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2014“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安倍经济学，仍然主要是在需求方做文章，因此他不会成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日本的朝野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接下来为大家请上的是蔡昉先生做主题演讲。欢迎。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也想来听听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可能和王建谈的不一样，如果说王建通常预测的是经济周期的话，我可能关注的是经济增长，也就是更长期一些，更结构性一些。
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个两分钟，一个是做一个判断，然后做两个争论，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先问我们自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别人让我生产东西，我就创造财富，然后扩大GDP，如果别人让我做这叫需求…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劳动力的供给，资本的供给，土地的供给，自然资源，石油，能源，那么还有就是生产率能保持多快的提高速度。那么这些加起来是我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它是供给方因素。因此说我们看到了当前的供给方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说远的，远的2004年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民工荒的时候…那么接下来主流还是工资的上涨。
那么近一些2010年开始我们中国15岁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率绝对量的供给是负的，这个意味着我们长期赖以的宏观经济消失了。不要过高的估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是有影响但不要过高，那么为什么不要过高呢，比如说他们在做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把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作为一个增量，也就是说GDP每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这10%里面只有百分之几是来自劳动力的贡献，我们自己做的更低，只有8%的贡献率，也就是说10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是来自劳动力，不过于估计劳动力。影响在劳动力的质量，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积累，我们大概60%到70%的GDP来自于资本，只是说第一你要有储蓄率，因为我们的人口抚养比长期以来是下降的，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是有利于储蓄的，我们就可以把剩余储蓄起来，第二当你劳动力供给没有瓶颈，不作为瓶颈的时候，你的资本回报率才会高，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遭遇经济学的一个铁率，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遭遇到。
那么再加上有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你从地产低的农业转移到地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本身产生的是资源的重新配制效率，那么因此看下来其实我们的经济增长几乎和劳动力因素有关，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这一块，所以应该说不要低估这一点，如果没有低估的话。那么也有人说不一定，因为说我们目前处再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中，美国有什么问题，欧洲有什么问题，因此造成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我们就想争论第二个问题，经济增长是供给方因素决定的，还是需求方因素决定的。其实就像我们说巧妇没有米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实物来是一样的。那么需求是说你能不能实现了这样的增长能力以后，我能不能为你实现，但是并不是两者之间不是并列的，不是同时存在的，供给和需求供给决定的。
因为供给可以决定需求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很旺盛，我们也有积极性，体制因素在不断的解决，那么我们潜在增长率会很高，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又很穷，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但你如何实现10%的增长速度呢，但是并不是说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而是我们在低价格上，质量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这个因素我们创造了世界的需求，这是我们供给方的因素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外部需求是在那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不去日本，不去亚洲四小龙，而是到了中国，原因是说我们的供给方因素决定了我们在这些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而有国际竞争力，所以我想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由供给方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人口红利消失了，供给方的因素变了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了，因为劳动力不在无限供给了，资本报酬递降就会发生，那么我们生产率从配制这种生产率的空间也减少的情况下，那自然潜在增长就会下降，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测算这个，也做一些小的修改，但是总的判断是说从十二五开始，因为我们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就消失了，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入到了十二五时期，因此在十二五时期的15年里面，因此这个是正常的，是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10%的增长速度，这是自然的。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年里面我们也实现7.7%的增长速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我们知道中国政府，能够接受这个数字，因为过去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温总理不接受8%的增长速度，但是现在看李克强总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仍然和现在的实际增长率是相符的。我们也知道过去温总理说，我们至少要保8，是因为我们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我们就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保持就业的增长，就会加大失业率。那么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没有看到失业率的提高，事实上失业率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官方报的一个是4.1%的登记失业率，如果你要看调查的失业率并不会比这个数高，去年上半年李克强总理在经济时报上的文章是5%，如果是5%的话也应该是最低的一个，再加上你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增长速度与失业率相比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数字。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你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是相适应的，如果潜在增长率非常充分发挥出来，如果现在两者是一致的话，我们没有周期失业，而摩擦性的失业永远可能是会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也都知道。所以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失业，也就没有居民收入大幅度的下降，因此我们这个增长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正面看，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速度。
那么从反面看，如果我们不追求我们还追求越快越好的话是很危险的，那么日本失去的25年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零增长。如果他的物价是负的话还可以有一点增长。原因是什么呢？90年是个什么年份呢，大体上在90年的时候日本消失了它的人口红利，跟我们2010年的发展阶段是一样的人口红利在不断的下降直到消失的过程中，它的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认识到你的潜在增长率你可以向欧美国家一样，保持潜在增长率有一定的速度。如果从来就认识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是靠外需，他就可以说我唯一能够解决的是内需，内需短期之内，那么没有办法，迅速的上去，因此靠投资。因此用刺激投资的方式把钱发出去，如果投在实体经济上企业的回报率可能低，所以他不愿意干，不愿意干怎么办呢，给补贴。那么你创造出的结果是没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形成了僵尸企业。第二是我投在基础设施上，后来发现日本相当于当时的发改委，他发现说这个钱拨下去了，因为不能到位，如果经济没有那么大的激励，基础设施也就不需要了。那么他就怀疑这个钱哪去了，其实哪去了不见得是被人家贪污了，就是巨大的流动性都流向了虚拟经济，理财产品，去炒国内的房地产，各种各样的泡沫经济由此而形成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说到一定的时候说有泡沫一定的有泡沫，泡沫之后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的问题是供给方因素，是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包括今天的安倍经济学，仍然主要是在需求方做文章，因此他不会成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日本的朝野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
那么我们正好有日本这样的好老师，我们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接受比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好处的，那么改革增长是什么关系呢，不是说我们可以牺牲一点速度可以推进改革，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改革，至少这样的改革目前没有共识，我们要的改革最容易推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改革，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那么我们做过一个模拟，如果说我们的劳动参与，也就是说劳动率供给，能够有一定的提高，潜在增长率可以直接东营的提高，如果全要素增产率可以有一定的提高，潜在生产率甚至可以有一比一的提高。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既可以让农民工更加稳定的在城市落户，那么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还可以让农民工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保持我们资源重新配制，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同样也提高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户籍制度就是一个一时三鸟的典型例子。
所以结论就是说今天的减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用刺激的办法去应动的，接受这种增长速度，我建议我们今年的增长速度完全可以继续接近在7.5，甚至到下一个5年计划中7%也是可以接受的。
(责任编辑：DF010)
,蔡昉：一般纳税人标准 安倍经济学仍在需求上做文章 不会成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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