、境内外银行三赢的局面。
首先,从企业层面看,可观的本外币利差和升值下的汇差为该业务套利提供了可能。如目前国内人民币存款年息3.5%,而海外美元贷款利率约3%,海外人民币贷款利率约3.5%,一个流程下来,如人民币每年升值5%,套利空间在6%左右。具体来说：
1内保外贷可无偿使用银行资金,甚至获得财务净收益,产生“钱生钱”的资产生利效应。企业在利用内保外贷方式融资时运用了这样的公式：本外币利差收益+人民币升值收益境外贷款利息,即不考虑融资后的贸易、投资收益,仅利用本外币利差和人民币升值,就能从中生利。如某重工有限公司与银行签订5250万美元的内保外贷合同,期限为2011年5月17日到2011年12月30日,境外银行为新加坡工行。2011年5月17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6.5108,企业将5250万美元贷款折合成人民币34182万元汇入境内。2011年12月30日贷款到期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6.3009,购汇归还5250万美元需要33080万元人民币,企业便获得套汇收益1102万元人民币。
2建立境外“资金池”,资金使用更为便利,并巧妙避开管理。由于国内银行对企业使用人民币信贷资金的规模和流向控制较严,境外投资又面临立项审批、周期漫长的问题,不利于把握投资机会。企业便开始建立境外“资金池”,这样,境外资金可随用随付,便于迅速锁定大宗贸易或境外投资项目,同时还可绕开国内诸多监管,利用境外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大大增加资金使用自由度。此外,境内外资金可在我国跨国企业进行体内循环,实现企业内部资金的有效配置。从事进口业务的企业尤其重视资金的即期使用,如紧俏型大宗商品国际行情瞬息万变,需要随时把握商机锁定价格,而境内银行开立信用证最快也要两至三天,经常因此贻误战机,增加了企业的市场风险,使用内保外贷方式建立境外“资金池”便大大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充分增加资金收益。如对从事大宗商品进口业务的企业而言,资金使用周期一般约3～4个月,一年即可周转3～4次,境外资金使用总体收益大于境内。
3从银行层面看,一是在存款大战白热化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笔大额存款,对银行的吸引力巨大。二是带来银行国际业务结算量,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例如仅保函费率收入即可达合同金额的0.5%～1%；且要求境内母公司交纳100%人民币保证金存款,无需承担对外担保的资金风险。同样,境外银行在境内银行最高等级信用保证下将贷款放出,也不存在资金风险。还可以给银行带来一笔合同总额千分之三的手续费收入。三是有利于境内银行拓展海外市场。内保外贷业务结合内地银行和境外分行的合作优势,在境内外联手共同服务于境内外跨国集团公司,对境内银行拓展境外市场意义非凡。
此外,从管理部门层面看,直接带动人民币跨境贸易业务的发展。为促进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管理部门大力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的发展,内保外贷业务能有效促进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
由此看来,内保外贷类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从技术层面看具备一定合理性,如此“三赢”结果当然促使银行和企业共同推动此项业务的发展。
直面四大困境
在当前国家支持“走出去”政策下,大力发展内保外贷业务有助于帮助境外企业融资,但当前内保外贷业务发展面临瓶颈,在促进该项业务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完善外汇法规,加强资金监测。
困境一：当前内保外贷业务发展面临的瓶颈。一是银行对开立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等内保外贷业务审批时间明显长于一般贷款业务。二是内保外贷业务使用面狭窄。银行只提供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间办理内保外贷业务,若境内母公司存在资金困难或反担保能力差,境外子公司就难以通过该业务获得资金支持。有的银行开出的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须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消的反担保,有的银行要求境内母公司提供全额人民币保证金存款或用实物进行抵押。三是中资银行与境外分支机构之间开展此业务,并实行额度控制,若境外子公司所在地无国内中资行,将很难开展业务。四是境外银行对境外借款人的财务经营状况有严格要求。如果境外借款人的财务不规范,财务指标和经营状况不理想,即使有境内银行的保函作保证,也难以获得授信额度。
困境二：谨防内保外贷业务内外债转换成为异常跨境资金规避通道。对内保外贷业务结构分析不难发现,所谓“内保”是由境内银行对境外银行的信用担保和境内母公司对境内银行的反担保组合而成,这使得境内企业的信用风险与境外子公司资金的具体使用产生了强关联,一旦资金链断裂,境内银行、境内母公司将先后承担偿付责任,其债务责任可能转嫁国内,形成对外实际支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收取的保证金现金比例通常为40%～100%,非现金比例最高可至60%。众所周知,境内机构所交保证金现金部分往往仍然来源于境内银行信用贷款,如此环环相套,一旦取得贷款的境外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在投资或贸易中出现问题,境外风险就会转嫁至境内。
