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晓夫,美国管理学博士,终身职正教授。2008年至今任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海外特聘院长、教授、博导。同时担任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斯晓夫博士是我国较早从事管理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一。赴美后曾师从世界著名管理学家John B.Cullen。共发表英文学术论文几十篇。目前是英文SSCI管理核心期刊——美国国家管理学会期刊和管理研究期刊编委。
提供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战略来指导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大航海时代取得成功,这是职业管理学家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新沪商：斯教授,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斯晓夫：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师从上海交通大学杨锡山教授和上海工业大学胡钟京教授,两位恩师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我在1991年与1996年取得MBA学位与管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国外几所著名的商学院任教和任职。2004年,作为MBA中心主任成功领导美国宾夕法尼亚布鲁斯堡大学管理学院MBA通过了AACSB的资格认证。目前只有不到20%的美国管理学院通过了AACSB资格认证。
就学术研究来讲,我也经历了比较广的领域。出国前,我是上海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的讲师,从事的是在工业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到美国之后长期注意并研究成熟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回上海后我始终在思考,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换过程中,从新兴经济到成熟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我国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应该怎样改变才是最有效的,并且成本是最低的。
新沪商：听说您还是一位优秀的财经专栏作家。
斯晓夫：不算是财经专栏作家。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当时香港有中国管理背景的教授并不多,因此我每个星期都为香港的报纸写文章,谈论我们国家的财经、管理教育的热点问题。前后发表过100多篇文章,主要是在《香港商报》上面。现在很久不写了。
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新沪商：您担任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海外特聘院长以来,说得最多的是“管理学家的职业精神”与“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这种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怎么体现？
斯晓夫：关于提倡管理学家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这并非标新立异,也不是自我标榜。因为管理的水平与社会进步直接相关。因此,作为一个管理学家的职业要求之一就是要从管理的层面来研究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当然,打铁须得自身硬,我认为中国大学的管理学者和教授的成长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博士毕业后集中注意力做基础研究、学术研究,以论文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从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中感悟和逐步建立一种管理学人的职业精神。在提升到副教授以后的第二阶段,管理学者和教授应该要找到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如何为社会做贡献的结合点,更多地尽到一个管理学家的社会责任。现在我们的管理学院,年轻老师在第一阶段花费太多的时间做盈利性的横向课题,它的好处是研究联系实际,以及经济上的回报。但问题是这种成长模式使我们的老师很难做出一些具有世界共享性的研究成果,也无法使我国的管理理论水平得到真正提高。这也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本管理研究期刊被列为世界SSCI期刊目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历程,客观地说,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已经过去,水深了,石头也不容易摸了。全球化以后,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收购行为一波接一波,这证明了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了风险与回报并存的大航海时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有一些好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有一批应对不确定性情景的战略高手,以及有一批经验丰富、擅长海战的舵手,他们必须适应在大海中的航行,清楚大航海时代的行进方向,明白大航海时代对于中国与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从而提供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战略来指导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大航海时代取得成功,这是职业管理学家的使命和社会责任。
大航海时代的定义和特征
新沪商：大航海时代的提法很有新趣,应该怎么去定义和理解这个概念？
斯晓夫：大航海时代源于15世纪的海上探险,原本是一项危险而耗资巨大的工程,最初作为一种贵族活动受到一些欧洲王室成员的倡导。但是当探险队将他们发现的第一块陆地据为己有的时候,海上探险就与殖民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有利可图的大事业。
