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
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种种摩擦，南海争端、网络安全、贸易失衡等使彼此信任缺失。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新书《不平衡：中美关系的互相依赖》(Unbalanced:The Codepe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中，对中美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 那么中美现在是否正面临“七年之痒”？
罗奇在书中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出于不同原因迅速结合。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泥淖，因此，中美两国都需要突破现状才能发展。在最初阶段，中美坦率地向对方寻求帮助，通过努力解决各自问题确保经济增长以及双边关系的稳定。罗奇认为，这不过是当时的权宜之计，是出于“方便的婚姻”。
而在过去30年中，中国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方便”而产生的依赖关系就开始不稳定了。中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尤其依赖于美国的需求。美国也依赖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及庞大的储蓄。双方的依存关系逐渐加深，但也出现了局部失衡、互相埋怨等实际冲突。那么中美之间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再一次寻求平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最近在纽约专访了罗奇。
美国尚未适应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本书里，您谈到了“互相依存”这个概念，这有点像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谈到中美关系时所说的“Chimerica”的概念。
罗奇：是的，的确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他所说的是两个国家联盟关系的建立和瓦解，我指的是两个国家因为需求走到一起，从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互相依存的互惠状态。当中美两国通过互惠发展经济，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会高于可持续水平，基本面的调整应当跟上这样的高速发展，我觉得中国正踏上调整基本面的道路。
日报：的确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其中提到在2013年，虽然中国的投资增长依然迅猛，但家庭收入增幅大于GDP增幅，服务业增长水平也高于GDP。这是一个好兆头吗？
罗奇：这表明中国正踏上产业调整的道路，但是才刚刚开始。这是个好事，不过前面的路还有很长。但同时我也非常担心，美国一再告诉中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改革”，但实际上美国却已经非常适应原来的中国：中国的制造商运来廉价商品，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我们买到更多东西。中国的出口商为我们提供资本，抵消了美国的存款不足。
如果中国更多地消费本土产品，并将存款更多用于国内建设呢？美国还没有开始转变，到时候怎么办？这是我在书中想要强调的问题。的确如你所说，弗格森谈到了相关的内容，但我觉得他没有详细地分析两国关系，即这种关系是怎样变化的以及对双方意味着什么。
日报：您提到美国并没有开始调整，我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有人质疑美国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但这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罗奇：没错，我们喜欢消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旨在振兴资本市场，希望人们多花钱，其他的一些政策也旨在鼓励消费。我在书中将美国形容为“最终的消费者”，是众多消费者造就了美国梦。我将中国定义为“最终的生产者”。这两种模式都不是可持续的，生产者需要多消费，消费者需要多生产。中国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我们没有。
日报：这也是我所想的，在此次危机之前，美国有历史上最低的储蓄率，但是依然鼓励消费。我完全没有看到政策方面有什么改变来鼓励储蓄。
罗奇：我完全同意。这正是问题所在，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如果一方改变了，对另一方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存钱，指望中国为我们存钱，一旦中国改变了，那对我们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后果又是什么？这是我在书中想要强调的。
日报：中国现在仍然购入美国国债，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资金，国债收益率保持很低的水平，目前为止这种关系似乎还维持得很好。
罗奇：是的。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正在从以储蓄供给模式转变为储蓄吸收的模式，过去的储蓄供给美国人，现在的储蓄用来支持国内社会保障发展。但是仍处在调整初期。随着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健全，中国的家庭会觉得储蓄没有原来那么必要，收入转向消费。储蓄率会下降，外汇储备水平会下降，中国市场上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也会下降。
日报：美国需要做些什么呢？
罗奇：首先美国需要减少负债，政府需要修正财政赤字，这两项双管齐下，企业和政府储蓄率就会再次上升。美国的国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此重振美国的竞争力，加大制造业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就像我所说的，我们会越来越向生产者发展。当然我们也会消费，但是不会像现在花的钱比赚的多。
日报：您是说在未来，美国将致力于多生产多出口，出口将在美国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
罗奇：是的。经济仍然会发展，只是我们不能总是入不敷出。
中美出现“信任赤字”
日报：中美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双方的不信任以及摩擦在显著增多。我注意到您在书中把中美之间的关系比作婚姻，您觉得是因为“七年之痒”的原因吗？
罗奇：我们可能正处在“七年之痒”的这个时期。最近中美摩擦不断，包括网络黑客、国土安全、重返亚洲等，双方财政部也都再次提到了汇率问题。现在中美关系中有许多出现“信任赤字”。6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我觉得这是互相依存深化的结果，当两个人太互相依赖彼此，他们都认不清自己，出现问题时只知道责怪对方。
日报： 现在好多人似乎都对中美关系不看好。
罗奇：我觉得现在是中美关系近25年来的冰点。
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困难的时候，或许不会继续恶化。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比如，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东海以及南海问题就孕育着中日或者中美危机加剧的可能。最近刚出现威胁两国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网络黑客。
日报：这却不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发展方向。中美两方都变得强硬，希望对方让步。有很多人担心这种策略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罗奇：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两国应该专注于修补这种关系，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过去的35年间都维持得非常好，但是现在却陷入了危机。
日报：您提到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也给彼此创造了机会，这是好的一面。
罗奇：我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中国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尤其对服务业的需求将带给美国巨大的商机。我们有很成熟的服务业公司可以参与到中国的转型中。
我觉得中国服务业将会在2025年前增长120亿美元。其中35%~50%是可以通过贸易途径完成的。我们是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经济，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机会。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成隐忧
日报：回到您说的美国应该增加出口的问题，美国可以出口服务业。
罗奇：是，这又和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关。如果想出口服务业，我们必须能接触到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想投资也必须能接触到我们的市场。我们在共同努力的双边投资条约旨在打开各自市场的大门。一年前我们做到了，但是这次毫无结果。他们将所谓外资禁入行业名单的讨论推迟到了2015年，两国都不急着建立公开市场体系。
日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此没有什么帮助吗？
罗奇：此前我在上海，与自贸区的高层领导见面。首先，负面清单很长；第二，它的运行方式非常复杂；第三，我觉得运营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自贸区的建立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快。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实施起来还有一定困难。
日报：中国经济放缓，前景是否让人忧虑？中国政府推行的微刺激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地方债问题？
罗奇：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稳定在7.5%左右。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会从10%降低到7.5%？在我看来，这是中国领导层正促成中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改革。
以服务业为领头羊的经济总是发展相对缓慢，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率增长更高，这正是中国现在的状况。服务业第一次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第一位。去年，中国服务业的GDP占比从3年前的43%上升至46%，虽然增量不多，但是上升趋势明显。
排在第二位的制造业占44%。虽然服务业占比只比制造业高出2个百分点，但是GDP每增长1%就能多创造30%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服务业带动的经济在7.5%的增长速度下与制造业以10%的速度增长创造相同的就业机会。
中国正逐渐从增长缓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服务业，中国正需要这样的转变。但是，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很重要，债务增长远比房地产增值速度快。我觉得中国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会用将来四五年的时间。
日报：人们都很担心，如果我们推迟解决问题的时间，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甚至会是一场灾难。
罗奇：去杠杆化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实现：循序渐进、一步到位，或是置之不理。我觉得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尤其对房地产。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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