困境三：弱化宏观调控效果。假如企业通过内保外贷等融资性对外担保方式进行资金跨境联动,即可将境内银行非信贷贸易融资额度置换为境外信贷资金,并且不受信贷投放规模限制,这无疑稀释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根据标普的计算,2012年上半年,香港给内地企业的贷款已达香港银行全部贷款的20%～30%,到年底则超过40%以上。这些资金将借助各类渠道流入境内,弱化目前的货币政策效果。目前,国内对于境外融资资金流入境内缺乏有效的监测,而且对于资金流入境内的用途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困境四：汇率风险较大。在人民币兑美元较贷款时升值的情况下,国内企业获得汇差收入,海外银行获取一笔贷款利息,国内银行获得人民币抵押定期存款的使用权及相关收益,各方均有利可图。但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企业套汇落空,从而有可能放弃质押给国内银行的人民币定期存款,而将境外借来的外币据为己有,不再履行还款合约。国内银行不得不将人民币备用信用证承兑给境外银行,但境外银行收到的却是贬值的人民币,遭受损失的风险。此外,融资性对外担保业务通常以定期人民币作为保证金,间接占用境外资金,相当于外债与人民币贷款置换,在人民币升值期间,使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无疑更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境内非金融企业法人可以通过反担保方式规避直接对外担保的严格限制。
政策“放”与“管”
外汇局既要鼓励融资性对外担保的金融创新业务发展,又应积极研究制定对外担保融资业务的风险防范措施,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加强对境外融资后资金境外流动及回流的监管,力求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目标。
完善法规,为银行和企业合理需求松绑。修改《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简化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履约登记手续,放宽银行核准额度,从政策面真正支持企业走出去。
加大拓展内保外贷业务,支持境内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内保外贷政策宣传力度,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指导银行大力拓展内保外贷业务,提供更优质的内保外贷产品和服务。对有实力、信誉好的跨国公司,主动上门宣传内保外贷政策,支持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海外业务。
鼓励产品创新,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鼓励银行在对外担保管理的有关要求下,合法、合理、合规地发展产品创新,将跨境人民币和内保外贷业务相结合,稳步开展境外企业人民币融资,加快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
统一本外币跨境交易监管。目前,人民币跨境交易带来人民币信用证业务、人民币对外担保等迅猛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只要符合居民与非居民交易原则的就形成跨境业务,根据外债的定义,只要居民对非居民形成的负债就是外债,而不区分本币还是外币表示。因此,信用证业务、对外担保业务等应统一监管步调,本外币业务一并监管。
完善贸易融资统计制度。建立境内进出口企业境外关联公司报备制度。加强融资性履约业务的非现场监管。外汇局应重点加强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履约登记管理,要求银行按月上报融资性保函、质押等内保外贷业务外债登记表和相关数据,增加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等内保外贷业务履约统计监测分析,密切关注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履约后续资金流动动向。对境外关联公司建立报备制度。
加大对内保外贷套利资金的监测管理力度。外汇局可从银行获得以全额保证金形式签订的内保外贷业务信息,包括金额、境内外利差等数据,全口径监测套利资金变化趋势。当发现个别企业从事异常内保外贷业务时,应及时向银行和企业预警,防止境内资金通过此渠道外逃。
加大内保外贷履约风险的防范力度。银行应重点加强对境内母公司和境外子公司资质信用和资产负债的审核,重点防范关联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进行跨境资金运作,特别对经营业绩较差的企业要谨慎对外开立融资性保函和备用信用证,以防风险转嫁给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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