第一个大航海时代在欧洲各国为瓜分殖民地不均而进行的连年混战中结束,但最终开启了在东西方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的西方从此开始对东方占据优势的新纪元。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竞争的内涵也产生了变化,在全球经济和高新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大航海时代的企业竞争在比新大陆更加辽阔的领域进行。美国管理大师达·维尼1994年提出的亢奋竞争理论——也有翻译成“超优势竞争理论”或“动态竞争理论”的——很好地概括了大航海时代的核心特征。就是说,当今企业处在一种优势迅速崛起并迅速消失的竞争环境中,如果想长久地占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拥有核心科技、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否则,竞争优势就会断裂。从根本上说,核心科技、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是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企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可能会因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变化,也可能因为高新科技的进步而变化,深谙亢奋竞争理论、保持最高效率的公司还会战略性地破坏现状,使自身从一个暂时优势迅速转移至另一个暂时优势,而超越原有的竞争模式,让竞争对手无从赶超。
大航海时代的成功要诀
新沪商：您的意思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之下,不得不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航海时代？成功的全球化企业到底有什么共同特性？
斯晓夫：确实如此。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进入这个大航海时代。
在大航海时代,我们要从一些在相对长时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企业身上,学到它们的普适性成功要诀。我认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高新科技,全球化企业应该追逐三个方面的成功：经济上的成功、战略上的成功和组织学习上的成功,由于它们的重点不一样,因此这三个成功应该形成一个互补系统去共同支持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
先说经济成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就是30年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模式不是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城市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模式,而是通过允许国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国外技术的模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使中国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中得到了好处,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一是出口带来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二是我们在市场交换资金与技术的计划中,失去了市场,虽然得到了国外的资金,但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得到它们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我们的企业比较普遍地存在缺乏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的问题,但出口的急剧下降又迫使我们的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可见,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其次,战略上的成功。中国要获得更持久的经济上的成功,必须要研究战略、运用战略于经济领域和商业实务,并且要取得战略上的成功。然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似乎声音很大,譬如热衷于讨论V字型,L字型经济复苏模型,但却无法掩盖缺乏战略内涵的实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前不久说中国正试图以处理短周期的方案解决长周期的问题,“所做的都是短期的刺激计划,但不是根本上的改革”,中国经济在目前阶段对世界经济也没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三,组织学习的成功。组织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匹配,这是经济或战略成功都都难以做到的。大航海时代企业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与易变性决定了它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与成功都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产生了一批很好的产品,已经在国内打出了响亮的品牌,但在国际市场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企业与环境不匹配。因此中国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在组织学习方面要艰苦努力的地方不少。
美国金融海啸缘起危机战略
新沪商：至今仍然有人认为金融海啸是美国人为制造的一场危机,而其中就隐藏着危机战略的运用。
斯晓夫：信不信由你！我们应该知道,危机对强者永远是机会,对弱者永远是灾难。美国在战略危机的设计和运用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当美国发现情势已经发展到不能安稳地度过危机的时候,制作与策划新的危机往往是一种最有效的战略与变革。去年更早的时候,大量次贷问题暴露,美国人觉得这次银行的问题大了。为了挽救金融业与国家经济,美国人最终选择了出奇制胜的危机战略,他们利用更大的经济泡沫来对付眼前次贷问题引起的经济大泡沫,他们不是加税而是减税与退税,使金融海啸迅速蔓延全球。但是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对付这场危机,因为美国坚信自己是强者,它有军事力量、核心科技、优质人力资源与大学、成熟经济体系和足够的黄金储备。因此,相对很多国家而言,美国不那么害怕危机。
新沪商：听说您认真分析了美国的黄金储备问题,说来听听。
斯晓夫：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中国前些年买了那么多美金资产,而不是黄金,现在中国的黄金储备量不到美国的八分之一,这也是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不当造成的问题。
截止2008年9月的数据,美国国库黄金储备是8133.5吨,而中国是1054吨。如果按照两国的总人口数量平均一下,美国人均占有黄金量相当于中国的35倍左右。
尽管我国非常关注购买的美国国债是否会缩水,但是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学者在战略上做过严格的分析,表示美国不认为中国在目前阶段会大抛美元。所以,形成这种战略上的被动可以清楚地说明不管是企业战略,还是国家战略,中国都存在着一个战略制定和执行不够成熟的问题。
新沪商：中国企业在这个时代应该选择哪一种走出去的战略？
斯晓夫：中国企业应该怎么走出去,“农村包围城市”应该是一种切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指国家要大力支持让中小企业先走出去,逐步占领国际市场的农村地区,然后大企业走出去联合各方力量最终夺取城市的胜利。
创业教育应成为大学必须课
新沪商：说到中国中小企业创业激情不高涨,反映在大学毕业生身上是就业难,大部分大学生不愿意自己创业,是否请您谈谈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问题。
斯晓夫：现在我国很多人在讨论“保八”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保增长跟保就业中间并不是相等的。现在中国的形势是出口出现负增长的时候,恰恰与此同时,进口也出现负增长。所以,哪怕就是今天看到出口跟进口都出现大幅度的衰退,我们的“保八”有可能还是达成的。但是,保证“八”,不一定能够保证就业,为什么呢？因为当出口跟进口都出现严重衰退的时候,就业会出现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要这么看。因此在“保八”之余,如果关系到这个就业的话,我们就必须专门针对就业提出一些相对的对策。其中一个对策是创业教育。
在美国,创业教育现在是大学的必修课,怎么创业这是深入人心的。经过大学创业教育后,美国大学生具备怎么去创业、怎么寻找机会的兴趣与能力。与此相比,比如就在上海大学,老师要拖着学生去找工作。其实为学生寻找就业机会并不是老师的工作。中国大学生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面,创业精神几乎是零。肯德基做成快餐商业模型,其过程中充满了创业与创新的交织。肯德基在中国这个饮食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反过来说,鸭子比鸡的味道好。但世界上有多少地方能够看到北京烤鸭的品牌呢？北京烤鸭的商业影响能够与肯德基相比吗？
从经济层面上来看,美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的创业者,虽然也知道创业的重要性,但是缺乏创业灵感。我问过学生,你到美国来,两个星期你做什么？他说找人谈谈,参观参观。我说你还不如多研究一下美国城市的电话黄页,你可以看到无数创业的小公司。如果是美国有的而中国没的,回国创业提供这种服务或产品,这也许就是创业的机会。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没有机会。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把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的主修课并对社会开放,政府发培训券还财于民开展创业教育,它可以对社会就业问题产生很好的影响,又可以提高我国就业者素质。美国全社会失业率8%左右,这与他们的创业教育与学生的创业热情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应该选择先进制造业
新沪商：先进制造业在国外有没有明确的定义？
斯哓夫：关于先进制造业,国外并没有先进制造业这种说法或定义,在国内对先进制造业定义也不太清楚。一种说法是先进制造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的先进性；二是技术的先进性；三是管理的先进性。人、技术、管理是成功实施先进制造业的要素。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部分的代表。说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的根据地,因此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争之地。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除了内容以外,还要有战略,它应该是全球化+质量+创新。其中,全球化是趋势,质量是生命,创新是灵魂。三者需要齐头并进。
新沪商：为什么您认为先进制造业是目前中国乃至上海在大航海时代的切入口？
斯晓夫：中国企业在大航海时代追逐成功方向一定要对,方向不对,速度就失去意义。我国目前有太多的人爱讲GDP。其实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但那又有什么用呢？对GDP既要做经济层面上的分析,更要做战略层面上的分析。一个国家的GDP与核心科技、综合竞争力不匹配,意义是不大的。因此,我们的企业在大航海时代应该追求的是核心技术,其切入口应该是先进制造业。
我们看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业,它们在几十年前就曾经历了从组装至代工,从逆向开发到自主创新的一系列转变,最终凭借自身廉价的劳动力,精细化质量控制和节能环保的特性一举赢得了被欧美汽车列强霸占的国际市场。日本本土化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例如丰田生产系统原来并不先进。后来用新的质量与过程管理系统,至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先进制造业称雄世界。现在的印度也在试图通过发展制造业来发展经济。目前欧美日制造业的萎缩,事实上给中国的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而且是极好的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先进制造业来发展经济与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尤其是上海,企业基础很好,中央又批准了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上海的发展战略之一。如果上海现在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会出问题,再者,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也是不可分开来的。上海的各项条件与日、韩相近,因此发展先进制造业可以是首选之地。中国企业在这一波大航海时代的竞争,只要避免被外资热钱大量收购中国的制造业,控制中国的制造业,就有机会使我国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经济持续性发展在6%至8%以上,但不再是没有核心技术的“世界工厂”。
大航海时代的方向有了,中国企业必须寻找最短的航线,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牺牲实现目标。企业要设法找到一种战略与方法使上述的方向定下来。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很乱。“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中心需要提升,以低价取胜并占领市场的模式已经到了末日。另外,环境资源的约束也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质量是生命”这句话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点都不为过。因此,我极力主张用持续过程或流程优化的模式,从上而下地以这种模式来发展上海,乃至全国的先进制造业,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栏编辑：张镇镇 Email:zhangjian0625@shu.edu.cn,斯晓夫：管理学家面包树 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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